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不想让自己的实力继续受到损伤。
田丰邀请察罕帖木儿视察他的军营，察罕帖木儿一点都不怀疑。虽然有部下提醒他，田丰这样的人反复无常，应该有所防备。察罕帖木儿却说：“我真心待人，将心比心，他怎么可能对我下手？”
一个人在评价别人时，其实是在照镜子。如果你是好人，镜子里的你自然就是好人。如果你是坏人，镜子里的你自然就是个坏人。一个把别人看得特别复杂的人，自己也不简单；一个把别人看得特别单纯的人，自己也复杂不到哪里去。
察罕帖木儿就是个好人，是个单纯的人，所以他只带了一个护卫，就进了田丰的军营。结果显而易见，察罕帖木儿被杀。察罕帖木儿壮烈那天，山东风云突变，泰山一颤。远在千里之外的大都，皇帝元顺帝突然说：“东南将失一员大将，赶紧派人去通知察罕帖木儿，最近这段时间不要轻举妄动。”结果使者才进山东，就闻听察罕帖木儿已死。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天人是真可以感应的；还告诉我们，元顺帝这人也是个半仙；又告诉我们，元王朝的气数到此真的尽了。
1359年年初，刘伯温走出处州城，他和元王朝缘分到此为止。放眼中国大地，南中国已成为战场，北中国也是硝烟弥漫。他只有一个地方可去，那就是老家青田。
关于他走出处州城的事，有两点补充：第一，石抹宜孙认为大丈夫应能屈能伸，不能因为障碍重重就放弃心中的理想。他的意思是，让刘伯温继续留在处州，可以给他打下手。但刘伯温已对政府失望透顶，发出哀叹：“我不敢负国，但现在的确是无所用力了。”第二，刘伯温走出处州城时，不是一个人。他身后跟着一支七百人的小兵团，这是他的心血，他必须要带走。
石抹宜孙最后对他表示出极大的尊重，在为他践行的酒会上，和他说了一大堆豪言壮语。但刘伯温沉默不语，神情哀伤。就在那天晚上，刘伯温突然想起了去年牺牲的余阙。
余阙是当时安庆（今安徽安庆）的军政长官，在徐寿辉的天完兵团的蚕食下，今安徽南北只剩下安庆这一座孤城。在徐寿辉看来，余阙是他有生以来最讨厌的人之一；而在刘伯温看来，余阙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性格刚直，品行高洁。
余阙和刘伯温是同学，余阙是那年进士名单上的“榜眼”，而众所周知，刘伯温的名次被余阙甩出了几条街去。余阙是唐兀人，祖居河西武威（甘肃武威）。后来老爹到庐州做官，余阙也跟着去了，于是，他后来自称籍贯是庐州。
1333年，余阙中进士，到泗州担任行政长官。由于他刚毅耿介，对贪腐官员下手极狠，所以在泗州时被百姓称为青天大老爷。由于政绩突出，后被调到中央做御史。但这下他倒霉了，在地方他是老大，可在中央，他就是个芝麻。由于不懂谄媚之术，所以，他得罪了官场大家伙，被开除公职。当时有谨小慎微的朋友看到余阙大力发挥御史的功能时，就劝他少说话，避免灾祸。余阙回答，我是不怎么聪明，但也知道得罪官场大家伙的后果，可我天生一根筋，就喜欢跟不公对着干。
如果不是余阙后来被重新起用，那些龟缩着的励志学家就会用余阙做个反面例子，说他不懂得明哲保身。
1353年，余阙担任淮西宣慰副使，守卫安庆。当时，余阙面对的对手是徐寿辉。从徐寿辉的角度来看余阙，余阙是个不可多得的行政管理人才，比如他在安庆选中了一块肥沃的土地，命士兵屯田。1355年夏天，大雨冲击屯田，余阙率众加固堤防，秋季就获得大丰收。余阙还不辞辛苦地修筑安庆城防御工事，命令士兵疏浚安庆城的护城壕沟，增高低洼的地势。在外围又环以三道深沟，引长江水注入；四周植高大的木头为栅栏，城上筑起飞楼，使安庆城更加坚不可摧。
从安庆城里那些官员的角度看余阙，余大人是个正义感强大的领导。比如广西苗军后来到安庆支援，在城中抢劫百姓，触犯法律，余阙对苗军士兵从不宽恕，严格按军法办事。
如果从刘伯温的角度来看余阙，那余阙就是一位伟人。多年以后，刘伯温为了纪念余阙牺牲而特意写了首《沁园春》，词曰：
生天地间，人孰不死，死节为难。羡英伟奇才，世居淮甸，少年登第，拜命金銮。面折奸贪，指挥风雨，人道先生铁肺肝。平生事，扶危济困，拯弱摧顽。
清名要继文山。使廉懦闻风胆亦寒。想孤城血战，人皆效死，阖门抗节，谁不辛酸。宝剑埋光，星芒失色，露湿旌旗也不干。如公者，黄金难铸，白璧谁完。
“黄金难铸，白璧谁完”是刘伯温对余阙最好的肯定。但在1358年他离开处州回青田老家时，他还从未想过余阙会这么早牺牲。因为一年前，余阙守卫的安庆城多次击退了徐寿辉天完兵团的进攻，安庆城在那时成为不倒的传奇。但就在1357阴历十月，徐寿辉的骁将陈友谅沿江而下，先是奇袭小孤山并将其攻陷，然后直趋安庆城下，并对安庆城完成包围，不分昼夜锲而不舍地猛攻数月。次年一月，安庆城陷，余阙以死殉国。
