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吕布一统三国- 第590部分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过破除“铁饭碗”，但其破除者仅是对准国企工人，拥有干部编制的“铁饭碗”却少有破除者。改革的手术刀可以指向各处，唯独不敢指向干部官僚特权阶层，冗官问题于是成了长期困扰着某国改革的老大难。拥有国家干部编制者既均由国家财政开资，于其单位财政是只有进而无出，只有利而无害，于是乎就有人长期休病假，工资照拿。有人未到年限就提前办退休，不行就开假证明办病退，不干活由国家包养。对此甚至有些领导也很关照，团体内是互助照顾，反正都是国家开支，吃点空饷无人眼红。有人估计在某国坐吃空饷的人，其数有上千万。

吃空饷的形式还有很多，大大小小都与官僚特权有关系，造成冗官冗费。

除此以外，还有数目巨大的庸吏，他们成天上班，看似吃正饷，但上班并无正事，有正事他们也干不了。相当多的机关作风懒、散，上班就是扯淡看报喝茶，有的干脆上网玩游戏、聊天，衙门虽大却效率低下。

所谓庸吏，即碌碌于位而不作为的官员，或靠关系上岗却无才无能什么也干不了的官员，这种人各单位都有，而有些清水衙门，就是专门安置享有特权的庸人的。比如工会组织，跟西方的工会相比，他们绝对是滥竽充数素餐尸位，他们十多个干部，除了从职工工资中每月扣收“工会费”，一年下来给职工发几桶食用油外，并未见为职工作什么服务，也无须工会提供什么服务，而工会组织在各“国编”事业单位都有，还有妇联等“群众组织”，都是清闲衙门，由国家开资，各单位能力较差的干部或享有特权的人都归编工会、妇联，用纳税人的钱养了一大批庸吏。

冗官庸吏看似不是贪官污吏，所得工资不一定很高，清水衙门福利也不一定好，但他们不劳而食，较之辛劳的工人农民是食利阶层，如万州李某等多是有权力关系背景的，相比于公勤实务人员其地位相当优越，是拥有特权的人。且其数目巨大，事业单位的干部编制到底有几千万人，一直是个未知数，财政上是无底洞。

冗官庸吏们耗费的国脂民膏其实并不比贪官污吏少，政府明知其弊却百般优容，不敢向他们开刀，生怕他们“上访”，对庸吏不敢得罪。三十年来有过十多次机构改革，却连保编坐吃空饷这样明显的弊政也革除不了，养了一大群寄生虫没有办法清除，以致于积重难返。另外，还有数量巨大没有编制却仍由国库拨钱发“补助”的准官吏，如农村的村支书，国家转移支付扶贫支农的钱，很多先被他们吃掉了。

冗官庸吏充斥却革除不了，论其实质就是体制性腐败。

用纳税人的钱豢养冗官庸吏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是一种恶劣的隐性的腐败。

干部既由国家财政供养，不管是有编还是无编，都应公开透明，经纳税人同意，不劳而食或无事找事碌碌于位者，应统统清理。这本是行政改革的基本要义，是早就该做的事。但某国的行政改革总是在精简机构上做文章，改来改去就是不敢涉及到人，工人可下岗，但干部再冗庸也不下岗，宁愿包养起来吃空饷也不解雇。这对纳税人来讲，是极不负责任的。

某个朝代官场腐败形式多样，有贪污受贿的高官，也有吃吃冤枉的小吏，吃空饷吃冤枉不仅本身与贪污性质无异，而且因其人数太多形成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像蝗虫一样吃光社会的积蓄。为保有既得利益，冗官庸吏不仅拼命反对改革，而且因其群体性成为腐败的土壤，造成顽固的制度性腐败。

某个朝代的反腐形势十分严峻，贪官污吏胆大妄为，不仅腐败高官贪污受贿数额可达上亿元乃至更多，连鄱阳一个贫困县的股长，论其级别仅称得上是吏，也能卷走一个亿！这些还只是显性的腐败，而隐性的体制性腐败如养千百万庸吏，又要国家财政拿出多少钱来填补呢？所以国家发展最大的危险便在于官场腐败，“国之命在人心”，腐败不除，国无宁日。

既要反贪官污吏，也要反冗官庸吏，既治贪也治庸，既要反显性的腐败，也要反隐性的腐败，反腐败要从体制上突破，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

某个朝代想要彻底遏制或杜绝显性腐败、隐性腐败，就要还民众真正的参政议政的权力，就要把权贵俱乐部的人大、政协彻底对普通民众放开，让人大、政协真正成为代表人民参政议政的议院，各级代表、委员都不能由地方政府官员担任，也不能由官宦家庭出身的人员担任，代表、委员有权对任何官吏提起弹劾审查的权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起到监督官吏腐败的作用。不过，用脚底板去想就能想到，那些官僚是不会革自己的命的，可没有真正的还权于民，伟大的祖国就不能真正地复兴，就一直被权贵官僚资本的阴影给吞噬，各种社会问题会日积月累到最后不可收拾！

