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布大规模地进行人口统计，并未引起强烈的反弹，就是因为在汉代，人口核查制度已经得到巩固和发展，户口典章制度已经日臻完善，每年农历八月，各郡、县都要核对户籍，进行人口统计。
吕布重视人口，是因为人是构成社会生产力的最重要因素，“富国”、“强兵”都离不开人力资源，所以必须掌握本国的人口状况。
以前的刘汉朝廷之所以年年搞人口核查，跟当时赋税与徭役制度是分不开。吕布当政之前，直接以纳税人为课征对象的“人头税”曾经是刘汉朝廷财政收入的一大来源，此外，百姓还须无偿承担各种徭役，在这种赋役制度下，人口核查就成为政府财政、税收管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汉代课征的“人头税”主要有“口赋”与“算赋”。“口赋”是对七至十四岁的少年儿童征收的一种税，每人每年缴纳二十钱，作为皇室收入。当时，为了推行国家的有关社会经济政策，算赋对商人、十五岁至三十岁的未婚女子、以及奴婢均有加重征收的规定；对孕妇、产妇、以及有年过八旬老人的家庭则有免征规定。此外，汉代规定百姓从二十三岁至五十六岁均有服徭役的义务，徭役的种类主要包括：适龄男丁一生中须到国都服兵役一年，称为“正卒”；到边塞戍守一年，称为“戍卒”；每年在所在郡县服劳役一个月，称为“更卒”。不能服徭役者，须缴纳代役金，称为“更赋”。
在这种赋役制度之下，人口的数量、性别、年龄、职业、社会身份以及婚姻、生育等情况直接关系到“人头税”的征收和徭役的征派，只有准确掌握人口动态信息才能确定百姓应承担的赋役义务和应享受的税收政策，人口核查成为实施这种赋役制度的前提条件。
《汉书萧何传》记载，在反秦战争时，刘邦的军队进入秦都咸阳，萧何就先把秦朝丞相御史收藏的图书收缴上来了，所以刘邦知道此时的人口已由原3000万降到1300万左右。
西汉末年，战乱和天灾使人口从6000万降至2100万。这2100万的数字是经过东汉对户口调查得来的。
东汉对户口调查，有一套严格的制度。东汉时的户口调查称为“案比”，即案验、比较，常常在每年8月举行，同时，宫廷还会派人来“算人”，就是朝廷派人挑选少女入宫，凡是良家少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如果姿色端丽的就可以入宫选妃子，像太后何莲当年就是这样选入宫里的。
东汉每年的户口调查规模也是非常之大，从县到乡，上至80岁老人，下到6岁以下孩童，都要一一进行调查。东汉户口调查的内容也很细，连身高、相貌都要调查。
因为东汉重视人口管理，所以人口数量比之前增长不少，桓帝永寿三年有口56486856，是史籍记载的东汉最高人口记录。
虽然经过了几年的黄巾暴乱和大规模的瘟疫，但人口基数在那里，同时还有很多世家大族隐瞒人口，吕布现在粗略估算，大概整个大汉的总人口还是在五千万左右。
人口普查完毕后，有一个新问题产生了。
第469章 发兵河套
人口普查完毕后，吕布就发现凭空多出了许多没有田地急待中央军给他们分配田地的人口。
吕布让人仔细盘问，方才得知，这都是世家大族为了减轻自己负担，放出来的一些奴仆和佃农。
几个月前，吕布扫平了五州世家叛军后，挟此大胜，理直气壮地把剩下那些世家大族非法占据未曾造册的田地全都收了上来。这些世家大族蓄养了很多奴仆和甘愿卖身的佃农，收留隐匿的人口实在太多，而多余的田地被吕布非常理直气壮地拿走了，这样一来，世家大族们就发现，之前那些不甘心卖身屈服他们的自耕农从中央军那里分得的田地，比自家的人均田亩还要多些，甚至还要好些。
在吕布执政之前，世家大族都逃避田赋、商税，但因为吕布的铁腕镇压，残余的世家大族虽然是叛乱世家大族的十余倍，却都被几十万中央军的铁血给慑服了，他们不敢再重蹈郑泰等世家的覆辙，乖乖地答应缴纳一亩二斗的田赋，这跟自耕农缴纳的田赋是一样的。这一亩两斗的田赋便加在那些佃农头上，本来一亩地收成大概能有四十斗，多交两斗也没有什么所谓，但现在可以交给佃农耕种的田亩短缺了，耕种得少了，世家地主又要多的分成，搞得那些佃农都在拿自己的处境跟外面自由得只用缴纳一亩地两斗粮食的自耕农相比，心里非常不平衡，现在这世道变了，卖身为世家奴反倒不如以前做自耕农，很多佃农奴仆都纷纷逃离世家的庄园。
世家大族们看到这样的形势，万般无奈，便按照中央军均分田地的标准，分给下面佃农每人十亩地租种，减免了额外增加的两斗赋税，那一亩两斗的赋税便从自己向佃农原来征收的粮食里扣除，当然这样分下去，还有相当一部分佃农没有分到田地，这些世家大族便把这些佃农赶走，让他们去找中央军要田地。
人口大普查过去了，聚在中央军驻地前面的被世家大族遣散的佃农们拖家带口总有四五十万人之多。
