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鞋、运动鞋乃至拖鞋共同发出的与地板有节奏的接触的声音是极悦耳的，而且身处其中你就会有一种自然的冲动跺动双脚，然后大讲堂里就会有或会心或狂热或扭曲的笑声。面对此情此景，你会从内心深处生出一很是奇怪且强烈的情感：北大真好。我怀疑那些对北大有着至情至爱的人并不是因为北大有多少名师或有多大的影响力，而是因为生活中这么多琐碎却亲切的北大所独有的现象使他们在很多年后依旧充满依恋。
除了电影，校园演出也是大讲堂最常见的用途。校园内的通俗音乐演出水准当然是成问题的，但气氛实在是有趣。北大的十佳歌手是每年评比一次的，也是那次演出，是我第一次听到了嘘声。我不知是怎样从狭窄的门口拥挤进讲堂内的，只记得人很多，有票的和没票的人都试图通过查票员那一关，我还记得一旁有人喊：有没有共产党员，去和看门的人商量商量，把门全打开。所有的人都哄笑。大家就开始使劲地撞击门口，每个人似乎在这期间已经找到了比演出更有趣的事。最终人还是如潮水般冲破了一切阻碍。在人潮涌入大讲堂内的瞬间，我想这一定比西进运动更为壮观。演出开始时，我就开始听到了嘘声，开始是零星的，但当校领导开始他的祝贺词时，嘘声就变成一片海洋了，每个人都表现出莫大的反感。我在这第一次听到用两片嘴唇发出的如此奇妙而且壮观的声音时，我竟有第一次听到崔健的音乐那种强烈的兴奋，我怀疑北大人其实并不喜欢嘘声，只是愿意沉浸其抒发个人意志与情感的放纵之中。
在一片嘘声和乱哄哄的吵闹声中，我看完了演出，其实从始至终，我根本就没有留心过歌手在唱什么，我只是用我的心随着人群的欢呼而叫喊，随着他们的站起而站起，随着他们的嘘声而嘘声，自始至终，我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参与意识与喧嚣感。在大讲堂中的感觉就如置身于强烈的摇滚乐演出场所里，你始终是躁动不安的，你始终可以感受到自己是年轻的，你始终可以感受到那种生命中原始的活力与冲动。我想北大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有很多人抱着和我类似的看法，我也常觉得大讲堂内的躁动与嘘声也暗示着北大还是充满着生命、抗争和希望的。倘若有一天在大讲堂内看演出，却是四周一片僵死的寂静，该发出与不该发出的声音都消失了，我不敢想象北大此时已经是一个什么样子了。当然，大讲堂内也会有高水平的演出，比如盛中国的专场，那时的大讲堂内也是一片专注与倾心聆听的，穿着很破的夹克衫和运动服的年轻人有着衣冠楚楚的音乐会上所具有的一切礼貌和修养，北大是在该安静的时候就能表现出安静。
大讲堂拆迁前夜，似乎是一场什么告别演出，海报是极煽情的标题“告别大讲堂”。我看到题目时，怅然若失，我在北大仅仅呆了一年，大讲堂却好像已经成为我心中的某种标志。我想我已经习惯了看到三角地最东边的海报上所贴的影讯了，我也习惯于每周在那个舒适的空间里并不舒适的椅子上看一部老片子，我甚至开始喜欢了那个精神上有些问题却总是热情地向你介绍最新电影的疯癫的老人……
遗憾的是那场演出我没机会看了，我在物理大楼边摆弄着天平边想那里会不会有人哭……
未名湖的诗人，静园的歌声
传说中未名湖是以淹死诗人著名的。在那些才情卓越的时代有很多才情卓越的诗人，他们喜欢在未名湖边散步，他们的眼光是迷离的，他们的举止是痴狂的，他们的心是敏感脆弱的，他们可以感受到常人无法感受到的美……那是一个白衣飘飘的年代，那时的未名湖是诗意的。但是这是一个饿死诗人的年代，北大里已经没有诗人了，北大里只有写诗的人。写诗的人往往是穿着干净得体甚至奢华的，他们一点也不诗意，他们甚至可以说是很现实乃至现世的，他们的油滑令我害怕，他们不懂得欣赏美丽和诗意，他们也不喜欢诗意的流浪，他们的精神安定懒散，他们只是喜欢卖弄文字，喜欢把自己包围在后现代与后殖民主义的话语圈内，固执地摒弃圈外人士。他们已经把诗歌变成了一种专业术语，有点像我看的物理公式，非专家是吃不消的。
所以我开始害怕诗歌，不自觉地排斥诗歌。我也坚信，这个滑稽喜剧的时代和周围死般的寂静是孕育不了诗人的。况且我向来认为诗人必然是充满流浪气质的，安定的人是成为不了诗人的。
我的楼上住着两位据说是诗人的中文系才子。我听说他们都喜欢喝酒，他们喜欢在傍晚时坐在窗台上迎着落山的夕阳，手里拿着啤酒与一块钱一袋的花生米，目光呆滞望着远方。我觉得那样挺有诗意。我后来看见他抱着一箱子啤酒瓶子下楼，我问起他是否有这种经历，他笑笑说那是大一的时候了，他现在在写畅销书，以每天两万字的速度制造文字商品。我开始对诗人失望了。
再后来，我参加了一回未名湖诗会，那次是纪念戈麦的。在当时还没有拆掉的一间二教的教室里，我看到了前20年加在一起都没那么多的怪人，很多人的面孔让我想起了金庸笔下的南海鳄神之流的人物。我觉得确实有一些诗歌的气氛。
