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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这儿，我心平气和地说：“小明，俗话说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但是，谁躲我们也不能躲，谁卖主求荣，我们也不能干这种丧良心的事，为什么，就因为彭市长对我们有知遇之恩。不瞒你说，前几天我和林永清去看了大嫂，真是太可怜，正应了李清照的《声声慢》，‘凄凄惨惨戚戚’，连林永清看了都不忍心袖手旁观了，何况你我是彭市长身边的人，不敢说拔刀相助，最起码也不能隔岸观火啊！小明，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我苦口婆心的一席话，自认为能深深地触动黄小明，没想到他沉默良久，冷然一笑揶揄道：“老许，想不到你和彭市长爱好相同啊！”
我不解地问：“什么共同爱好？”
黄小明嘿嘿笑着说了一个字：“赌！”
我一下子被黄小明戳到了腰眼儿上，有些恼羞成怒地问：“黄小明，你这是什么意思？”
黄小明不客气地说：“老许，我拿你当大哥才提醒你一句，你已经是上错了船的人，千万别为了贪图小利再投错了机、押错了宝。我说话可能难听点，在波涛汹涌的政治海洋里，你我不过是‘小虾米’，跟着稀里糊涂地瞎蹦跶什么？哪双在河边走的鞋都能把我们踩死。当然，你为彭市长两肋插刀的虔诚和义气我很感动，但是感动之余，我仍然认为你用错了地方，彭市长之所以东窗事发，并不是偶然的。我虽然也是‘小虾米’，但我是在致命漩涡里被侥幸甩到岸上的‘小虾米’，我起码懂得了什么是生命之轻，什么是生命之重。作为兄弟，我奉劝你，赶紧从‘贼船’上下来还来得及，在这个案子里没有稻草可捞，任何耍‘小心限儿’和‘小聪明’的人都只能把自己搭进去。老许，你还是学学杨恒达吧，人家早就弃暗投明了，你怎么还效仿古代士大夫搞‘愚忠’呢？就不怕成了彭国梁的殉葬品？”
我万万没有想到黄小明会说出这么绝情的话，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彭市长在岗时那么器重他，他竟然对身陷囹圄的领导无动于衷，更让我无法容忍的是他竟然将我藏在骨子里的那点心思毫不留情地抖落出来，简直让我无地自容。
我本能地反驳道：“黄小明，你说的好听，还他妈的弃暗投明，就杨恒达的行为来说，说好听点叫见风使舵，说难听点叫卖主求荣。我才耻于和杨恒达之流为伍，常言道，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小明，你和彭市长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作为彭市长一手提拔起来的贴身秘书，你不救他，天理难容。怪不得大嫂让我出面劝劝你，我现在才明白，你小子该不会做‘白跟儿狼’吧？”
还没等我说完，黄小明就哈哈大笑起来，笑毕，他将杯中酒一饮而尽说：“老许，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脚上有泡是自己踩的。随你说我什么，我还是想奉劝你一句，千万离大嫂远一点，否则，只能引火烧身，信不信由你，时间会证明一切的。我还有事，就不陪了！”
黄小明说完，起身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扬长而去。我与黄小明共事多年，他说话办事一向是留有余地的，想不到一场劫难会让他变得如此现实。大言什么时间能证明一切，那么咱们就让时间证明一切吧，你做你的“白眼儿狼”，我做我的投机分子，看看咱们谁是最终的受益者。爱因斯坦证明，时间是弯曲的，我也能证明，灵魂也是弯曲的；爱因斯坦证明，宇宙的规律是由光速决定的，我也能证明，人生的轨迹无不是投机的结果。这就是《老子》开篇庄重声明“道可道，非常道”的原困。“常道”靠经验，靠理性，但是“非常道”单靠经验、靠理性是根本无法理解的，只能靠直觉。我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悟出一个道理，这就是如果你想对世界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请不要相信经验和理性，但一定要相信直觉。正因为如此，我从不用经验和理性判断彭国梁一案，只凭直觉。直觉告诉我，彭国梁一案一定能翻过来，这才是我之所以挺身而出的根本原因。
