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直辖二十四司，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宋太宗又设审官院、审刑院、司农寺等业务部门补充完善，并沿用了五代的三司使这个设置。三司即户部使司（管人口户籍）、盐铁使司（管国家专卖）、度支使司（管财政收支）三个财经部门。朝廷设三司使直辖三司，掌控国家财政经济命脉。三司使不是宰执，不能到政事堂议事，但掌管财经，实权很大，称为计相，相当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也在一定程度上制衡了宰相的权力。
可能有人会觉得三省合一后门下省的监督功能便失去了，这不必担心，宋朝又强化了御史台的职能，设计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台谏体系。
秦汉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辖下的御史台主管人才察举，但后来吏部、审官院接掌了这项职能，御史台更专注于监察。唐设侍御史、监察御史等台官，主管纠察弹劾官吏，但监察必须建立在证据基础上，是一种职务监察；另设谏议大夫、正言等谏官，主管风闻奏事，就是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公开提出来，不一定需要确切证据，是一种舆论监督。以往台官监察官员，但没掌握舆论。谏官可以提意见，却又不能直接任免官职。宋朝将台谏合一，职务监督和舆论监督合为一体，比门下省监督作用更强。可能很多人并不明白，世上最大的专制既不是人事专制，也不是经济专制，更不是军事专制，而是舆论专制。一个没有舆论监督的权力主体，它可以在人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随心所欲地干尽坏事，反正没人提，别人也不知道。而只要有完善的舆论监督，就算你能在其他权力领域完全独裁，当你动用专制权力时，总会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忌讳吧！
所以有些人老说中国缺乏法治传统，且先不论中国的法治传统其实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好，只说在中国传统的公共管理思想中，本来就没有把难免有漏洞的法律条文奉若圭臬，而深刻理解到了舆论才是对当权者最好的监督。汉文帝、唐太宗这样的圣君总是伴随着张释之、魏征这样敢于直谏的诤臣，但他们也只是以随机概率出现的英雄，不成体系。宋朝设计完善的台谏系统，形成一种良好的舆论氛围，使忠言直谏络绎不绝，满朝文武敢讲真话，形成了政治清明的长效机制。
二、可靠的地方官制
中国在通信还很落后的时代就建立起人口上亿的超大规模中央集权帝国，在行政区划和地方官制问题上似乎很难寻到完美的度量。宋太宗很有创意地将隋唐官制中名实分离的思想运用到地方官制上。隋唐官制将一些崇高的职衔虚设，比如挂着兵部尚书衔的人并不实掌兵部，而去“权知门下省事”。“权”意为暂时，“知”意为管理。这样使重要岗位上的人名实分离，降低专权的概率。宋太宗也将所有的州府长官虚设，而派出临时的知府、知州管理实务，极大地降低了地方官专权的概率。比如大家熟悉的包青天，很多电视剧说他是开封府尹，其实历史上的包拯只在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短暂出任过权知开封府事，可不是皇储。
最敏感的还是一级地方区划（省份）：划得太细，无法有效管理；划得太大，又容易形成独立势力。秦朝的郡县制、汉朝的州刺史、唐朝的节度使都已从两方面验证过这个规律了，那宋太宗该怎么办？
唐太宗以后不再设行省，以道作为一级行政区。后来设置军统领数个州郡，军的长官就是采访使和节度使。宋太宗废除节度领支郡，节度使仅为荣誉头衔，而设立路兼领数个州郡，全国共分二十个左右的路。这似乎和汉朝的州、唐朝的道并无二致，但宋太宗在路的长官设置上有很大的突破。
贾谊曾提出中央要控制诸侯国，国王只能任其世袭，但中央要掌握任免诸侯国丞相、太尉等要职的权力，也就是上级搭建下级领导班子的思想。遗憾的是由于诸多限制，长期以来这个思想未能得到很好执行，中央总是派出一个掌控全权的地方官，由他自己搭建自己的领导班子，直到宋太宗为止。
宋太宗在每路设四个司：
1。都转运使司：负责财税和人事监察，相当于现在的省政府。
2。经略安抚使司：负责军事，平时主要管地方厢军，战时也会由驻扎此地的禁军将领兼任。《水浒传》中的老种经略相公、小种经略相公应该便是指兼任当地经略使的西军（禁军主力）名将种谔、种师道叔侄。至于鲁智深的提辖，全称提辖兵甲，是州一级的对应职务。其实这个官不小，大概相当于师长，不可能亲自去打死一个屠夫。当然，明朝小说家没有义务对前代官制理解得那么精确，有时随意安个头衔。您也别太较真。
