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四年，维新变法如火如荼之际，中国一派中兴气象，俨然要成为第二个日本，迈入强国之列。康有为作为维新变法的主使者和精神领袖，风头一时无二。然而光芒之下，却是暗流涌动。维新不过持续了一百天不到，就已经危机四伏。满朝文武阳奉阴违，几位重臣荣禄、奕劻心怀不轨，就连在幕后的慈禧太后也开始磨刀霍霍，打算对这一群大逆不道的家伙动手。
光绪皇帝虽非明君，这点政治嗅觉还是有的。光绪曾经颁给过杨锐一纸衣带诏，其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它？”足见这位皇帝对于未来的态度已经相当悲观。尽管谭嗣同建议说可以拉拢袁世凯作为靠山，光绪仍旧心绪不安。他唯恐压在头上的“老佛爷”突然翻脸砸下来，让自己这一派全军覆没，于是便作了两手准备：一方面连续召见袁世凯，极力笼络；一方面又下旨派康有为前往上海，名义上是督办《时务报》，其实是有意想让这位康圣人离开北京这个龙潭虎穴，留下维新派的一点骨血。康有为开始坚决不走，光绪皇帝再三催促，甚至在托林旭转交的密诏里都说出了“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这种露骨的话出来，可见局势之危急。
康有为看到光绪心意已定，只好把梁启超、谭嗣同、刘光第等弟子召集过来商议，这些学生也都纷纷劝老师外出避祸。康有为很犹豫，因为他们正在策划兵变，想借袁世凯的新军杀掉在天津的荣禄，然后包围颐和园，囚禁慈禧太后。在这关键当口，主脑人离开不大合适。谭嗣同说老师你先离开，具体筹划有他们这些学生负责。康有为表示好歹把袁世凯拉拢过来，他走也走得放心。当时袁世凯已经与维新派走得很近，维新一党受光绪衣带密诏的时候，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也在侧，只是他本人从来没表明过立场，让康有为很不放心。
于是在1898年9月18日（农历八月三日），谭嗣同夜访法华寺，慷慨激昂地把兵变计划一说，逼着袁世凯表态。袁世凯当时满口答应参与兵变，算是摆明了自己的立场。康有为见大局底定，这才放下心来。其实那时候，慈禧早已控制了光绪，袁世凯（缺）
于是到了9月20日，康有为把兵变计划留给梁启超与谭嗣同，自己只带了一个仆人坐火车前往天津，打算坐海轮到上海去。巧合的是，袁世凯也是这一天坐火车回天津，至于他到底有没有心思杀荣禄，在火车上有无见到康有为，就不得而知了。
康有为当晚直接在塘沽下了车，他订的是海晏号客轮，上了船以后，康有为被告之因为机械故障，要第二天下午四点才能启航。这条船归中国轮船招商局管，康有为唯恐船上有荣禄的耳目，索性下了船，在码头附近的旅馆住了一宿。第二天，也就是9月21日，他绕过招商局的轮次，特意选了一条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重庆号，于上午11点离开塘沽码头。
这一走，真是险之又险。因为几乎就在康有为登船的同一时刻，慈禧太后在北京发动了戊戌政变。这一次政变的起因，有学者认为是袁世凯回到天津之后立刻向荣禄告密所致；但也有人认为是维新派行事不密，反被慈禧先动了手，袁世凯见大势不妙，这才慌忙向荣禄坦承兵变计划。无论哪一种说法为确，总之慈禧太后在9月21日使出了霹雳手段，先把光绪幽禁在瀛台，然后由步兵统领崇礼亲自挂帅，率领3000缇骑在北京城内外大举搜捕。京城一时间腥风血雨。
康有为作为维新首脑，是慈禧太后点名要抓的重要人物。步兵统领衙门在政变后第一时间包围了他在宣武门外的南海会所，结果只在厕所里搜出了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崇礼又派人去捉梁启超，结果梁启超也在伊藤博文的庇护下躲进了日本使馆。最后只抓获了谭嗣同、林旭等六人。
慈禧太后对于没捉到康有为非常不满，勒令务必捉拿归案。就因为康有为一个人，先后关闭了北京九门两次，停运了京津铁路三回。最后步兵统领衙门才调查清楚，原来康有为早就坐火车去塘沽了。
这时候慈禧太后就体会到电报的好处了。虽然康有为早逃出去了一天，但他再快也不及电报快。于是一通电报打到了直隶总督衙门，谕令天津全城戒严，让荣禄严厉搜查康有为的行踪。康有为的计划里，曾经有杀掉荣禄，夺其兵权的内容。荣禄听袁世凯说了以后，又气又怒，此时自然更不能放过康有为。聂士成、董祥福两部兵勇把天津周围翻了一个底朝天，最后在塘沽码头发现康有为登上重庆号的记录。
这时候，重庆号已经启航足足有一天多，寻常轮船根本追赶不及。荣禄不甘心让康有为在自己手里逃走，这时便有人向荣禄建议说：而今之计，如欲追上重庆号，只有派出北洋水师中最快的飞鹰号快艇。