吕布有些一筹莫展，他考虑到水土生态保持，下令不准盲目地开荒，现在整个冀州、并州的良田都已经分给中央军将士做均分田、军功田，还有很大一部分做中央军、郡县兵的屯田，当然韩浩现在改名为冀州建设兵团的屯田兵们占据的良田也不少，能够预留给这些佃农的田地只有二百多万亩，仅仅够安置二十多万人，还有二十多万人分不到田地。
如何安置这二十多万人呢？如何安置越来越多的流民呢？
吕布有些茫然的目光投射到一个地方，那里在后世被称为塞上江南。
这里是河套地区，贺兰山以东、吕梁山以西、阴山以南、长城以北之地，包括银川平原和鄂尔多斯高原、黄土高原的部分地区，黄河在这里先沿着贺兰山向北，再由于阴山阻挡向东，后沿着吕梁山向南，形成“几”字形，故称“河套”。
河套西、北、东三面环以黄河，阴山横亘黄河之北，其沟谷多为古代大漠南北之重要通道，贺兰山耸峙于黄河之西，芦芽山屏障于黄河之东，南邻陕北高原。依山阻河，形势险要，套里为鄂尔多斯高原，地表呈波状起伏，中部高，四周低。境内之黄河，水流平稳，两岸土地肥沃，可耕可牧，故有“黄河百害，惟富一套”之说。
周朝之前，这是被属于狄人的匈奴人占据。春秋时期，赵国的赵武灵王把版图延伸到阴山山脉，设立了云中郡，位于土默川平原东部。秦朝统一中原后，派蒙恬率十万大军将匈奴逐出河套，迁徙3万户到那里戍边，设云中、九原两郡，秦末移民都返回中原。
西汉时，汉武帝派卫青出云中击败匈奴的楼烦、白羊二王，占领河套。大臣主父偃上疏建议在河套筑城以屯田、养马，作为防御和进攻匈奴的基地。汉武帝接受这一建议，当年即置朔方郡和五原郡，后来又置西河郡，河套地区还包括之前的云中郡和定襄郡，以及北地、上郡的北部。当时的人们引黄河灌溉，当地农业迅速发展，经济繁荣。
怎奈好景不长，东汉时归附汉朝的匈奴人被安置在河套，在此放牧，然后便无汉人立足之地。
现在的河套东南有许多匈奴部落占领，西北边由许多羌胡部落占据，最北边由几个鲜卑部落占据，他们都在这里放牧，大好的良田都长了荒草，大好的黄河水白白地流过。
吕布想到后世的塞上江南，禁不住扼腕叹息，自己再也不能放着这么好的沃土而不开垦。
河套周边地区，除了到此缓缓流淌的母亲河黄河之外，还包括湟水流域、洮水流域、洛水流域、渭水流域、汾水流域、桑乾河流域、洛水流域、漳水流域、滹沱河流域，它们环绕着河套地区，正如众星捧月一样，这一带在两汉时期刚刚开发，完全没有后世的盐碱化、荒漠化，只要多多修筑沟渠，河套地区应该能开垦出三四千万亩良田，到时候容纳三四百万人都不成问题。
吕布注意到的问题，其实之前的汉武帝注意到了，他在夺回河套地区以后设置郡县，建筑城池，迁民屯垦，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屯田，妥善安置归附匈奴，兴修水利，到了西汉末年，河套地区已经有了将近一百万人口，也开发出五十多万亩良田，怎奈王莽篡国时期，中原内战，匈奴人重新占领河套，汉民逃亡回到内陆东汉初年刘秀采取收缩政策，西、北边郡多被放弃。
刘秀末年，匈奴发生内讧，南单于归附，东汉重新开始对河套的经营。于是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民归于本土。东汉对河套开始的治理到了东汉末年又因为内乱而终止，那些被安置在河套地区的匈奴人重新作乱，汉人又再次纷纷逃亡。
吕布不由得想起唐朝时对游牧民族的内附政策和明朝时对蒙古的内附政策，尽皆失败，这些游牧民族都是一个德行，在大汉民族兴旺时，他们摇尾乞怜，大汉民族内讧衰落时，他们亮起犬牙开始噬主。
已经到了农历九月份了，秋高气爽，没有之前那么炎热了，转眼就要收谷子了，收完谷子过不多久就要耕田种下冬小麦了，吕布希望这二十多万佃农能够在河套地区播下他们希望的种子。
吕布之前让郭嘉派人探查过了，整个河套地区生活着九十多万牧民，他们来自三大种族匈奴、羌胡、鲜卑的数十个不同的部落，也正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种族、不同部落经常发动摩擦战争，不能团结在一起，不然整个河套地区的游牧民族一起发动侵汉战争，九十多万牧民一下子能武装起三十万骑兵，三十万骑兵肯定能横扫现在各自为战内讧不止的内陆诸侯们。
虽然大河套地区的游牧民族如一盘散沙，吕布也有自知之明，不会来把盘子整个掀过来。
吕布的中央军纵然兵力强大，但所有的骑兵战兵加在一起还不到六万人，根本不能对河套地区所有种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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