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第16部分

像19世纪初一样，一种机械的唯物主义再次把我们包围。在这个新世纪的门口，我们遇到了比尼采、柏格森更尴尬的状态。他们倡导的是人的生命中意志的作用，人的创造性。他们希望借此战胜上帝的缺席与人的精神的消沉。而今天呢，面对早已泛滥的技术革命，我们却陷入了某种乐观。1917年，德国人施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写道：“技术正在成为我们新的圣父圣子，我们渴望得到它们的拯救。”今天，这句预言成为部分现实。网络科技与生物技术正在让我们陷入一片狂喜之中，我们说，我们正在迎接一场改变历史的革命。所以，我们也忘记了人的准则是什么。我们已经习惯了没有上帝的日子，而技术对我们的渗透已经让我们足够麻木了。今天，重要的不是在这里探讨什么人的非理性成分，或者那些软弱的情感，而是实实在在的NASDAQ指数，它的每一点攀升都意味着更多的财富，人的精神在这些财富面前几乎不值一文。

美国的塞拉扬公司宣布人体基因已经基本破译完成。宣布这条新闻的当天，生物科技在世界各交易市场急速攀升。因为这样技术意味着可以重组生命，这过程蕴涵着怎样的财富。而MIT的科学家们，也正不知疲倦地在试验人与机器之间互换的可能。尽管互联网世界的geek们宣称乔伊斯是他们的鼻祖，因为《尤利西斯》是超文本文件的典范。但是，他们忘记说，意识流追求的是对人的记忆的展开与延伸，而互联网则是将记忆扁平化，尽量压缩情感丰富的可能……

同样是世纪的交接，没有哪位人文学者站出来为人的逐渐萎缩的精神世界代言。倒是科学天才比尔·乔伊（Bill　Joy）在新技术杂志《连线》上撰文道：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死胡同，各种技术正在把人类逼向死亡。在短暂的轰动之后，人们遗忘了这种警告。此时，回望一个世纪前的喧嚣让人感慨。或许，马修·阿诺德所说的过渡时期正在结束，我们已经适应了遗忘内心世界的生活。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上个世纪写道：“在1910年12月左右，人的本性改变了……”现在，这种变革可能更加深刻和令人绝望，可是没有人表示悲观。

燕园的记忆

我的师兄梁遇春

阳光打在我床上，睁开经过充足睡眠而兴奋的双眼透过北京污染严重的空气，我看到了淡蓝的天空。多美妙的早晨，但是我不愿意起床，大四了，我要让自己习惯赖床，尽管课已经开始，那个满头黑发的教授已经带领我的同学穿越爱因斯坦扭曲的时空观，去体会相对论的玄妙了。

懒洋洋地斜靠在床头，翻开《梁遇春散文》，我想我被拽回到20年代的老北大，我看到一副瘦弱身材、满脸懒散的年轻人。他把赖床变成了艺术，他认为以他十几年学习的经验来看，最大的益处就是“迟起”，因为“唯我独尊地躺着，东倒西倾的小房立刻变成了一座快乐的皇宫”。他不遗余力地实践着该艺术，即使毫无睡意，也要坚持在床上胡思乱想。他甚至还煞有介事地列举了迟起对于人生帮助的若干理由，这些理由对于现在的我具有如此的说服力，以致不得不压抑住上课的心，继续无所事事地躺着。

只活到27岁的梁遇春一点也不像流星划过天空，他的光芒不刺眼，而是舒缓柔和极其惹人亲近的。躺在床上，我似乎看见穿着长袍的梁遇春在沙滩上缓慢地踱着方步，一脸快乐的流浪汉的闲情。他推开一间教室的大门，在鸦雀无声中，背着教授的白眼和同学的惊异，溜达到最后一排，翻开《伊利亚随笔》，有一搭没一搭地扫着。

林语堂曾经说老北大的风格类似牛津式的散漫，在这种宽松自由中，学生的创造力与个性得到充分的舒展。梁遇春可能正是这种精神不遗余力的实行者。闲散从来都是智慧的温床，法国谚语说“闲暇生艺术”，或许法国的艺术的确是在那些遍撒街头的咖啡馆孕育出来的。汪曾祺在回答问题“为什么西南联大在八年内培养的人才比建国后几十年的都多”时的答案是“自由”。他那时在大学里的生活是：白天大睡，晚上去泡图书馆，率性自我。因为远离明确而功利的目标，他们放纵自己的心灵四处游荡。

多年后，我行走在已经变得匆忙不堪的校园里，目睹两旁的人去努力争夺他们或许根本不需要的东西时，我无法不想念那个小伙子。20年代的人喜欢说“我的朋友胡适之”，90年代的我，却总是想说“我的师兄梁遇春”。在一片TOEFL的书海中，手持一卷《梁遇春》有着莫大的快乐。

这个不用功的师兄，好读书却不求甚解，他坚信读书和写作都是为人生服务的，生命本身高于一切。于是，他让自己的生命恣意生长，让自己的性情尽兴发展。所以，为了更多地享受生活中的阳光，他放弃了对于具体成就的追逐。拥有天赋之才的他，只留下了薄薄的小册子，这肯定要被斥责为“懒到家了”。