吕布已经到了东汉末年了，再去操心某个朝代的事情，简直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吕布现在要重点关注，眼下大汉的官场改革该怎么进行！

吕布准备进一步深入改革，加强编制管理，强化考勤考核，一个萝卜一个坑，岗位要问责，财务政务要进一步公开，对各衙门各类吃空饷的人来一次大的清理。

当然，治本之道是深入推行体制改革，让民众去监督那些冗官庸吏，才能真正建立起清明的政局。

第706章　坚定改革

华歆、王朗为了撤换地方上不称职的官吏，请求御史大夫田丰的帮助，从御史台、吏部派出许多观察使，分赴各地，观察使的汇报一到，庸官的姓名就从簿册上勾掉。

田丰见华歆一手举簿、一手执笔，俨若无情的阎罗判官，便从旁劝谕：“你这大笔一勾，可就有一家人要哭！”华歆回答说：“一家人哭，总该比几个郡县的人哭好些！”

吕布觉得田丰、华歆的对话很耳熟，仔细一想，竟然类如宋朝范仲淹跟富弼的对话。

吕布突然发现，自己最近趁着四边平静的机会，推出的各项改革措施，竟然跟当年范仲淹搞过的很像。

吕布回顾一下当年范仲淹改革的各项措施，因为那次失败了，失败的根本原因不仅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更在于宋仁宗的短视与退缩，宋仁宗如此，他儿子宋神宗也如此断送王安石的变法改革。

其实宋仁宗、宋神宗那样的人物，在很多时代都屡见不鲜，口口声声地说要改革、要改革，实际上是稍微有点阻力，就放弃了那些绝对利国利民的好措施。

明朝张居正的改革绝对是对的，可惜又被短视愚蠢的万历皇帝给推翻了。

戊戌变法也是对的，又被慈禧太后推翻了。

此后的若干改革，特别是涉及到官僚权力约束监督的体制改革，都是嘴边泡影。

吕布若是任由官僚权力像怪兽一样无限膨胀，然后伤害民众，然后葬送一个国家，他活着又有什么意思，所以他要坚定不移地推行各项改革，特别是体制改革。

改革的阻力都来自既得利益集团，这一点，东汉如此，北宋如此，某个朝代亦如此。

吕布就以范仲淹的改革失败引以为鉴，更加坚定了自己改革的勇气和信心。

北宋庆历三年九月，宋仁宗催促范仲淹等人，拿出措施，改变“冗官、冗兵、冗费”的局面。范仲淹、富弼和韩琦，连夜起草改革方案，特别是范仲淹，认真总结从政二十八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

其一，明黜陟，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那时，升降官员不问劳逸如何，不看政绩好坏，只以资历为准。故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苟且，无所作为。范仲淹提出考核政绩，破格提拔有大功劳和明显政绩的，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官员。

这一点，某个朝代貌似做到了，但很多政绩是带血、带灰尘的，吕布在这东汉末年要求各地官吏的政绩必须要得到当地民众的认可，而不只是上级的认可，这一点，可能要付诸于后来的议会制度来帮忙把关。

其二，抑侥幸，即限制侥幸作官和升官的途径。北宋时期，大官每年都要自荐其子弟充京官，一个学士以上的官员，经过二十年，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这样一个接一个地进入朝廷，不仅增加了国家开支，而且这些纨绔子弟又不干正事，只知相互包庇，结党营私。为了国家政治的清明和减少财政开支考虑，应该限制大官的恩荫特权，防止他们的子弟充任馆阁要职。

这一点，东汉末年最为严重，若不是吕布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可能东汉官场真的就只是世家子弟的天下，而放在某个朝代，亦是如此，从上面到下面，真正实权部门头脑几乎都是官二代，贫二代只有为他们垫脚的份了。这一点，在某个朝代几乎改革不动了，但在东汉末年，吕布不认输。

其三，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为了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首先应该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这样，学生有真才实学，进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实了。

宋朝、明朝乃至清朝，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吕布寄予希望的东汉末年，在他的铁腕下，随之而来的科举当以实际治政能力测试为一大考点，诗赋、儒家经典只是参考。

其四，择长官。针对当时分布在州县两级官不称职者十居八九的状况，范仲淹建议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往各地检查地方政绩，奖励能员，罢免不才；选派地方官要通过认真地推荐和审查，以防止冗滥。

其五，均公田。公田，即职田，是北宋地方官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认为，供给不均，怎能要求官员尽职办事呢？他建议朝廷均衡一下他们的职田收入；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