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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悯】
1917年，梁漱溟从湖南回北京，一路目睹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写下《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号召学人起来拯救苍生。梁将此文放在教员休息室中供教员们取阅，辜鸿铭看后称赞梁道：“有心人哉。”胡適则在日记中写道：“梁先生这个人是要闹革命的。”
1917年，梁漱溟完成其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认为解决中国问题应先进行社会改造，社会改造的重点是乡村，即进行“乡治”。
王先进回忆，一次，梁漱溟在山东第六中学讲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时，愤怒地用手中的小草鞯（钉黑板用的）拍桌子，泪水如下雨似的从眼镜下流出。
某次，梁漱溟在北京街头看见一位拉人力车的白头发老人，十分吃力地往前拉车，而坐车的人，却拼命地催他快走，结果一下就摔倒在地上，白胡子上沾满了鲜血。梁见此情景，一下子便流出泪来，从此再不坐人力车。
30年代，梁漱溟在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试验区，他长期在农村生活，只有过年时才回家住上几天。过年期间，他绝不看戏，也不许家人去看。因为他体会了农村的种种苦楚，认为看一场戏就花去几块钱，实在是一种罪恶。他曾写信给外甥说：“（我）回家矣，终不肯听戏（亦不叫你们听戏），盖在外县地方，看见老百姓之苦，觉得我们一听戏，随便就是几块或十块（包厢十块还不止），实属太过；而此心恻恻焉亦不生贪玩乐之心也。”
【逐求】
梁漱溟回忆：“我少年时有一种反对阔绰享受的心理。古人说：‘不耻恶衣恶食’，我则以美衣美食为耻。父母兄长皆爱看京戏，我不要看，我表示反对。……像‘第一舞台’（北京最早建筑最阔的大戏院）‘真光影院’（较早的阔电影院）那种车马盈门的情形我尤其憎恨，觉得我若侧身其间将是莫大耻辱。哥哥的心理与我不同，他爱享受而喜欢做官。记得有一次（约在一九一一年）我与母亲在屋内谈话，哥哥从窗外走过，母亲叹道：‘那一个是官儿迷，这一个是要革命的！’”
辛亥革命前，梁漱溟加入了京津同盟会，不顾家人反对，剪去辫子，以示和清廷决裂。辛亥革命爆发后，正在中学学习的梁漱溟没有继续上学，而是到同盟会机关报《民国报》任外勤记者。由于职业的便利，他更能清楚地看到上层社会的黑暗和下层民众的苦难，对革命很是失望，开始信佛，并一度想出家。
王先进回忆，梁漱溟在山东第六中学任教时，因社会上贫富不均，富者奢侈浪费，穷者无钱上学，故提议在招生简章中写明：有钱者多出钱，贫穷者少出钱，无钱者不出钱。此提议一出，遭到许多老师的反对。梁坚决道：“我辞了北大教职，到此地任高中部主任，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若这条章程通不过，我来做什么？”于是众老师便接受了梁的提议。但开学第二个月，管爨者便遇到了困难，第三个月便办不下去了。因为有钱者只拿出自己饭费的那份，管爨者让他们多拿，他们便说：“我们仅能供给自己读书，没有力量代人付钱。”无钱者不出，还嫌只有面食，没有大米，管爨者让他们交钱，他们便拿着招生简章说：“你们招生简章不明明说无钱者不出钱嘛，因为我们无钱才投考这个学校的。我们出不起钱。”而开始交少量钱的贫穷者也开始宣称自己无钱，拒不交钱了。面对此情形，梁漱溟只好辞职离开了。
梁漱溟认为，“乡治”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最后的一个新方向”。他的乡村建设理论“萌芽于民国十一年（1922），大半决定于十五年（1926），而成熟于十七年（1928）”。梁漱溟认为，无论是维新变法还是辛亥革命，都是学习西方，结果却造成了中国乡村的衰落。他认为西方的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认为中国的自救之路，在于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为此，他倡导乡村建设，辞去北大教职，从1927年开始在河南、山东等地从事乡村建设实践，直到抗战被迫停止。
20年代初冯玉祥任陆军检阅使时，曾请梁到他的驻地北京南苑讲学，当时韩复榘在冯部任团长，曾听过梁的讲演，并对梁的乡村建设理论很是欣赏。当韩后来成为封疆大吏后，觉得梁的乡村建设理论中所谈的关于乡村基层组织的改革，有利于巩固和加强他的统治。而梁漱溟则认为，乡村建设必须依靠实力派才能得以实现，故而来到山东。他说：“我们与政府是彼此相需的，而非不相容的。至于依靠政权，则亦有不得不然者。”当他的追随者问他：“乡村运动为什么一定要在山东搞？为什么同一些意趣并不一致的人一起搞？”梁说：“除了山东之外还有什么地方能允许我们这样搞呢？原来意趣不一致的，到事实面前可能渐渐一致。”梁到山东后，韩对梁非常尊敬，言听计从，他甚至在省政府纪念周上公开对他的部属讲：“我就是迷信梁先生！”