我不喜欢那位“为了某种自己都不明所以的事业”而存在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他觉得人的生命是为了多年后的回忆不至于惭愧而存在的。这种想法伤害的其实是生命本身，生命原本是件单纯的东西，我们活着，快乐着，欣赏着这世界，这就足够了，而无须某种外表的物化实在的成功来证明。正如我的那位七十年前的师兄，他赖在阳光明媚的床上，他逃课，他无所事事地读书，然后，在情感出现时，通过笔端释放成文字……

傍晚的阳光

很多年后，我都会记得1996年初夏时的夕阳。它成30度角无力地穿过北大四院的一间门牌号为103房间的糊着破旧报纸的窗户。我坐在那疲软的阳光下，听着对面孔庆东很少间断的谈话，谈话的内容涉及政治、文学或许还有生命本身。内容我几乎已经忘记了，留在我记忆里的是他谈话时激昂的语气不会消退的气势。

那时候，我常常激动，常常伴随着他的愤慨一起愤慨。那时候我大一，我一直怀疑，如果没有那个夏天，我会成为另一个我。也是那个夏天，孔庆东用他的特有的言谈方式有些粗暴地灌输给我他认为的“北大精神”，甚至还有他的“北大沙文主义”。他常常用与他年龄不相称的情绪给我讲述他眼中的现实，并且对于我心中曾有的某些崇高的东西进行无情地嘲弄，我也是从那段时间里，才对我的生活环境，乃至我习以为常的历史，产生了另一种理解。对于一颗刚刚进入大学的年轻的心灵来讲，那种震颤是惊人的。我常因为听了他的某种惊人言论而胡思乱想一个晚上。后来我迷恋于《往事与随想》里的赫尔岑少年时的经历，因为同样是稚嫩的心灵遭受颠覆性变化的情景。

理想主义与趣味性是他在那年给我最大的影响。他那时候喜欢开玩笑说：“在北大里扔下一颗炸弹，中国将倒退50年。”这种北大情结一直影响我到现在。我夸张地以为，我们肩负着国家的未来，≮我们备用网址：。。≯并且在他给我讲了许多这个世界的阴暗时，我激动得像30年前的同龄人一样要去拯救这个国家和世界。因为他的影响，我翻阅了所有关于五四的记载，我渴望像当年我的校友一样去呐喊，去影响这个国家。因此，我对于我周围的环境产生了无法抑制的厌恶感，那些没有激｜情没有责任的同学令我痛苦，而且在更多的时候，我在他们眼里变成了一个奇怪的人。在夏日的夜晚，我向室友表达我对社会的义愤，迎来的是沉闷和不屑。我也从那时起，强烈地觉得大学应该是“务虚”的，应该追求那些缥缈的理想，因为这个年龄的血是最热的，束缚也是最少的。

孔庆东出身底层，并且屡遭挫折，我有些奇怪，一个读书读到博士并且已经结婚有了孩子的人，怎么还和别人分享一间宿舍。但是，在这种环境中，他依然表现出惊人的快乐。这种快乐，是他始终旺盛的生命力。他可以用他的生命力消解那些不幸，他对于生命中的趣味性有一种迷恋性的尊重。他总是告诉我要在最痛苦的生活里寻找快乐，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正如他的经典陈述：“啥都是个乐子。”他的宿舍门口贴着歪歪扭扭的剪报，比如一张陈冲的肖像旁是烟台的“专供出口”。他那时候常常给我讲他的大学生活中荒诞而可爱的一面，《47楼207》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我通过他的叙述，对张扬的个性产生了近乎崇拜的情绪。在四年的大学生活里，我始终刻意放纵自己的意志。孔本人喜欢说：“80年代并非完美，但是比起现在，实在是神话。”这让我对80年代产生了一种精神故乡的情结。当然，现在的我常常觉得，他的玩笑过多地消解了他的文章的力量，这或许是无法避免的吧。

在那个夏天过后，孔庆东完成了他的学生历程，变成了一位讲师，也离开四院的那间破落的宿舍。而我们再见面时，他也不会像那时一样激｜情地给我讲述他的想法。而大一时的充满求知欲的心态也逐渐远离我。我觉得，我们之间越来越陌生，是否是因为成熟，我对于他的文章和观点也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相异观点。而大一时的激｜情常常令现在的我觉得不可思议，却无限怀念。心灵真正年轻的时间其实很短，我在很短的时间里遇见了孔庆东，沐浴在那疲软的阳光下，我倾听着他的激｜情，并让自己热血沸腾。

午夜日记

一

午夜的时候，我和室友从那家小小的有点肮脏的叫“未名”的餐馆里出来，我们吃了什么，喝了什么，又谈了什么，这一切都无法留下印象。每次来到这个地方，我们的想象力就匮乏得让人痛苦，那几份不上15块的菜被点了又点，那几种牌子的啤酒，被不厌其烦地灌来饮去，那几个身材不错的姑娘的名字，被廉价酒水淹得花容失色……

像往常一样，我们走出这个地方，让自己的肉体暴露在午夜时的北京西郊的污浊空气里，而灵魂呢？我们知道它藏在一个最隐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