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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幻想终究是幻想，我的境遇是隔三岔五就得去次专案组协助调查，很显然温华坚、陈实和胡占发已经开口了，由于很多事情我都在场，他们每提到我一次，我就得去核实一次，我每到专案组一次都感觉心灵被炼狱了一次，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因为从专案组对我问询的情况来看，彭国梁仍然在死扛着。
由于一起被“双规”的五个人中，我是唯一被放出来的，而且经常被专案组找去协助调查，便成了很多人关注的焦点。第一个企图在我身上打主意的就是综合二处处长杨恒达。与杨恒达共事以来，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深藏不露的人，别看他平时笑哈哈的，说话办事极有分寸，但是我却始终看不透这个人。杨恒达给老领导当了五年秘书，不仅给老领导撰写了一部三十多万字的《关于尿疗法的哲学思考》的巨著，而且以身试尿陪老领导一喝就是五年，足见这个人的城府之深。我哥天天嘱咐我现在是非常时期，无论谁找我，能不见就不见，但是对杨恒达，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推脱不见。不过以我现在的身份，明哲保身的人唯恐避之不及，他费劲周折找我，要请我去西山散散心，我深知以杨恒达的城府，他这次约我绝没有“散心”这么简单。
说实在的，我从心里想见见杨恒达，一晃儿离开市政府办公厅也有一个多月了，我像一个身体获得自由、灵魂却被束缚的囚徒，最近经常做梦自己被关在地牢里，地牢犹如能工巧匠代达洛斯奉国王米诺斯之命在克里特岛上建的迷宫，我就被囚禁在其中，我估计我在公务员心目中早就由过去被人羡慕的市长秘书，变成了囚禁在迷宫中的牛头怪，这个梦提示我，每个人最终都将死于迷宫之内，区别仅在于有的人死于自己造的迷宫之内，有的人死于他人造的迷宫之内。萨特在《间隔》一剧中提出‘他人是地狱”的命题，是存在主义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写照。自从我从省军区大院出来后，一直躲在家里不想见人，就是为了避免他人的关注，但是我深知，每天晚上在灯红酒绿的餐桌上，我都是他人酒后的谈资，我甚至能想像到他们谈论我的内容，我深深地感到，自身的价值是在他人的注视下体现的，自身的羞耻感更是在他人的眼光中体验到的。他人的眼光就是我梦中的地牢，我宁愿食不果腹地自由自在，也不愿意饱食终日而身陷牢笼，然而，在官本位至上的社会里，人们早就习惯了权力崇拜，意义是权力给的，人们只有在权力的关注下才能发现自己的存在，如果没有权力给予的评价，人就什么也不是。像我这种被权力抛弃的人，就只能生活在善意的恶中了。尽管用萨特的眼光看，这是很“恶心”的事，但是存在是黏滞的，它把人粘住，就像浆糊粘在手上、衣服上那样，让人“恶心”得要命。我们都生活在这种“恶心”中。杨恒达要见我，一定怀着这种“浆糊”心理，我同意见他，也没打算带一罐水将“浆糊”洗干净，不如此就不能探明杨恒达的真实用意。
刚见到杨恒达时，我真是百感交集，情不自禁地拥抱了他，杨恒达也显得很亲切，以老大哥的姿态一边拍打着我的后背，一边说着压惊的话。口口声声说大嫂嘱咐他，让他多陪陪我。他不提张佩芬还好一些，一提张佩芬顿时引起了我的警觉，我心想，莫非是张佩芬从我嘴里没掏出东西，特意打发杨恒达来卧底的，想到这一层，一上车我就打定主意先封杨恒达的嘴。
我一本正经地问：“杨哥，你说实话，今天真是特意拉我出去散心的？”
杨恒达瞥了我一眼说：“小明，我看你是被专案组弄毛了，连我你都信不过了？’”
我顺势说：“那好，杨哥，咱们今天只看景，莫谈案子，如果你介意，我现在就下车。不瞒你说，大嫂找我，我也什么都没说。”
杨恒达怕我真下车，连忙表示决不淡案子，我当然知道他是权宜之计，既来之、则安之，我打定主意任凭你杨恒达使什么鬼主意，也别想从我嘴里掏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同时我还要从你嘴里弄明白办公厅目前对我有什么打算，市长秘书是当不成了，下一步厅里想怎么安排我，按理说我可以直接找肖福仁淡，但是回来前，邓宏昌专门找我谈话，叮嘱我让我不要抛头露面，说是这样对我的安全有好处，形势复杂，我估计肖福仁也未必肯见我。彭国梁案发前一个月，曾经当着肖福仁的面夸我是当办公厅副主任的好材料，还特意问肖福仁，以后我给他当副手怎么样？当时肖幅仁满脸堆笑地说，果真如此，他就如虎添翼了，我知道彭国梁当着我和肖福仁的面说这话绝不是心血来潮，而是迫于温华坚和陈实的压力，这两个人早就认为我和他们不是一路人，总在彭国梁面前说：“彭市长，像小明这种德才兼备的人，给你当秘书屈才了，为你独当一面倒是个好材料。”