先是一些诗人朗诵了一些戈麦的遗诗，他们的朗诵水平很低，有一位来自清华的女诗人，从她披头散发的样子看，是有几分诗人的味道。仪式快结束时，我前排的一位大汉站起来，声若洪钟地喊道：“朋友们，我叫马哲，我为你们朗诵一首自己写的诗，好不好？”然后教室内就是一片笑声，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简称马哲）是我们的必修课。他的声音很大，他的热情很足，他的诗写得太差。他刚坐下，他身边的留着长发有着一张粗糙狠毒的脸的仁兄又站起来，他的目的是展示他的长篇诗《杀人者》，我一边听着他可怕的声音下更可怕的文字，马哲在一旁热情地解说那是他的代表作，具有多么前卫的意义。那首长诗读完后，他的热情又迫使他急切地展示他的另一首代表作，还好，他被请下台去了，我偷看他的另一首诗的名字是《强Jian犯》……
那次诗会完全败坏了我对诗歌的兴趣，听师兄们讲每年的未名湖诗会都是一次群魔大乱舞。诗人已经没有了，那么歌手呢？
北大图书馆前的草坪曾经是一片歌声的；初夏的傍晚，夜悄悄地笼来，于是吉他声就会响起，于是歌声就会传来，于是我们就会陷入或伤感或激昂的心境之中。这时候，天是暗蓝色的，月是皎白的，浅绿的草在愉快地生长，年轻的心在一起歌唱……
这是高晓松利用他的才情与经历营造的那个校园时代。但走在今天的校园里，他的音乐常给我恍如隔世的感觉，他离我是那么遥远，他属于过去的死去的时代，那是一个白衣飘飘的时代。北大图书馆前的草坪已经被瓦砾与灰尘覆盖，歌者都移师静园，其实大多消失了。低吟浅唱的人都不见了，剩下的是利用草坪背单词的人。草坪上没有了音乐，于是也失去了生气，甚至连那里的草也都已经枯败。
偶尔，你也会在早已寂静的校园里听到歌声，那是一种久违的声音，那是深夜的静园里，我听到了有人在唱崔健，他的歌声和琴弦声在潮乎乎的死寂的空气里激荡、飘扬着。我的心瞬间就被感动了，我的喉咙里就有冲涌而出的声音：“我就去你妈的，我就去你妈的。”后来我们成了朋友。
他让我知道了北大的音乐的存在，他现在组合了一个摇滚乐队，取名重水，重水确是一个很摇很滚的名字。在张信哲流行的年代，摇滚是滑稽的。没有批判力与抗争性，就不会有摇滚。他激动地对我说，他们在忙着排练与学习，他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使更多的人认识摇滚，他一直觉得摇滚是年轻人的音乐，摇滚才能表现出青年的活力……
我去他的房间里找他，他的宿舍乱得让你无法想象，但我有一种强烈的亲切感。拥挤的床铺上磁带与CD和吉他占据了绝大部分空间，随意堆放的书籍、袜子与内裤让人无处可坐，这一切都让我产生莫名的好感。我讨厌那些房间收拾得有如闺房的男生宿舍，我喜欢杂乱无章的张扬的个性。在狭小的房间里，有一对巨大的音箱，他的室友向我抱怨道那音箱发出的噪音是骇人的。
他们的活动地点是那些北大附近的小酒吧，因为在校内他们会被视为扰乱秩序。在雾气腾腾、喧嚣躁动的空间里他们放声歌唱，肆无忌惮地讨论他们喜欢的音乐……他们表现自己的青春与活力、热情与不安……偶尔，我们也会一起到静园唱歌，一切我们所喜欢的音乐，从崔健到何勇到Beatles，一首接一首。音乐声中我们大笑，我们咆哮，建筑工地上的灯火微弱地射过来，天是一片死式的黑暗，周围是骇人的寂静，我们的心是前所未有的活跃与跳动。歌声过后，我们偶尔也会发现自己的眼角有湿润的泪水……
他们的第一场演出终于到来了，在海淀工人文化宫，效果怎样我不知道，但是我想那必定是极为有趣和震撼的，因为只要他们依旧有着那喧嚣的个性，只要依旧相信因为年轻就要表现自己的力量，那这就足够了……
失落的三角地
这里曾经是北大的某种象征，那几片斑驳破旧的铁板记满了历史的激｜情与无情。我喜欢听老北大人讲三角地的故事。那么一小块呈三角形的地方竟像未名湖一样对于所有北大人有着巨大的磁场引力。北大青年的青春、激｜情、理想、骄傲、浪漫，都在这块地方或者说是那几块铁板上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毛泽东的那句话“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是对三角地最常见的形容，甚至从海内到海外，都把三角地作为中国形势发展的某种晴雨表，北大人的社会参与与责任意识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据说那里经常会有关于某个问题的争论，一张又一张的笔记写满了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