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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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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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于这个上帝的信服,是因为它能迅速给我们带来现实的快乐,汽车、电话、计算机,而不需要像从前那样整天祈祷是为了缥缈的来生的幸福。¨wén。 rén 。shū 。wū¨技术是一个功利化的见效快的上帝,并且毫不拒绝地让我们纵欲。于是最终,我们必然被技术本身所异化,让自己丢失掉人类最重要的特征,就像《美丽的新世界》中元首所说的:“今天的世界是安定的,人们很快乐,他们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而他们永远也不会要他们得不到的。他们富有,他们安全,他们不惧怕死亡,他们幸运地对激|情和老迈一无所知……”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人类的快乐永远产生于强烈的对比之中。所以,所有的读者都知道美丽的新世界,美丽得不适合居住。几十年来,没有谁比赫胥黎更成功地对技术进行质疑,于是在克隆羊出现时,这本书被广泛地引用着。我们有理由感谢赫胥黎先生的想象力与阴冷的文风,尽管他营造的世界有点滑稽,离我们依旧遥远,但是,他却以他对于“人”的关注来不断提醒我们,技术给我们带来偏差的可能。

静谧的激|情

我在快速地翻阅本雅明的文集时,歌德的一句话从密密麻麻的字符中跳跃出来,准确无误地抓住了我。这个德国老人说道:“在这个躁动的时代,能够躲进静谧的激|情深处的人确实是幸福的。”我不知道这句话的语境,但语言的动人正在于它具有穿越历史的力量。

“静谧的激|情”,这个短语完美地解释了我心中一直以来隐隐刺痛的原因。对于每一个成长于90年代的少年来讲,不管是“静谧”还是“激|情”都是被遗忘的词语。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开放时代,比起每一代中国青年,我们都获得了一种空前的视野。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任何我们渴望的东西,在现代技术的帮助下,我们的青春在一个没有禁区的环境中度过。但是,这种铺面而来的丰富,也一下子让我们年轻的灵魂不知所措。

我们的生活就像网页上永远没有穷尽的链接一样,从这一点到那一点,我们无法把精力集中在任何一点上,而青春与才情就消耗在这没完没了的跳跃过程中。我们的周围是如此喧嚣,我们的偶像是互联网世界风起云涌的惊世富豪们,而后现代主义者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由偶然造成的……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失去了让自己静谧的能力。我们必须不断让自己置身于吵闹声中,不管这种吵闹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感到安全。因为没有静谧,我们必然也就失去了获得激|情的环境。激|情是以全部身心的力量,选择狭窄的突破点,才可能实现的。而我们的肉体与心灵上带有了太多的接触点,有了太多的兴奋带,所以,我们最终丧失了激|情的可能。我们可能是快乐的,但这种快乐可能也永远是不痛不痒的。

所以,我们快乐,却不幸福。幸福需要一种心灵的力量,它让你如此专注于你的兴趣,它可能是爱情,可能是理想,甚至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玩具。于是,在这个时代,我们最终沦为浮士德。在我们年轻的身体中,充满了各种知识与技能,却唯独没有了灵魂。所以,我们的身体虽然丰满,却没有脊梁来支撑。

欲望的声音

“人们听到肉体的声音,我会说欲望的声音,总之是内心的狂热,听到肉体能叫得这么响,或者能使周围的一切鸦雀无声,过着完整的生活,夜里、白天都这样。如果你没有体验过绝对服从身体的欲望的必要性,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体验过激|情,你在生活就什么也体验不到。”那个总是左手拿着烟,在18岁就已经老去的玛格丽特·杜拉斯用她特有的黄昏式的口吻这样说着。这个似乎永远陷入欲望中挣扎与绝望的法国女人揭示了本世纪最惊心动魄的主题——对真正的爱的渴望。

三年后(1980年),已经66岁的杜拉斯与小她40多岁的大学生安德烈·扬坠入爱河。无疑,从外表来看,这已经不是那个在湄公河畔、穿着安南服装的15岁少女,也不是《广岛之恋》中的那个迷人的法国女人,66岁的心灵上的巨大起伏与不断酗酒已经让这个女人的脸的确正如她自称的“面容已经被深深的干枯的皱纹撕得四分五裂,皮肤也支离破碎”。她那双躲在宽阔的黑色镜框后面的眼睛还有神采吗?但是,她的心无疑依旧强烈地跳跃着,并随时准备迎接可以击倒一切的剧烈的爱情的到来。

杜拉斯的朋友米歇尔·芒索在记述这段罕见的爱情时写道:“大学生让她把自己带到任何地方,他爱上了一部小说,他遇到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强迫他爱她,就像爱她的作品一样。完全爱她,在肉体上爱她……这个身躯在请求,在享受,几乎是在恳求:吻我吧……”无疑,杜拉斯打破了现实与小说的界限,她几乎把自己的一生投入到情感冒险之中,她不断地体验着内心的狂热,肉体的声音从她的灵魂深处撕心裂肺地传出——“爱要么是激|情,要么就什么也不是。”