别以为这两个家伙真爱才，他们是想让彭国梁赶紧打发走我，但是彭国梁是个政治野心极大的人，身边缺的就是我这种可以做《隆中对》的人，他从用我那天起就没想让我这个秘书干长，但他也不想让我离开他太远，因此在办公厅当副主任是最适合我的位置，当时我判断他让我干秘书不会超过两年就能安排我。想到自己再熬一年时间就可以走上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的岗位，心里一度窃喜。然而，天不随人愿，命运让人记住的方式就是打碎美梦，就像将石子投入水里一样，一团涟漪过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想到这儿，我沮丧地问：“杨哥，你估计案子结了，厅里会怎么安排我。”
杨恒达意味深长地说：“厅里下一步怎么安排你，我说不好，不过肖主任当着我的面说过，小明可惜了！”
杨恒达的话看似什么信息也没有，其实已经将结果告诉我了，像我这种人不可能再有人敢用我了，谁重用我就等于告诉人们，他和彭国梁是一伙的，不是一伙的，最起码对贪官起了同情之心，“株连思维”虽然说是文化传统中的死灰，但是死灰里从来都潜藏着余温。肖福仁一句“小明可惜了”，将我心中残存的一丝希望吹灭了，西山之行如果说有什么收获的话，“官场不能再回去了”大概是我唯一的收获。不回官场我又能干什么呢？
从西山回来之后，我陷入巨大的迷茫之中。我彻底成了个像勒克莱齐奥笔下亚当·波洛式的边缘人，唯一的区别是，亚当·波洛存在的唯一理由是给每一粒沙子起名字，我唯一存住的理由是隔三岔五就被叫到专案组协助一次调查。我们都困在各自的牢笼里出不来，“好似那些染病的动物，动作挺灵巧，藏洞｜穴里，严密戒备着危险，戒备着来自地面的危险。”尽管如此，我也没有被外界全部忘记，我深知，只要案子不完，我就会经常被人想起，这是我比亚当·波洛有价值的地方，因为我知道很多东西，这些东西对许多喜欢攀登的人还有价值，尽管攀登与爬行表现为一个姿势。
杨恒达从我嘴里没有捞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我却从他嘴里得知彭国梁案发后许智泰表现得很有点“梁山好汉”的味道，当然“梁山好汉”四个字是从杨恒达嘴里轻蔑地说出来的，他骨子里的用意是“蚍蜉撼树不自量力”，但我却以为许智泰的确准备上梁山，只不过他不是因抱打水平被逼上梁山的，而是被官本位逼上梁山的。以许智泰的年龄，他如今从政的梦想不过是当上综合二处处长，然而，这个梦他盼了十几年都没能实现，自从彭国梁当上常务副市长以后，在许智泰面前画了一个巨大的饼，这个巨大的饼对他犹如悬在空中的太阳，光芒万丈地照耀着他、引领着他、温暖着他，如今太阳像泡沫一样即将破灭，这等于要毁掉他的全部梦想，他不急才怪呢！官场上的老黄牛一旦像赌徒一样押宝，多少有一点悲壮的味道。就连他找我的方式都透着执著，老伙计竟然在我家门前等了三天才堵到我。
我哥怕我闷得慌，特意请了三天假陪我去了滨海市的小王岛，我浑身散发着咸带鱼味刚下出租车，就跟许智泰进了我家附近的海鲜酒楼。我告诉他，这几天在小王岛净吃海鲜了，弄几个青菜就行，许智泰不听，愣是点了一条老鼠斑清蒸了。许智泰平时为人并不大方，突然变得如此敞亮，让我有点受宠若惊。我以为老伙计真是念及友情，专门请我喝酒的呢，感动得跟他连三杯。
没想到三杯酒下肚，许智泰以“梁山好汉”的语气开门见山地说：“小明，我这次来是专门跟你商量怎么才能救出彭市长的。彭市长对我们有自知遇之恩，直觉告诉我彭市长一定被冤枉了，前些日子我和林永清去看望大嫂，孤儿寡母的，让人看了心酸。你我是最了解彭市长的人，彭市长有难，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见死不救吧？”
危难之时，许智泰能说出如此仗义的话，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只是我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的仗义背后动机并不纯正。许智泰就是这么个看不清风向的人，在官场上混了这么多年也弄不明白权力只有在更大的权力面前才能屈服的道理。
我不露声色地问：“怎么救？”
许智泰毫不避讳地说：“你是唯一被专案组‘双规’又放出来的人，你最了解专案组在调查什么，你在里面被‘双规’了半个月，他们都问你什么了？”
我一听就知道他受了张佩芬的指使，张佩芬没从我嘴里抠出东西一直不死心，先是派杨恒达，接着又派许智泰，真可谓是煞费心机，但是杨恒达表现得并不像许智泰这么直白，杨恒达给我的感觉似乎并不关心彭国梁的命运，而只关心从我嘴里掏出有价值的东西，杨恒达是个深谙官场精髓的人，别看我俩号称彭国梁的左右手，我估计他很快就会摇身一变成为别人的左右手，因为那天去西山的路上，他口口声声称自己是老领导的秘书，只字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