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自从我跟上彭国梁以后，我才发现尽管他拥有政治家的素养，但他更拥有毁掉这些素养的致命劣根。他之所以能平步青云走上常务副市长的岗位，完全得益于政治素养，但是高处不胜寒，随着地位越来越显赫，难以抑制的劣根性很可能将他置于众目瞪睽之下，从而让雪亮的眼睛看清他面具下的赌徒嘴脸。赵忠的信息足以证明，眼下他的面具已经被刘一鹤撕下来，彭国梁借以得势的危险的秘密即将全部暴露出来。我是综合二处处长，也就是他的办公室主任，他一旦东窗事发，我怎么办？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自卫。我不能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刘一鹤通过赵忠向我抛来了橄榄枝，当然也可能是赵忠假借刘市长的名义，赵忠在综合二处当过处长，与刘一鹤是世交，对刘一鹤忠心耿耿，更是深知官场上的云诡波谲。刘一鹤是一个信仰坚定、视野宽广的人，不屑于蝇营狗苟，多年来却苦于彭国梁的明枪暗箭，他骨子里不可能同情彭国梁的东窗事发，但是他深知彭国梁与老领导的关系，一旦老领导同情彭国梁，出面说活，那么很可能冻僵了的蛇会死而复活。赵忠请我吃饭，旁敲侧击地提醒我，一旦彭国梁东窗事发，我只要做好老领导的工作，就可以调到综合一处当处长，这究竟是不是刘市长的意思，我拿捏不准，但是不管这是不是刘市长的意图，我都应该向刘一鹤靠拢，俗话说良禽择木而栖，彭国梁注定是一棵朽木了，我必须换一片林子。但是综合一处处长的位置对我来说太小家子气了，我曾经是老领导的秘书，按理说离开老领导时，就应该直接解决副局级实职，但是彭国梁显然是想通过我遥控老领导，辜负了老领导的期望。我已经是综合二处处长了，用综合一处处长诱惑我，这显然不是刘市长的意图，只能是赵忠为了帮刘一鹤拔出眼中钉、肉中刺而抛给我的一根稻草。不过赵忠这根稻草犹如武林高手惯用的飞针，刺痛了我的神经，他提醒我，彭国梁一旦东窗事发我必须陷入两难困境，公开投向刘一鹤，一些人会骂我卖主求荣；抱残守缺则是死路一条。命运已经向我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微笑，高傲而自负，我心中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
多年的从政经验告拆我，少数服从多数，谁拥有大多数人，谁在政坛上就是强者，刘一鹤显然做到了，他将跷跷板一头压进了大地，另一头被撅到了高空，彭国梁眼看着就要摔下去，我不能和他一起摔下去，我怎么办？我只能推他一把，踹他一脚，让他彻底摔下去，我要将跷跷板变成独木桥爬向刘一鹤，为什么是爬而不是径直走过上呢？必须爬过去，而且从独木桥的背面爬过去。这样做目标最小，人们在不经意间会发现，我已经是刘一鹤的人了。到那时候，没有人再敢嚼舌头议论我是卖主求荣，而是刮目相看我弃暗投明的义举，并且换上一副满脸堆笑的面具。为什么是面具？而不是面孔？在官场上，这些人早就失去了面孔，他们只有面具或者类似于面具的脸。置身于这种环境中，保护自己最高超的技巧就是透过这些面具看清真实的表情。
这两年为彭国梁服务的同时，我也没少研究他的从政技巧，尽管他对别人有着极强的控制力，但对自己的自律能力并不强，否则也不可能沉迷于赌台。
不过，我发现有一招是极其高明的，他一向蓄意藏身在阴影中，极善躲在暗处，他不喜欢别人窥察他的眼神、窥测他的意图，相反，在暗处他却可以看清一切。只可惜他不甘于躲在暗处，做幕后政治家是暂时的，他躲在幕后是伺机到前台成为主角。这是他犯下的致命错误，这一点刘一鹤比他高明多了，在刘一鹤眼里，只有权力的实实在在的潜能，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尽管已经成为东州市市长，但他仍然将附在权力上的花架子视若粪土。正因为如此，彭国梁一直不是刘一鹤的对手，面对真正的政治家，政客只能沦为权术的职业赌徒。彭国梁在与刘一鹤的较量中，屡战屡败，只能将愤懑发泄在赌台上。
我从他们之间的较量中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官场上水远不能做激｜情澎湃的人，否则只能与激｜情同归于尽。要善于等待、善于观察、善于自律，自律需要钢铁般的意志，无论出任何风头都可能毁掉一切，因此必须将自己的私生活和感情隐匿起来。正因为如此，尽管我对欧见贝想入非非，但从来未让想法飞出过脑袋。最优秀的从政性格就是无性格，为此，决不能受制于信仰，必须躲避任何光线，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当作天然的暗室，用惊人的沉着远远避开任何不利的情势，等着顺风再去弄潮，永不追随思想，只追随时势，因为时势是英雄的制造者。
此时此刻，残留在我身上的全部真实只有存在，存在是什么？就是独木桥。在独木桥上尽管有千军万马，但是人们能看见的只有自己，为了这个存在，我必须躲到内心深处，直到而目全非，直到一切重新得到创造。既然站在了桥上，那么一切就都属于独木桥，没有人能理解独木桥的意义，能理解独木桥的只是独木桥。为了这个意义，需要所有的脑细胞，需要所有的面具，需要所有的影子，需要所有的阴谋。
