的情形，集中地反映了韩国人的活力。
在日本绝对看不到这样的情形，在南大门市场，我甚至不止一次地忘记了自己身在韩国，还以为是在中国。
那天，当我因为想买一个旅行包而向一家卖包的店内张望时，一个看上去4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猛地抓住我的手腕：“同学，要买包吗？这里有好的！”尽管是大白天，这个穿着黑色皮夹克的男人口中，却喷着浓浓的酒气。在旁边放着的椅子上，有空洒瓶和明太鱼片以及盛辣白菜的盘子。
喝了酒之后招呼客人，无论是在中国或是在日本都是很少见的，所以我感到非常不舒服。于是草草地看了一下包，没有中意的，就客气地笑笑，想去别的店看看。当那男子明白我不打算买他的包时，面部表情瞬间僵硬了：“喂，你以为这里是随便参观的地方？”他口中那酒味与辣白菜混合在一起的臭气扑面而来。看当时的气氛，如果我也是韩国人那种好斗性格，我们立刻就会打起来。但因为我是特别不善于当面与人发生冲突的人，所以没有向他解释不想买的原因是什么。
“杂种，没有喜欢的为什么还要进来看？”
站在旁边的身材魁梧的中东朋友Y忍无可忍，便开了口：“你这人，买不买是客人自己决定的，不是你决定的吧？你有什么不满的？而且，不是你让我们进来的吗？不是你硬拉，我们能进这种店吗？不懂得服务，就在家喝烧酒吧！”
面对留着胡须、身高一米八并以流畅的韩语滔滔不绝地发表言论的Y，那个男子一边说“算了算了”，一边不停地挥手向外赶我们。而最后听到的依然是那句“杂种”。“韩国可真是十八层天堂（十八在韩语里与杂种一词谐音）”，Y以中东人特有的幽默口吻说道。
韩国人用得最多的“十八”一词，正是这个“杂种”之意。来到韩国的留学生，充满讽刺地将韩国戏称为“十八层天堂”。
2。在金浦机场入境审查时受到的粗暴待遇
金浦机场是韩国的大门，然而从机场出入境审查人员的口中，也会非常自然地说出“十八”这个词。1997年夏天，我和弟弟手持出版社的邀清函，到达了汉城金浦机场。因为那天飞机晚点，想到出版社的部长已经在机场等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心里非常着急。
办理入境审查手续时，对日本人和韩国人都很容易地盖了章，只是对拿着中国护照的我们兄弟俩，像审问似地盘根问底，花了好长时间。与我年龄相仿的30岁左右的审查官，在电脑上查着我们的名字。因为花的时间太长了，我就用韩语问了一句：“姓金的那么多吗？”可是这句话问糟了。那个审查官随后说出的话让我非常吃惊。
“你这混蛋，开什么玩笑，少废话！”
我惊得目瞪口呆。在国际窗口，代表国家的公务员，对访问自己国家的外国客人（并且是同胞），用这种大韩民国最高级的恶语来“欢迎”，令我无论如何无法理解。恐怕世界上任何—个国家都不会有这样骂人的审查官，况且我并没有说什么过分的话。
我真想将护照朝着他的脸扔过去，“你说什么？你这个混蛋！你不能好好地说点人话吗？”可又一想，跟素质这般低下的人生气，不值得。
一个外国留学生，尤其是来自不富裕的中国的同胞，问一句话都令他无法容忍，只能理解为是韩国特有的官僚主义歧视病的产物。我将这番遭遇讲给了在候机厅等着我们的部长之后，当过军人的部长非常气愤：“怎么这么混蛋，我去教训他一顿！杂种！”这位部长也脱口而出“杂种”。
3。世界第一的“粗口大国”与世界第一的“粗口小国”
韩国人在骂人时和中国人如出一辙，中国人日常使用的国骂“操”，将其直译就是韩国人常说的“十八”。和中国一样，韩国也是世界上粗口格外发达的国家。相反，日本人很少说别人不好，所以粗口词汇极为贫乏。如果说韩国有什么比日本发达，那么当数粗口了。当然，我这样直率地评论，韩国人又会骂我： “这个杂种！”
我有一个中国朝鲜族朋友，曾在韩国、日本、美国及塞班岛出过劳务。除了日本，即使工作做得很差，也从来没有被骂被打的时候，唯一在韩国从事体力劳动时，数不清有多少次被韩国人骂得狗血喷头。
来到韩国的中国朝鲜族异口同声地说：为什么韩国人会那么性急、骂人？在韩国与故乡同胞见面时，经常是一边喝着烧酒一边听他们这样谈论。
读渎韩国和中国的报纸、杂志登载的朝鲜族同胞的杀人事件，以及去过韩国的朝鲜族同胞写的亲身经历，就会发现韩国人在贬损朝鲜族的时候．肯定会出现低俗的粗口：“这个杂种！”“这个混蛋！” “傻瓜！”“这个畜生！”等等。
曾经轰动一时的佩斯卡马号杀人事件，就是因为中国朝鲜族不堪韩国雇主的非人待遇，而将韩国人杀死。发生这样的恶性事件，我并不感到意外。最近在韩国，过去经常自我吹嘘的说法：我们是“东方礼仪之邦”，换成了“我们是文化国民”。虽然“文化国民”这个词代替了“礼仪之邦”而招摇过市，但他们的行为与“文化国民”太不相配，叫做“粗鲁国民”也许更贴切。喜欢骂人的高丽人在全世界恶名远扬。韩国人是不是该停止“十八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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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读书的“文化国民”