然而不知道是我的直觉出了问题，还是天底下真有像齐秀英这种六亲不认、铁石心肠的人，林永清沮丧而气愤地告诉我，他的游说失败了。之后不久，彭国梁就被从省军区大院转移到了东州市看守所。事态明显严重了，我和林永清都自觉无颜见张佩芬，但是林永清是一个越挫越勇的人，上次游说齐秀英，两个人已经撕破了脸，既然如此，干脆就一不做二不休，林永清主动找我想办法，看看下一步怎么办，我俩在沏杯茶茶楼的包房内研究了一下午，最后决定拿起笔做刀枪。主意是我想出来的，林永清是资深记者，在圈子里小有名气，可以在中央一级的大报刊的《内参》上反映情况，我提出想法后，林永清也觉得是个好办法，只要文章在《内参》上登出来，大领导都能看到，只要引起他们的关注、重视，说不定彭国梁就有救了。想出这个办法后，我和林永清都很兴奋，只是林永清兴奋之余苦于手头素材不够，他认为这种文章不发则已，要发就连发三篇，直至引起大领导们的重视，只要上面有人说话，案子必然峰回路转。我诡谲地一笑说：“老林，你忘了我可是市政府办公厅综合二处副处长，相当于彭国梁办公室副主任，是最了解彭市长政绩的人，也是最了解东州全局的人，有我还愁什么素材，而且是最翔实、最有力的素材。”林永清一听兴奋地说：“智泰，果真如此，彭市长有救了！”
与林永清分手后，我迫不及待地给张佩芬打了电话，告诉他我给她雇了一个敢于“伸张正义”、“仗义执言”的“枪手”，此时张佩芬正在家里为一位国家权威媒体的大记者收了钱没办事而恼火，听到我的信息后将信将疑，之所以“信”是由于林永清的确是一个理想的“枪手”；之所以“疑”是由于林永清已经在齐秀英面前失败一次了，这次当“枪手”，其文章有没有力度登在《内参》上，张佩芬有些担心，为了稳妥起见，张佩芬让我去她家—趟，说是有重要事情拜托我，我怀着虔诚的心去了她家。
张佩芬见到我，还是哭诉一番，痛骂齐秀英要斩尽杀绝，非逼她家破人亡不可，谈到彭国梁在东州市看守所吃的苦，声泪俱下，哭的我心都颤抖了。出义愤，我拍着胸脯表示：“大嫂，需要我干什么，你尽管直言，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在所不辞。”
张佩芬听了十分感动，他从保姆手中接过一个包递给我，殷切地说：“兄弟，你大哥在看守所捎话，让我向你问好，感谢你义无反顾地为他伸张正义，他为有你这么个好兄弟而自豪。你大哥相信，有你这样的好兄弟奋不顾身地为他讨公道，正义一定会得到伸张。他还鼓励我，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兄弟，眼下是你大哥最难的时候，我一时半会儿离不开东州，正是用人之际，可是现在除了隔岸观火的，就是落井下石的，你是嫂子最信得过的人了，嫂子求求你，替我跑一趟北京，将这个包送给这位首长。”
说着，张佩芬递给我一张照片，照片上有三个人：首长、秘书和彭国梁。我一见照片上的首长，倒吸了一口凉气，心想，这可是一位上能通天下能入地的大领导，有这样的老干部仗义执言，何愁彭国梁的案子翻不过来！只要这个案子翻过来，我就是彭家的第一功臣，到时候何愁彭国梁不报答我！想到这儿，我内心涌出一股热流，我信誓旦旦地向张佩芬表示，保证完成任务。说句心里话，此时此刻我被自己内心油然而生的侠气所感动，想小到，我不仅是一个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而且是一个临危不惧的人。
我一连在北京住了两天也没有人跟我联系，只好打电话问张佩芬，张佩芬让我耐心等，说人家是首长忙得很，一定会有人跟我联系的，我只好又住了两天，傍晚来了一位三十出头的瘦高个，西装革履的、正是张佩芬给我看的照片上的年轻人，我验明来人的身份，他拿了包就走了。我打电话向张佩芬汇报后，张佩芬兴奋地说，老弟辛苦了，让我第二天飞回东州。从张佩芬的情绪可以判断出，只要包被人取走了，就说明人家答应帮忙了，我也从内心替张佩芬高兴。想到彭国梁可能因为我这趟北京之行的侠义之举而获得新生，我那如蝙蝠一样躲在黑暗中、躲在隐秘中、躲在孤独中的心灵忽然意识到了存在的价值，我久已萎缩了的灵魂仿佛呼吸到了早晨清新的空气而再次鲜活起来。尽管我得意的脸上闪着磷光，但是这磷光像鬼火一样恐惧着我疲惫的心灵，由于恐惧，我刚刚鲜活起来的灵魂又像一朵小花一样枯萎了，化作一团黑色的火焰燃烧着希望，希望在梦中像被撕碎的纸屑，呼啦啦地在空中纷飞，像一群蝙蝠化作夜的碎片，我用梦捕捉这些碎片，想将他们拼成完整的夜，太阳却像花环一样冉冉升起……
回到东州一个早期后的一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看报纸，林永清兴奋地给我打手机，说是《内参》发表了他的文章，让我赶紧下楼，他已经到市政府门前了。我听到这个好消息后，不动声色地离开办公室，然后迫不及待地钻进了电梯，之所以不动声色地离开办公室，是不想让杨恒达、欧贝贝和朱大伟看出来。
我走出市政府办公大楼时，林永清正站在收发室门前向我挥手，我小跑过去，示意他到市府广场上去谈，他会意地跟着我来到市府广场华表下，然后兴奋地从包内拿出了《内参》递给我，大开本的《内参》拿在我的手里，心里感到沉甸甸的。我急三火四地翻开，一篇题为《彭国梁涉嫌贪污受贿案件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