她的惊世骇俗式而不由反驳的论断,每一个真正热爱生活的人都会或多或少地为此而陷入忧虑或者喜悦的思考——我们又爱过吗?这个残酷的法国女人已经锐利地刺破了我们生活的虚伪,她几乎用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不屑地问我们:“你体验过真正的爱吗。”我们几乎已经忘记了“爱”的模样了,爱要么像一个美丽的甜品点缀在我们的生活中,它在我们孤独的时候给以慰藉,在快乐的时候提供容器。在经典的描述中,爱情是那些在漫长的生命历程中互相搀扶走过的身影,是所谓的生了锈般岁月的长久“牵手”,是一个被亲情充斥而没有欲望声音的平庸生活,是有着太多的精神上的思念,却排斥了肉体声音的想象的情节……爱,被加入了太多文化的成分,被注入了太多精神意义,爱变成一种间接行为,它需要通过这样或那样的媒介来完成,它似乎已经不是两个生命之间赤裸裸的交流了,它被繁琐所包围着。不断地被这些平淡稀释成一个平面化的词语,一个丧失了立体感与强劲热量的符号……而爱,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本能,是一种毫无顾忌的生理反应。这一点,惠特曼似乎表达得更清楚,在《歌唱带电的肉体》中,他几乎是肆无忌惮地用他那底气充足的西部口音叫喊道:“而假如身体不是灵魂,那什么是灵魂呢?”而在《一个女人等着我》中,他则更直接地写道:“一个女人等着我,她拥有一切,什么也不缺/可是如果缺少了性,或者缺少了健壮男人的水分,就缺少了一切……如今我要拒不接近那些缺乏热情的妇女,/我要去跟那个等着我的人,跟那些热情的/可以满足我的女人们同住,/我看她们了解我,也不拒绝我,我看她们值得我爱,我要做那些女人的强壮的丈夫。”这个粗壮的美国的内心独白,让我感到一种强烈的生命感撞击着我,爱情是一种力量的交流,是毫无阻碍的直白。

杜拉斯无意中已经渲染了“肉欲主义”,但是普通的纵欲者其实仅仅是一种更深层的无能,他们仅仅是让自己投入一种数量之中,甚至让自己产生了麻木。而真正的爱,或者说真正的肉欲主义者,应该是对于质上的无限追求,每一次身体的颤抖都直通向幸福的宫殿,那耀眼的眩晕——正如杜拉斯所说:“每次我有欲望,我就有爱情。”

杜拉斯所渴望的“叫声”,正是对于福柯观点的回应。这位哲学家认为自工业革命以来,性的欲望已经被工业机器所压迫殆尽,三百年来,我们始终处于无法高声尖叫的压抑之中。没有比奥克塔维奥·帕斯的论述更让人辛酸的了,这个墨西哥诗人说,在20世纪的各项伟大起义中,爱情是缺席的,爱情与性被政治所歪曲,它已经不是激|情,而仅仅是一种权利。而到了马尔库塞那里,爱情与性甚至变成了一项消费品,快感成为工业机器的一部分。以至于弗洛姆要大声疾呼:“爱,是一种能力。”我们是否可以解放自己。我们学者们不是正在鼓吹一种全新的文明“信息文明”正在到来,人类将被从机器中解脱出来,那么我们的性呢?结果我们失望地看到,性在信息文明的代表工具互联网上泛滥着。我们肆无忌惮地谈论着它,把潜藏的欲望变本加厉地诉说出来。但是,我们的对象只是显示器后虚幻的对象,我们在无情地欺骗自己。我们甚至让自己的本能陷入一种不真实,这是否意味着一种更深层次的无能呢?

天哪,我们正在眼睁睁地看着我们身上最原始的激|情的消失,我们变得如此麻木,或许可能无法逃脱杜拉斯的蔑视“我们什么也体验不到!”由于缺失,我为电影《玛戈皇后》中的场景激动不已。玛戈与他的情人在街头初次相遇的片段。两颗陌生的灵魂在黎明的街头相逢,真正的爱是不需要语言的,他们靠在巴黎街头的墙壁进行生命中最本质的交流。那墙壁一定冰冷吧,同时又是粗糙与生硬的吧。但是,玛戈那张如此沉醉的脸已经说明了一切,他们的爱是不需要那些间接的方式来传达的。而在苏格兰女王玛丽亚·斯图亚特遭遇她的情人斯博韦利时,这位平日狂傲的女王让自己陷入了无法自拔的疯狂之中,深刻洞悉人性的茨威格用饱含着激|情的笔触来描写这个被情感所征服的女人,在不能自已的情欲面前,女王的身份消失了,她是一个赤裸裸的女人在等待着男人。而这位斯博韦利爵士似乎从来就不是一个精神层面丰富的家伙,他有的是他狂暴的欲望和一个雄性动物的征服欲。

一百年前,埃米利·狄金森在一首名叫《我啜饮过生活的芳醇》中写道:“我啜饮过生活的芳醇/付出了什么,告诉你吧/不多不少,整整一生/他们说,这是市价。/他们称了我的分量/锱铢必计,毫厘不爽,然后给了我我的生命所值/一滴,幸福的琼浆!”我宁愿相信,这一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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