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藩，但这绝不等同于先秦分封制。
首先，汉朝虽然分封了国土给藩王，并给予了组建军队、征税等权力，但并未明确其国民的隶属关系，民众也都已经认同自己是汉帝国公民，而非哪位藩王的私有财产。没有这个社会基础，所谓分封不过是华丽的空中楼阁。
其次，这种分封显然是权宜之计，局势稳定下来后，汉廷就开始削藩。汉高帝末年，汉廷铲除了除长沙王以外的全部七家异姓藩王，仅保留九位汉高帝的儿子为王。长沙王也一直与汉廷相安无事，传五世后无嗣而终。汉高帝召集群臣杀白马立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缩小分封的范围，尽管尚未彻底铲除分封，但方向非常明确。
可以说，汉代的政治特征是：门阀贵族仍在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已经失去了正式的形式和社会基础，虽然事实存在，但重要性已经开始下滑，社会快速走向公民社会。
汉高帝十二年（前195），汉高帝驾崩，在位八年，在他身后留下了皇帝、功臣、后族三股主要的政治势力。
理论上讲，皇帝占据了法理和道义的制高点，是帝国的主人。但皇帝脱离基层，所有政令必须通过多层传递，其实很容易被架空。而且相对于后两者，皇帝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个人的力量毕竟很难与团队抗衡，这一方理论上最强，实际最弱。在中国这样的超大规模平行化多向循环增量反馈系统集成式帝国下，想建立西方小国寡民的绝对君主权威，其实和直接民主一样是很不现实的设想。而功臣和皇帝相反，理论上不占据任何主权，但各位功臣总会培植起自己的一派势力，分别占据要害部门，掌握实权。功臣集团的弱点在于各位功臣没有固定联系，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还有竞争和牵制，是一种微妙的博弈关系。这一方政治势力若能成团队则最强，反之则最弱。而后族则介于两者之间，在法理和道义上都有一定支持，人数也较多，可以形成团队，实力强于皇帝，道义强于诸臣，但反过来也可以说道义不如皇帝，实力不如诸臣。
在这三方博弈态势下，扬长避短最为关键。皇帝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最大的优势是道义。汉高帝提三尺剑，斩白蛇起义，推翻暴秦，翦灭诸侯，建立大汉，威震天下，无人能撼动他的地位。但他死后继位的皇帝显然没有这么强大的道义力量，年仅十七岁的皇太子刘盈继位，史称汉孝惠帝，高皇后吕雉为皇太后摄政。
吕后从实力上压制皇帝，从道义上压制诸臣，并大力提拔吕氏族人，形成强大的吕氏后族势力。吕后为控制皇帝，对亲儿子汉惠帝实施高压。关于这位悍母是如何从精神上虐待亲子，诸如请他观摩将戚夫人虐杀为人彘、强迫他娶自己的外甥女当老婆之类，要讲清楚可以另写一部专著，这里就不多讲了。已是成年的汉惠帝本来颇有志气，很想将汉朝建设成一个伟大的帝国，然而在亲妈的包办下，终日以泪洗面，更无从过问政事，最后只能将自己放逐到声色享乐之中，在位仅七年便驾崩，享年二十四岁。之后吕后立皇太子刘恭为帝，史称西汉前少帝，吕雉晋为太皇太后。四年后，吕后废黜前少帝并处死，立惠帝另一子常山王刘弘为帝，史称西汉后少帝。四年后，吕后驾崩，她的十五年统治终结。客观地说，这十五年宫闱之事不足称道，但社会发展其实还不错，尤其是萧何、曹参为相，政治清明，经济发展，被视为贤相典范。这一段时间经历了三个皇帝，但太史公认为这三个都不是真皇帝，在《史记》中没有为他们撰写本纪，而撰写了《吕太后本纪》。应该说吕后的统治还是比较成功，各派势力表面上没有发生冲突，但这全赖于吕后这个兼掌道义与实权的人来维系，她死后各派必然失去平衡。
脆弱的权力真空
汉高帝驾崩前一年，身体极度虚弱，吕后其实已经开始摄政，铲除了汉初三大功臣：韩信、英布、彭越，震慑天下，剩下的功臣陈平、周勃等不得不臣服于这个强势的女人。
吕后虽然强势，但经过十五年苦心经营，吕氏后族仍没能做到扬长避短。皇帝虽然被压制，但名义上的帝位并未被篡夺；功臣们虽然暂时臣服于吕氏，但声威犹在，丞相、太尉等要职仍由王陵、陈平、周勃等把持，吕氏族人仍然处于不上不下的尴尬地位。
吕后曾打算让吕氏族人封王，右丞相王陵非常正直地说：“当年高帝杀白马盟誓，非刘氏不能王，我们现在不能违背。”但左丞相陈平、太尉周勃说：“当年高帝定天下，便让刘氏封王。现在太后称制，让吕氏封王，有何不可？”吕后听了很高兴，罢免王陵，重用陈平等人。散朝后王陵悲愤地说：“当年大家和高帝歃血为盟，现在高帝不在，你们就违背盟誓，死后有何面目见高帝于地下？”陈平回答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正直的当面争论，我们不如先生，但保全社稷，安刘氏之后，先生就不如我们了。”王陵沉默不语。陈平等通过这种办法保全了功臣集团暂时不被清理，吕产、吕禄等虽然获得王侯虚名，甚至掌握了驻京禁军，但仍未能染指丞相、太尉之职。
