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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该接近那个最难堪的话题了。对于这一点，叙述者实在不想将它提及，因为这是个很难说清的事情。但是，怎么说呢？既然我们选定了杨作新，成为书中主要的人物之一，那么他的性格的完成，他的归宿，他的故事，我们总该有个交代才对。况且所有发生在杨作新身上的事情，都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并不是叙述者的随意杜撰。叙述者只是听命于他手中的笔，在重复历史而已。
长期以来，闭塞的地理环境，形成了陕北人狭窄的地域观念。这种心理特征甚至表现在那些最细小的事情上。举例说吧，山坡上长着一株木瓜树①，山根下住着一户人家。这户人家认为，这株木瓜是长在他家的垴畔上的，所以是他的，他静静地等着这木瓜成熟，直到熟透后再去摘它。一个过路人偶然发现了这树木瓜，于是攀上山崖去打。作为过路人来说，他是正确的，因为木瓜是野生植物，而且是长在野山上的；但是作为这家土著来说，他也是正确的，因为从祖辈开始，这一树木瓜，从来都是由他们家来收获的，他对这不速之客的举动感到不可理解，认为自己受到了侵犯。两个想不开，于是发生了口角。
中央红军初入陕北，当时国民党张学良部与甘、青、宁四马四面合围，局势十分严重，于是，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携手合作，接连打了几个胜仗，迅速扭转了局面。当时的情景，确实正如陕北民歌中唱道的那样：“热腾腾的油糕端上桌，滚滚的米酒捧给亲人喝”，两支红军情同手足，陕北高原一片欢腾。但是，随着国共统一战线的酝酿，局势的好转，尤其是经过整编，陕北红军的将领都几乎被任命为副职之后，矛盾便显露了出来。当时，陕北红军领袖谢子长，早已牺牲，另一位陕北红军领袖刘志丹，也在东征时罹难。这两个深明大义、目光远大的人物的去世，也使中央红军对陕北红军的控制和指挥，有所减弱。也就是说，陕北红军中的地方主义倾向，有所抬头。
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中央红军对陕北红军，也不能说没有戒心，前面谈到的将陕北红军的将领们，任命为副职，就是一例。记得我们在前面曾经说过，毛泽东曾派精锐的三五九旅，驻扎在三边盐池，并将三边辟为特区，以便在陕北高原站不住脚的时候，在那里留一条退路。此种考虑，当然是由于陕北土地贫瘠，不足以养兵的缘故，但不能不说也有上边的那种成分。尤其是令陕北红军伤感情的是，东征结束后，陕北红军一部，取道延水关，渡黄河回根据地。部队来到黄河岸边，躲进岸边石崖底下一孔天然的崖洞里，派人凫水过来联系船只。这边中央红军的特派员，下令扣住船只，不准一只过河。三天三夜之后，悬崖顶上阎锡山的巡河部队，终于发现了这支红军，于是一阵乱枪打来。这支部队一百余人，一部分被当时乱枪打死，一部分跳入河中，被水淹死，生还后回到陕北根据地的，只剩下五个人①。那座山洞后来被当地老百姓称“红军崖”，在延水关对岸上游二华里处。五个生还者中的一个，一九八二年，叙述者曾经访问过他。他就在那一带居住，黄河岸边长大的，所以那天晚上凫水游到了这边。他目下是个农民，一边编着筐箩，一边回答叙述者的问话，眼皮耷拉着，一抬不抬。如果他现在还活着，年纪已经很大了。那地名叫北村。
原来这死难的陕北红军一部，正是当年后九天杨作新收编的那支武装。消息传到肤施城，杨作新听了，不免发几句牢骚。杨作新这些年在陕北各地奔波，军队里或者地方上，都有不少熟人。那些有情绪的人，到了肤施城，不免要到杨作新的家里去，发泄不满情绪。而不知好歹的杨作新，自命根基稳固，听了这些话，非但不加制止，反而表示同情。久而久之，杨宅以及杨作新本人便引起了当时已经成立的边区保安处的注意。乌云已经笼罩在杨作新头上了，可惜他还不知道。
这当儿，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美髯公周恩来，应张杨二将军之约，前往西安议事。于是他乘了一辆爱国华侨陈嘉赓先生赠送的旧卡车，携带张云逸将军并副官陈友才等人，离了肤施，前往西安。行至距肤施城五十华里的大劳山时，突然遇到一群土匪袭击。土匪明确的目标是周恩来。副官陈友才和几个警卫员冒死相救，全被打死在卡车前，周恩来、张云逸钻入大劳山丛林，得以逃脱。按说，山林是土匪的天下，纵然周恩来腿快，也如何得以逃脱？原来事有凑巧，那天副官陈友才的上衣口袋里，恰好装着周恩来的一张名片，土匪来到路上，从陈友才的口袋里，搜出名片，断定这就是周恩来本人了，于是不再追赶，重新缩回了山林。周恩来脱险后，找到驻扎在附近的八路军骑兵部队，被护送回到肤施，不提。