3。提点刑狱司：负责司法，相当于现在的政法委员会。被誉为“法医学之父”的宋慈便在宋理宗朝历任广东、江西等路的提点刑狱公事。
4。提举常平司：负责仓储，为朝廷掌管设在各地的战略储备。
这四司分掌各路军政要务，长官均为朝廷直接派出，互不统辖。有时为了协调一大片地区，宋廷会派出制置使或宣抚使统领数路，制置使的权力很大，但仍然很难出现地方官擅权。这一方面是因为上级搭配下级领导班子的方法比较成熟，更重要的是社会进步，地方官更难在地方上建立私有势力，在此有必要举一个四川宣抚副使吴曦谋求独立失败的例子来说明。
两宋之交，名将吴玠、吴璘兄弟力保四川不失，成为川军的精神领袖，朝廷便一直以吴氏镇守四川。由于四川的地理位置相对隔离，更由于吴玠、吴璘、吴璘之子吴挺、吴挺之子吴曦三代八十余年担任四川宣抚使或制置使，渐渐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王国，时称“蜀人知有吴氏而不知有朝廷”。但吴氏始终只是朝廷派驻的地方官，而非独立的封建领主，四川人民仍是国家公民，而非吴氏私有附庸。不过按吴曦的理解，管理员当久了，就可以考虑下侵吞国有资产。于是他向金投降，求封为蜀王，金可以让他过一过诸侯国王的瘾。为此，吴曦向金割让本由南宋控制的陕西四州。若在前代，土地和人口都是领主私财，他当然有权割让。但在宋朝——不行！
不行在哪儿？不在于你没有发令的权力，而在于部下不会接受你这样的命令。
四川大小军吏都是吴曦的亲信，甚至人民（：文：）也认同吴氏（：人：）的管理，正常（：书：）情况下应该（：屋：）接受他的命令，但如果他要叛国，那就不再是自己的上司了。
吴曦命令陕西四州的军队撤离，让金军接管，四州人民坚决不干，但无力抵抗金军，于是纷纷自发拥入四川。吴曦派兵驱赶他们回去，一位名叫郭靖的义士对其弟说：“我家世代为王民，自金人犯边，我兄弟不能以死报国，避难入关，现为吴曦所逐，我不忍弃汉家衣冠，愿死于此，为赵氏鬼！”于是投江而死，百姓都坚决不投金人！这位郭靖义士不知是否是《射雕英雄传》中“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郭靖郭大侠的原型。从他身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时至宋代，国家公民仍然必须交由官吏管理，时间长了人民还会很认同某些管理员，但已绝不能成为任何人的私有财产。
而吴曦的亲吏们呢？比百姓更简单——杀这个叛贼！一位仓储系统的小官：监兴州合江赡军仓杨巨源率先站了出来，鼓动军队前往伪蜀王宫诛杀吴曦。义军从容进入宫殿，吴曦的近卫根本不阻拦，众人轻松砍下吴曦首级，军民欢声雷动。后人论道：“蜀人知有吴氏而不知有朝廷，一旦曦为叛逆，诸将诛之如取孤豚（杀他就像拿下一只孤独的猪崽）。”
可见，解决藩镇独立的祸根，一方面是行政体系略有进步，更重要的还是社会基础整体进化。所以，有人说宋朝解决藩镇独立之祸是靠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或是靠宋太宗废除节度领支郡云云，都只是一些表面细节而已。
三、更合理的官吏品级制度
有些人一谈到宋朝官制就连连摇头：冗官冗兵、叠屋架床、机构臃肿、效率低下……总之就是又大又烂。其实，宋朝是人类在超远程电子通信技术成熟前，公共管理水平最高的政府，尽管其人口和国土规模大得让当时地球上绝大多数民族无法想象。
这可以从品级制度谈起，品级决定官员的级别待遇，更决定了整个公共管理体系的内部结构，极大地影响着一国之公共管理水平。
隋唐官制共分九品，每品分正从，有些品级还分上下，一共二十级。按最简单的方式理解，职务决定级别，你是什么职务就对应什么级别。但请不要用最简单的方式来理解管理科学，那是汉朝以前的水平。汉朝的品级俸禄就很简单，直接由职务决定。但职位毕竟有限，有人立了功该升迁，却未必能空出更高职位来给他。比如武帝朝骠骑将军霍去病，他立下的战功更甚大司马将军卫青，但卫青已无处安放，霍去病也就无法升迁。汉武帝采用的折中办法是让霍去病继续担任骠骑将军，但“秩比大司马将军”，意即享受大将军待遇。后来常会有一些官员“秩比三公”“秩比二千石”，以解决没有空缺、该升却无法升的苦恼。但这只是一种临时的人事安排，没有形成制度。
魏晋的门阀贵族都要捞个官，定个级别，但很多人又确实不想劳心费神地去当那个官，朝廷便常授一些勋官，这应该是最早的虚衔。后来虚衔不仅用于安置闲人，也可以授予功臣，以示荣宠。这种制度在隋唐得到发扬，很多勋贵头上顶着一长串拉风的头衔。隋唐以来的官制设计思想便是削夺重要职务的实权，古代的太师、太傅以及唐初还是实权要职的尚书令、中书令乃至六部尚书等都成为虚衔。周世宗更废除节度使统领藩镇的实权，仅作为虚衔荣授。宋太宗派出权知作为地方实际长官，那原有的所有地方官比如刺史、观察使、节度使都成了虚衔。宋太宗整理官制时发现：虚衔比实职还多得多呀！这反而为他提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