梁漱溟一生热心于乡村建设。他说，“农村没有新生命，中国也就不能有新生命”，“我们只能从农村的新生命里来求中国的新生命”。“所谓乡治，就是替农村求新生命的过程”。
抗战爆发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研究院毁于战火，他在邹平以自卫名义组织起民众组织抗日，结果后来该组织一部分被韩复榘带走，另一部分投靠日本，做了汉奸。当地群众恨之入骨，以至于一些乡村建设的干部也被群众所杀。千家驹认为，通过此次惨痛教训，梁先生应当知道乡村建设之路行不通，故在桂林的《中国农村》月刊撰文指出乡建失败的原因。梁撰文作答，他先引千的原文，再加以反驳。但重庆官方认为千的原文不能引用，不让发表，对梁的文章却只字不改，读者看来莫名其妙。这样发了几期，梁也自觉滑稽，便停止了这场笔墨官司。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被迫中止后，他马不停蹄地加入抗日救国的洪流中。此时，他开始与共产党接触，部分认同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道路。
牟宗三与梁漱溟曾相处不洽。牟宗三回忆：“有一次熊先生为我向梁先生要一个月30块钱……他说：‘你一个月拿30块出来，叫宗三到我这里住，让他读书。’梁先生说钱是可以拿，但有条件，第一是要读人生哲学，不能光看逻辑。第二是要到邹平走一趟，看一看，观察一下他的事业，他那时的乡村建设运动在邹平实行。第三是不能存有利用的心理。当时我一看这三条件，便一怒而拒绝，这30块钱我不要了。你不能干涉我读书，我也不愿到你邹平去，且我利用你什么呢？我只利用你那30块钱罢了。他的话实在太没道理，你这算什么圣贤？故若要做圣贤，先要做豪杰。”后来牟宗三随熊十力住在勉仁书院，勉仁为梁漱溟办五十寿辰，让牟写文章祝寿，牟说我不懂，不肯写。牟宗三始终认为，英雄好汉做事，要帮人就帮人，不必讲什么条件。
钱穆回忆，其在华西大学任教时，梁漱溟来访。钱时正有课，故赠梁其著作《政学私言》一册，曰：“君倘夜间得暇，可试先读此书。”隔一日晨，钱穆回访，谈起国民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后梁拟创办文化研究所之事，梁道：“君之《政学私言》已读过，似为政治协商会议进言也。”钱曰：“不然，书生论政，仅负言责。若求必从，则舍己田耘人田，必两失之。君欲作文化研究，以倡导后学，兹事体大，请从今日始。若俟政治协商会议有成果，则河清难俟，恐仅幻想耳。”梁闻言，大不悦，起座而言曰：“我甚不以君言为然。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今日国民党与共产党两党对峙，非为结合，他日国事复何可望。”钱反驳道：“君言固是，亦须有缘。君其为父母之命乎，抑仅媒妁之言乎。今方盛倡恋爱自由，君何不知。”梁怫然曰：“知其不可而为之，今日大任所在，我亦何辞。”二人语不终了，不欢而散。
抗战胜利后，钱穆于沪宁火车上两晤梁漱溟。时梁居沪，常往返沪宁间，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梁告诉钱：“每忆君在成都所言，此事诚大不易，兹当勉姑试之，不久或知难而退矣。”第二次，梁叹曰：“君来正佳，我此去坚求辞职矣。”
梁漱溟一直希望促成国共和谈。1946年10月10日，梁由南京到上海见周恩来，促其回南京继续和谈。11日夜，梁由上海乘火车返回，次晨抵达南京。下车后，梁看到报纸刊登的国军已攻占张家口的消息，对记者叹道：“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1953年9月，梁漱溟列席中央政府扩大会议，应周恩来之请发言。他重点谈农民问题，要求对农民施“仁政”，他说：“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不料，梁的发言引发了与毛泽东的争论，酿成“廷争面折”的尴尬局面。
1988年4月，台湾青年学者沈重问梁漱溟：“您最佩服的人是谁？”梁漱溟答：“是费孝通。费孝通先生是走江南谈江南，走江北谈江北，希望现代的年轻人也能如此。”
【厌离】
1912年年底，梁漱溟因看不惯民国官场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加上6月间，其母逝世，一度崩溃，曾多次萌生自杀的念头，幸得室友察觉，才避免了悲剧发生。他后来回忆此段时间的心情时说：“我渐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遇不到的，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
此后，梁漱溟转而信奉佛学，他决定遵照袁了凡之言“以往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认真做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