这桩周恩来劳山遇险案，当时在肤施城里，引起极大震动。事情后来虽然查清了，是一帮政治土匪所为，而骨干分子，就是被红军赶出城的当初肤施城中的国民党守城部队。但是在当时，边区保安处立案侦查以后，却把杨督学作为主要怀疑对象。个中原因，当然是杨作新当年在后九天时，曾经与陕北地面各路土匪，有过一段不清不白的关系。这时候，边区保安处同时查出，那支红军崖遇难的部队，竟是当年后九天改编过来的武装，诸种因素联系在一起，于是便决定对他下手。只是杨作新是陕北同志，又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因此在没有真凭实据之前，先没有动他，只是等待机会。
是年七月，蒋介石在庐山举办干部训练班。其时国共两党，已因西安事变为转机，达成“合作抗日”的谅解，所以这次训练班，也给肤施城分了一个名额。机会来了，通知到时，便由当时的神秘人物康生，直接与杨作新谈话，安排他去庐山受训。杨作新当时还蒙在鼓里，鼎鼎大名的康生找他谈话，他应该有所觉察，明白此行不同寻常。可是他毕竟见识短些，觉得这是一件光耀的事，于是慨然应允，稍事收拾，便直赴九江庐山。
算起来，杨蛾子这一年，已经满二十三岁了。她像一朵山乡里风吹雨打的野花，在迎风怒放着，娇艳，健康，善良，美丽。爱神并没有久久地冷落她，它只是在等待机会，等待那合适的、杨蛾子可心的人来叩击她的门扉。前面说了，这个野姑娘，她继承了吴儿堡家族相貌上的一切优点：两只又黑又亮的大眼睛，一对双眼皮，白皙的面孔上，两个高颧骨，颧骨上停两朵红晕，尖下巴，有些消瘦的面颊上，时隐时现出两个酒窝。较之前两年，她的胸脯丰满了许多，皮肤上也呈现出一种羊脂般的光泽，繁重的体力劳动并没有磨掉她身上青春的光彩，反而由于劳动的砥砺，她的身上，出现了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这更增加了她的魅力和气质。
荞麦母子前脚刚走，当地政府，给这一带疏散了一群红军伤兵。这些伤兵是东征战役挂彩的，还是西征战役挂彩的，或者是平型关与日寇打仗时挂彩的，上边没有说。吴儿堡也分来了一个伤兵，照着装束和身份看，可能还是一个首长，一只指挥打仗用的怀表，装在上衣口袋里，链儿拴在第二个纽扣上。一头高头大马驮着伤兵，一左一右两个警卫员扶着，来到吴儿堡，将他交给村长。村长于是将这个伤兵，分配给了杨老太太和杨蛾子照管。一则杨家是公家人的家属，可以信得过，二则杨家的偏窑闲着，正好可以让伤兵在那里居住。警卫员见安顿停当了，便留下一些药品，牵着马回部队去了。
那伤兵中等身材，消瘦面容，年纪在三十岁上下。他也把红军说成是“丰军”，因此可以断定是湖南人或者湖北人。他的伤是在胯骨上，一颗子弹，从屁股蛋子里钻进去，碰到骨头，便嵌进骨头缝里去了。在部队医院里，做了手术，取出了子弹，看着没有危险了，于是便疏散到老百姓家里，找一个安静的去处养伤。
伤兵在战场上厮杀惯了，习惯了东征西讨，猛丁来到这个安静的偏僻的小村子，显然有些不适应。在这里，一切都是以慢节奏进行着的，太阳到了半早上，才懒洋洋地从东山出来，到了下午，又懒洋洋地落入西山那个垛口。一座座山丘死气沉沉地僵卧着，不见一丝绿色，好像害了浮肿病的病人的脸色。空气自然是洁净的，没有一丝硝烟，也没有一点噪音，但太静寂了，也令人生出一丝惊悸与不安。最初几天，伤兵显得焦躁，尽管杨老太太和杨蛾子做了最好的饭食招待他，但他只是吃很少的一点儿，筷子头动一下，就停了。有一次，蛾子劝得紧了，他竟使起性子，端起碗，摔在了地上，气得个杨蛾子，脸色煞白。伤兵也知道是自己的不对，赶快道歉，并且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津贴费，来赔这只打碎的碗。杨蛾子一甩手，抹着眼泪走了。
杨老太太待伤兵，像待亲生儿子一样。乡间老太婆，本来就是个菩萨心肠，加之这时候，她也以革命家庭自居，儿子杨作新在外，给共产党干事，那么杨作新的同志，从广义上讲，也就是她的干儿子。所以不管这伤兵如何烦躁、无礼，她只是小心侍候，尽自己的慈母心肠，生怕有一点慢待了同志。
自从那骑着高头大马的伤兵，在吴儿堡川道里一露头，杨蛾子的心就跳起来了。她的眼睛一直瞅着那骑马的伤兵，在村长家窑门口停下，才收回目光。这里也是一条交通要道，官道上常过队伍，所以杨蛾子最初以为，这大约又是过往的什么人，谁知，信不信由你，生活中果然有那种被中国人称之为“命”、被外国人称之为“命运”的东西，这骑马的人，不是过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