1。因为经济不景气而不再读书的韩国人
最近在频繁往来于韩国和日本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有关读书的有趣现象。因为从事比较文化的研究，所以我对中日韩三国的出版业尤其感兴趣。在日本一周总要光顾几次书店。去韩国时，最感兴趣的也是书店。只要去书店转转，就会对一个国家的读书情况及文化形态一目了然。
我发现尽管日本经济持续不景气，但书店的客流量并不见减少，书籍销售量与以往一样。而在韩国，自从经济危机发生后，书店的顾客骤减，据说书根本销不出去。
由于我在韩国出版过几本书，因此与某出版社的社长和编辑交往较频繁。1998年去韩国时，我参照日本的情况，认为韩国虽然经济不景气，但书的销量应该不错。听我这样说，他们认为这是个好消息而满心欢喜。 满怀着期待，他们精心策划并出版了很多好书。可是仅仅半年后，出版社社长打来电话，声音非常消沉无力：“现在韩国出版业情况非常糟，书店根本卖不出去书。如果说过去能卖十本的话，现在能卖一本就不错了。国家崩溃了，我国国民与书绝缘了。”
当年8月份我去韩国亲自验证了那位社长的话。当时的情况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糟的。市场不再期待有什么畅销书，书店和图书馆冷冷清清，与日本形成了显明的对照。日本即使在持续不景气的今天，仍然出现了不少畅销书，国民将因工作减少而多出的闲暇时间都用来读书。日本人没有工作就钻进书店，而韩国人没有工作就钻酒店。一个是通过读书来抚慰心灵，一个是借酒精来麻醉神经，对比多么鲜明！
2。比较日韩电车中的读书情况
在《没有日本》一书中，田丽玉写道：“在电车中没有一个日本人读书，都在打盹。”从我的经历来看，这完全是信口开河，胡说八道。这种骗人的日本见闻，污染了韩国的出版界。
以我在日韩两国间了解到的实际情况来看，田丽玉的话不如说是韩国的真实写照。如果在韩国的地铁中实地留心观察，就会发现，在一个车厢中虽然有看报纸和杂志的，读书的人却非常少。与日本相比，比例要小得多，这是不争的事实。
1998年夏天，来日本广岛观光的汉城女子高中学生的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曾经在书中读到日本人在电车中打盹，其实有很多日本人在读书呀。”韩国人的“看不起人”在国际上恶名远扬。经常有去过中国的韩国人对我说： “中国人根本不读书。”最后一定会加上一句：“韩国人是喜欢读书的文化国民……”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人的读书状况。乘坐列车时，中国人肯定会携带两样东西：一是喝茶的茶杯，一是书。一边啜着热茶、嗑着瓜子，一边埋头读书。这是典型的中国人的形象。
在看不起别人之前，是不是该首先检点自己的行为呢？对韩国人的读书量，曾有过全球化的比较统汁。1989年的调查结果在今天看来，也许数据老了点，但对了解读书情况，仍有参考价值。
根据对18岁以上的1500名男女进行的“韩国人读书状况调查”，在——个月内除去周刊、月刊杂志之外，读书的人为32％，与1987年的调查数据相比下降了5％，而这个数据与同期的日本人的读书率58％相比，竟少了26％。
说到读书量，韩国人一年只读3．75册（除去教学参考书，则为1．96册）书，而美国为9．1册，远远高于韩国。以上虽然是10多年前的调查数字，但韩国人现在的读书状况处于“最低潮状态”，所以专家认为，只会比这个数字少，绝不会比这个数字多。
3。自我吹嘘为“文化国民”
不仅如此，韩国总统也因为不读书而成了国民嘲笑的对象。前总统金泳三就因不读书而出名。他在国内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很多发言、演说，都暴露出了他的幼稚和无知，受到韩国媒体的严厉批评。我们再把目光投向中国，中国的政治家几乎都博览群书，博学多识。众所周知，20世纪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读书大家。毛泽东在其著述中所引用的古今中外经典著作中的精彩篇句之多，甚至可以将其汇编成辞典。同样，如果将金泳三的幼稚语言及误用成语汇编成册，恐怕也会成为畅销书。
我1998年与泛友社社长、韩国出版学会会长尹炯斗先生聚餐时，尹会长深深叹息道：“连总统都是这个样子，更何况国民呢。”也有人提出批评：单纯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