据民间传说，余阙牺牲时，刘伯温做了个梦。他梦见天突然大开，天开处突然走出一位飘飘有神仙之姿的高大人物来，并对他说：“走，我带你去见识另外一个天。”
刘伯温这时从梦中醒来，烈日炎炎，烽火冲天。他想，另外一个天，应该就是不同于元王朝的天吧！
第六章 痛苦的抉择，弃元投明
刘伯温的政治理想
刘伯温1359年回青田时，江南已彻底乱成一锅粥。刘伯温在书桌前说：“我要写本书。”刘伯温写的这本书就是享誉中国寓言史发展的一部里程碑式作品——《郁离子》。“子”是集的意思，“郁离”是文明的意思，合到一起就是：盛世文明指南集。就是说，将来有领导看了我的书，如果能读懂并且可以实践，那就可以把国家领到天堂一样的境地。其实，这是刘伯温后来策划出来的书名，他准备写书的本意并没有这么高大。他只是因为大半生的时间都在人间，所以见到了无数龌龊小人，这些人寡廉鲜耻、荒唐可笑、奸诈凶险、贪婪可恶。思来想去，就说：“我应该把这些鸟人的事情都记下来，但不能对号入座，还是采用寓言的方式。”这和几百年后蒲松龄写《聊斋》是一样的思想。
不过，刘伯温的策划很见功底，里面虽然有很多为人处世的指南和一些看不出到底是何用意的趣味故事，但却有几篇主旨是针对领导人和国家的。我们知道，策划一本书的书名时，找准它的卖点很关键，而卖点就是书中最让人感触的内容。所以，刘伯温用了“盛世文明指南集”这样的广告语。这本书还可以看成是刘伯温对祖国混到这步田地的分析与总结，还有警告、呼吁以及扭转乾坤的建议。
在分析元王朝为什么到今天这个地步时，刘伯温用了老虎和麋鹿的故事。一只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老虎看到一只麋鹿，拼命追击。麋鹿回头对老虎说：“你这畜生，昨天刚咬掉我一块肉，今天又来。”老虎说：“别废话，我今天还要吃了你全身的肉。”麋鹿一路奔逃，到一山崖边，看到老虎信心百倍地冲了过来，麋鹿一个猛子扎下山崖。老虎的眼里只有麋鹿，没有悬崖，所以也一个猛子扎了下去。结果，麋鹿没有活成，老虎也跟着跳下去死了。
老虎就是元王朝的领导阶层，或者说是官僚阶层。众所周知，元王朝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在民族歧视政策之外，当然就是元王朝的独裁政体，这种政体下必然产生贪污腐化，贪污腐化如影随形地跟着独裁政体。因为任何官员都知道，权力不是来自人民，而是来自上级，只要把上级伺候好，就可以高枕无忧。至于那些百姓，元王朝独裁者的走狗们早就给出了定位，就是那只麋鹿，官方术语称为“羊”。略清明点的时候，放牧人为了让羊多出奶、多出毛，为了涮火锅时的羊肉更鲜美，所以对百姓还算客气。但一旦放羊人浑噩，羊就倒霉了。
元王朝的老百姓是宇宙中最悲惨也最顽强的人，他们与权力阶层的贫富差距有天壤之别，这没有关系。权力阶层把他们当草芥，这也没有关系。直到某一天他们忽然认为现存制度对他们百害无一利时，他们才虚弱地拿起武器，但绝望时产生的力量是雷霆万钧的。
回到刘伯温的课堂上来，刘伯温指出，麋鹿跳下悬崖，是迫不得已：前有悬崖，后有猛虎，无论进、退，都是一个死。如果后退，那是必死无疑；跳下去，当然是九死一生，但万一绝处逢生，也比等着被老虎吃掉强。而老虎是个蠢货，它的前进和后退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但它却跟着麋鹿跳了下去。
最后，刘伯温点明主题：如果统治者逼民太甚，老百姓就会革命，与统治者同归于尽。正如当年革命祖师爷陈胜说的那样，革命是死，不革命也是死。但革命的话，如果运气好还可能生存下来。
鲁迅说，没有女人未结婚之前会有妻子的天性，妻性都是逼成的。老子也说，当百姓的神经被统治者压迫得痛不欲生时，就会极端地走向反面，不会害怕统治者的威力，进而发生不祥的事情。所以，人民幸福指数直线下降之时，就是革命指数飙升之日。
“因为民众最终是能醒悟的，”刘伯温说，“这是有事实为证的。”请看下面这个故事：多年以前，在楚国有个以养猕猴为生的人，楚国人称他为“猴公”。每天早上，他都会在庭院中给猕猴分派工作，让老猴率领其他猴到山里去，摘取植物的果实，取十分之一的果实来供养自己。有的猴不给，猴公就用鞭子狠揍它们。老猴们都认为这种生活很苦，却不敢违背，因为它们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的。
有一天，有只比较伶俐的小猴问众多老猴说：“山上的果子是猴公种的树结出的吗？”老猴们说：“胡说，果实是天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