赵忠请我吃饭仅仅一周时问，“大地震”就爆发了。那天上午，彭国梁来得很晚，我去他办公室请示工作时，他无精打采地正在整理文件，废弃的文件在办公桌上足足有三大摞，每摞都有一米高，他心不在焉地一份一份地往碎纸机里塞，我谨慎地问：“彭市长，明天上午市建委搞一个棚户区改造工程交钥匙典礼，想请您参加，您看……”
彭国梁头也不抬地说：“恒达，我这两天身体不太舒服，还是让他们请刘市长吧。”
我点点头便离开了，在走廊里刚好碰上了黄小明，我见他腋下兜着一本书，便好趣地问：“小明，研究什么经典呢？”
黄小明惆帐地一笑说：“去资料室找了一本《史记》，想琢磨琢磨汉武帝和司马迁到底谁更伟大。”
从政之人谁不崇拜汉武大帝，司马迁再伟大也不过是个文人。不过，黄小明猛然冒出这种想法倒让我颇为不解，为了套出黄小明的真实想法，我抛砖引玉地说：“司马迁怎么可能与雄才伟略的汉武帝相提并论，他对中华民族的形成、文化形态的定格、政治制度的奠定影响之大，在古代帝王中首屈一指。”
黄小明听了我的话却不屑地反驳道：“杨处长，你这是在夸刘彻‘罢黜百家、独善儒术’的做法吧？以我看来这种思想上的独裁比政治制度上的独裁对民族生机的扼杀更令人发指。陈胜、吴广说得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汉武帝不过是皇权专制的独裁者，天下是刘家的，皇帝是他的工作，干好是他的职责，有什么可炫耀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史记》之重就重于泰山，司马迁置屈辱、生死于脑后，却不堕凌云之志，以血做墨，以心灵为纸，完成了被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历史巨作，更是他做出的‘重于泰山’的人生选择。司马迁之笔是千古无二的，而汉武帝虽为千古之帝，但绝非无二。更何况《史记》不仅是一部光照千古的史书，更是一部毫不忌讳皇家体面的‘谤史’，在那个封建皇权专制的时代，能有这样的勇气写出重于泰山的‘谤史’，非有大无畏的精神不可！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从来都不缺乏歌功颂德者，缺的就是批判精神。我们为什么缺少批判精神？就是以为前有专制社会开端的秦始皇‘焚书坑儒’，到专制社会末期的大清朝登峰造极的‘文字狱’，整整扼杀了一个民族的生机。”
黄小明一番宏论说得我瞠口结舌，自从我到综合二处任处长以来，尽管他给我的印象是心思缜密、出口厚重，却从未有过如此激烈的言辞。我有预感，黄小明的反常决不是空｜穴来风，大有贬政扬史之意，这不像—个有远大政治抱负的人说的话。以我对黄小明的了解，他应该是一个有着远大政治抱负的人，更何况每个人都有追求地位的本能，黄小明是绝顶聪明之人，不会看不清彭国梁目前的处境，莫非他已经有了激流勇退的打算？当初黄小明与朱大伟争着给彭国梁当秘书，两个人暗中没少较心计，黄小明虽然凭借才气和城府赢了朱大伟，但是他做梦都不会想到，他挤上了一条贼船，想必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黄小明的身份和我不一样，那可是贴身秘书，怕是有激流勇退之心没有激流勇退之命了。这可真是应了那句话：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想不到朱大伟才不如黄小明，但是命却比黄小明幸运得多。反思黄小明刚才一番话，再想一想自己如今的两难处境，我暗下决心，永远跻身于胜利者之列，绝不做失败者。
昨夜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早晨起床后还心有余悸。我梦见自己拿着把铁锹夜半时分孤零零一个人来到一片乱坟岗子，见坟就挖，挖得速度极快。挖出一具骷髅说不是，便接着挖，又挖出一具骷髅还说不是，也不知挖了多少座坟，终于挖出了一具尚未腐烂的尸体，死灰般的面孔看上去约有叫十五六岁的年龄，我刚挖出尸体的死灰脸，他的眼睛就睁开了，放出两道光，我顿时毛骨悚然地跳开，只见尸体张开腐烂发臭的嘴巴说：“恒达，你怎么才来，我都快闷死了！”声音耳熟极了，我壮着胆子问：“你是谁？为什么躺在这里？”那张腐烂的臭嘴说：“恒达，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我是彭国梁啊！不是刘一鹤让你把我埋在这儿的吗？我知道是刘一鹤逼着你害我的，你是我的人，不可能见死不救，快挖，快救我出去。”我大惊失色地说：“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便跪在地上往外挖，挖着挖着，尸体不耐烦了，张着腐烂的臭嘴说：“恒达，这得挖到什么时候，干脆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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