北洋水师自甲午海战之后精锐尽失，元气大伤，一直到1896年才在直隶总督王文韶的推动下重建，飞鹰号快艇（快艇即如今之驱逐舰）就是在这期间购入的。该船是由建造过定远、镇远、济远等北洋名舰的德国伏尔铿（Vulcan）造船厂制造，于1895年下水。飞鹰号船身长259。2英尺，吃水12。6呎，排水量850吨，是唯一一艘拥有四烟囱的舰艇，推动力高达5400马力，航速最高可达22海里，还配备了两门克虏伯炮与三支鱼雷发射管，是重建后北洋水师中仅有的两艘驱逐舰之一。以它的速度，想追上航速只有12节的重庆号绰绰有余。
此时飞鹰号正停泊在大沽口。荣禄立刻给飞鹰号管带、后来中华民国的第一位海军上将刘冠雄下了一道命令，让他马上拔锚启航，不惜一切代价追上重庆号，捉到康有为后就地正法。刘冠雄是甲午海战后硕果仅存的几位海军提督，他接到命令以后，立刻出动。不料飞鹰号在海上开了一段时间，刘冠雄却突然返航，报称说因为出发匆忙，船上煤水没有加足，不堪续航。荣禄虽然大怒，却也无可奈何，因为飞鹰号当时确实与僚舰飞霆号刚刚结束训练回航，停泊不足三小时即被命令出发追击。
关于飞鹰号为何突然停止追击，历来众说纷纭。有说飞鹰号确实因煤尽而被迫返航；有说追击途中飞鹰号锅炉发生了爆炸；比较传奇的一种说法认为，刘冠雄是有意为之，因为刘冠雄是北洋水师学堂毕业，流学去过欧洲，思想上很先进，十分支持维新变法，想故意放过康有为。
后来飞鹰号的故事并未结束。辛亥革命后它曾参与护法运动，南下广州，遂被编入粤海军第四舰队，在与陈济棠的冲突时被飞机击沉，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空军击沉驱逐舰的记录。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康有为浑然不觉自己在鬼门关里走过一遭，他也不清楚北京城内发生了什么事情。重庆号在9月22号抵达烟台补充燃料，要停泊数个小时。康有为一来想散散心，买点水果吃；二来也打听一下局势，无论兵变成功与否，现在应该都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在烟台一定能探听到什么风声。
就在这时，慈禧太后的密电也已经送到了登莱道衙门。原来慈禧太后怕荣禄在直隶辖内捉不到康有为，早已给从天津到上海的沿岸码头都发出了语气严厉的加密电报，电称康有为毒杀光绪，畏罪潜逃，各地码头一旦发现重庆号靠岸，立刻派人上船拘拿康有为。
烟台自《天津条约》开埠之后，一直是通商重镇，亦是上海联系北京、大沽、大连等地的南北电报枢纽。水下陆上电线纵横，中外电报俱集中于此处中转。慈禧的缉捕令第一个就拍到了烟台登莱道衙门。
按说登莱道衙门接到密电之后，应该立刻封锁码头，派人严密监视，可是这时候却发生了一件意外。
由于早期中文密码编制过于简单，查阅调看的手续又异常繁琐，在实际的操作中往往不能及时应变。所以自从清政府启用电报为官方正式通讯手段后，为了确保不让人假传圣旨，特别规定了一定级别以上的大员都可以看电报底稿，确认电报上自动收报的军机号头，此命令才算有效。但是同时又有规定，来电的密码本只有少数官员才能持有。
可巧的是，那天登莱道台李希杰前往胶州，这位大员还颇有职业素养，知道密码本的重要性，随身带着。这一带不要紧，他手下大大小小十几名官员大眼瞪小眼，谁也不知道密电里说了些什么。朝廷有严格规定，哪一密级的电报由哪一级官员译出，不得僭越。慈禧太后发电时用的是最高密级，衙门的电报生只能翻译出加密的内容，至于内中说了些什么，除了李希杰的电报本，整个烟台谁也破译不了。
晚清官员，大多颟顸。既然破译不了，那就搁着吧，反正密码本是李大人带着的，出了事也是他的责任。于是道台衙门就把这份十万火急的电报搁在了一旁，打牌的打牌，聊天的聊天。
康有为不知道自己又在生死线上走了一遭，他悠哉游哉地在码头上买了点水果，又打听了一下北京局势，就回到了重庆号上。重庆号开走半天，李希杰才晃晃悠悠回到衙门，他一看有一封北京来的密电，连忙取出密码本，翻译出来一看，脸登时就白了。
这可是要杀头的大罪呀。
自从有了电报这个新通讯工具之后，清政府在考评官员时多了几条关于电报的标准。一是要对密码本进行严格保密，不得假手旁人；二是有密电来时，一定要及时译白执行，不得延误，还详细规定了泄密扣薪俸多少，延误时日要扣除薪俸。李希杰第一条执行得很好，第二条可就麻烦大了。何况这封电文是慈禧太后亲自下令的，他这个失误跟抗旨这等大罪也差不多了。
上海道与登莱道不同，道台蔡钧接到密电之后早已经严阵以待，只等重庆号自投罗网。亏得英国驻上海领事白利南从中斡旋，派了一个上海英租界工部局的职员在吴淞口先拦住重庆号，找到康有为，把慈禧的密电给他看，康有为这才知道自己大难临头。他当即被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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