而陈平和周勃作为功臣集团的巨头也越走越近，曾互赠五百金为礼，明确为牢固的同盟。吕氏本来掌握实权，诸臣也不敢公开反对太后，但吕后为吕氏封王，突破了汉高帝定下的非刘氏不能封王这个底线，恰恰促使诸臣联合起来反对她。
大臣这个阶层自古便是中国政治生活中实力最强的一个集团，皇帝、人民或者其他势力都只能用道义来压制，使他们不能联合。只要他们掌握了道义或者联合起来，绝对没有任何势力能抗衡。吕后分封吕氏已经促使他们联合起来，现在他们要等的只有最后一件事：吕后驾崩。因为吕后毕竟是名正言顺的太后，相当于国君，暂时掌握着道义，但废除了分封世袭制，她不能再将太后身份移交给其他人，所以她一死，吕氏掌权的理论依据便消失了。
汉高后八年（前180），吕太皇太后驾崩，享年六十一岁。她临终前以赵王吕禄为上将军，掌握南军；梁王吕产为相国，掌握北军；以吕禄之女为皇后，并告诫他们：“大臣们都不服吕氏封王，一定要据兵卫宫，不能离开皇宫为我送葬，始终掌控好小皇帝，以免被人所制。”汉军的北军拱卫京师，南军卫戍禁宫，总兵力七万，掌握南北两军便是以武力控制了汉宫。
然而天下大势岂是一句遗言可以控制。吕后一死，刘氏皇族必然要设法铲除威胁到皇位的吕氏，功臣集团也要消灭侵占了他们政治利益的吕氏。更由于有了违背白马之盟这个重大理由，两派自然而然地联合到了一起。
打响革命第一枪的是朱虚侯刘章。刘章是汉高帝庶长子齐王刘肥次子，一直是皇族的鹰派代表。刘章二十岁时，曾有一次吕后宴请宗室和外戚，请他当酒吏。刘章说他是武将之后，请以军法监酒，吕后随口就答应了。席间刘章和吕后探讨耕田，刘章说：“深耕密种，留苗稀疏，不是同类，坚决铲锄。”吕后听出话外之音，沉默不语。席间吕氏有一人醉酒离席，刘章追出去把他宰了，回来禀报：“此人擅自离席，已按军法处斩。”由于事前吕后确实授权他以军法监酒，只好接受这个事实，从此吕氏明白刘氏仍有人值得忌惮。刘章之兄刘襄继承齐王爵位，弟弟刘兴居封东牟侯，在禁宫值守。刘章妻子是吕禄之女，史载刘章通过妻子得知吕氏将作乱，于是率先发难。但吕氏族人都深知刘章是刘氏最强硬的鹰派人物，又怎会将阴谋提前告诉他家的人？这个所谓的阴谋显然和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样，是刘章为了挑起战端而捏造的，吕氏应该是遵照吕后遗诏，不会主动发难。
刘章派人偷偷出了长安，联系刘襄发兵西征，自己与刘兴居为内应，准备诛杀吕氏，拥立刘襄为帝。刘襄见有人要拥立他当皇帝，当然很高兴，但齐国相召平却是吕氏早就安排在齐国的人，他派兵把齐王宫包围起来，准备扼杀起义。齐国中尉（率领皇城禁卫军的将领，不是现在的排长）魏勃对召平说应由他率兵，有人劝召平说魏勃不是自己人，不能信，要赶紧没收他的兵权。但召平爱才如命，让主动投诚的魏勃行使职责。结果魏勃一集结部队立即就包围了召平的府邸。召平哀叹：“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然后自杀身亡。齐国迅速组织大军西征长安，刘氏诸王纷纷响应。
吕禄等人按吕后遗命固守皇宫，但此时必须应对齐楚等国，他们派出的是颍阴侯灌婴。灌婴在功臣集团内部地位不拔尖，所以后族认为他可以拉拢。灌婴奉命率军到了荥阳（今属郑州），他考虑以他的兵力，击破诸侯的乌合之众易如反掌，但这样对吕氏有利，危害刘氏。所谓功臣集团毕竟是刘氏而非吕氏的功臣，更何况他也不看好失去吕后的吕氏集团能最终获胜。于是灌婴在荥阳驻兵，与诸侯约和，但也不调头进攻吕氏，只说待吕氏内乱一并诛之，其实就是观望。诸侯也深知自己绝非中央军的对手，同意驻兵陪他一同观望。
灌婴临阵反水，但陈平、周勃仍未表态到底站在哪方。事实上他们的想法应该和灌婴差不多，内心倾向于支持刘氏，虽然他们高居丞相、太尉之职，其实没有任何实权（这就是他们反对吕氏的根本原因）。他们想出一计，劫持吕氏集团的智囊曲周侯俪商，强迫他儿子俪寄合作。俪寄与吕禄的关系很铁，向他献策：“陈平、周勃当年支持吕氏封王，说明他们心向吕氏，现在他们首鼠两端，不如给予他们梦寐以求的实权，就能确保他们站在吕氏一方了。吕氏三王去自己的封地，这样所有人都能服气了。”
吕禄这人也不知道脑袋是怎么长的，居然信了这种鬼话，宣布将兵权交给周勃，准备自去赵国封地。这遭到吕氏族人强烈反对，吕禄的姑姑吕媭大怒：“将军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