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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乱”开始，各地的节度使们逐渐演变成军阀藩镇，成了一群不受节制的骄兵悍将，叛乱、割据、混战层出不穷，导致大唐帝国的衰微与灭亡。其后的五代十国，是典型的有奶便是娘，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时代。弱肉强食是为时代规则。在这个规则之下，兵连祸结，上演了不少“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悲喜剧，成为一个个短命帝国。宋太祖赵匡胤以此黄袍加身夺得帝位之后，为了避免重蹈覆辙，立即执行了罢功臣，释兵权，制将帅，立兵制等一整套政策，从而形成有宋一朝根深蒂固的帝国传统。
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如今已经演变成为中国人政治智慧的一部分。解除节度使的行政权、财权与兵权，使之成为一种崇高的荣誉和待遇，是赵匡胤一项意义深远的设计。为了从体制上限制军人武夫有可能造成的危害，使兵权完全集中到皇帝手中，宋朝开国之初就确立了枢密院——三衙——皇帝的统兵体制。
枢密院与中书省“对持文武二柄”，就是说，枢密院是全国主管军政事务的最高机关，中书省是主管全国行政事务的最高机关，并称东西二府。其长官有枢密使、副使、签书枢密院事和同签书枢密院事。大约相当于今天的首长、副手、助理等等。有时以知枢密院事代替枢密使和副使。枢密院的职责是掌管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出纳密命，以及侍卫诸班直、内外禁兵的招募、阅视、迁补、屯戍、赏罚等等。尚书省设有一个兵部，在理论上讲，兵部的权力很大，差不多相当于今天国防部的样子，掌管兵卫、仪仗、卤簿、武举、民兵、厢军、土军、蕃军、舆马、器械等等。但实际上，宋代的兵部形同虚设，顶多是个文书转移上通下达的文牍机关而已。大权掌握在枢密院。
三衙的全称是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其职能是“掌殿前诸班直及步骑诸指挥之名籍，凡统制、训练、番卫、戍守、迁补、赏罚，皆总其政令”。实际上，是负责管理全国军队。
而全国军队中各部队的统兵首长，并不是由固定的将领担任，而是由皇帝临时委派，称“率臣”。率臣无定制，品级高低不同，管辖地区大小不同，所辖兵力的多少也不同。通常情况下，是有事时委派率臣，事毕后率臣则要离开部队，交出兵权。
对于完全不懂军事的人，想必也能看出，这套纵横交错的指挥系统和统辖体制，事实上是把兵权一分为三：枢密院有调兵权，没有管辖权；三衙有管辖权，没有调兵权；最后，对部队有实际指挥权的统兵官由皇帝临时任命。于是，实现了“发兵之权”、“握兵之重”与“统兵之威”的彻底分离。在这种体制之下，如果还有哪位将军想要不听招呼拥兵自重的话，他所需要克服的困难就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大宋帝国执行得相当彻底的重文轻武、偃武修文基本国策。直到岳飞生活的时代，重文轻武早就已经已经成为帝国社会生活的一个风尚，从欧阳修、苏东坡、辛弃疾、陆游、李清照这些名字里，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这种时尚的魅力。可以说，宋朝经济文化的辉煌灿烂，丝毫不逊色于汉唐明清任何一个伟大帝国。甚至可能还要更好。
仔细观察赵匡胤开创的帝国传统，真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这位纯粹赳赳武夫出身的皇帝，为自己的整个朝代，建立起来一个偃武修文的坚定信念，那就是：必须彻底地防范、裁抑、限制军人武夫们的权势，否则，他们就会骄横跋扈，尾大不掉，为害国家。为此，他的做法称得上是不惜代价。比如，北宋一百七十年间，枢密院长官基本是由文臣担任的。个别武将出掌枢密院，很快就会受到猜疑而去职。最有名的当数宋仁宗朝的一代名将狄青。此人出身行伍，担任执政后，遭到文官普遍的、极力的反对，曾经为此掀起过一场真正的轩然大波。而其中反对最力者，就是今天中国人最崇拜、最敬爱的包拯包公包青天。尽管这位狄青人品正直高尚，几乎是一位无可挑剔的名将。但是不行！武将们耀武扬威为非作歹的时日太久了，给人们留下的恶劣印象太深了。他们必须受到裁抑。他们不但在皇帝面前要俯首帖耳，就是在文臣面前也必须保持恭敬。
于是，宋朝的第三位皇帝宋真宗时，继续贯彻以文制武的方针。“祖宗之法，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节制，出入战守，唯听指挥。”就是说，全国各部队的第一把手都由文臣出任，武将的出入战守必须在文臣的督率节制之下行事。这一制度立即成为帝国传统与惯例。这就相当令人不安了。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毕竟是要伐谋伐智也要伐勇伐力的。不习战阵的文臣甚至要来指挥一场战役乃至战斗，这就未免有点过分了。
这还不算。大宋帝国的赵家天子沿着真理的道路继续前进，使真理不止走过了一步，而且是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谬误。如宦官督责监军与阵图钳制既是。
宋代宦官监军的陋习，始于宋太宗赵光义。他任用的宦官王继恩，在镇压王小波李顺起义时，胡作非为，陷害先锋官马知节的事迹，已经成为历史上相当丑陋的一桩公案。到童贯封王时，宦官监军达到中国历史上的登峰造极。如前面已经叙述的，我们这里所讲到的一切，几乎都肇始于这位宦官。
阵图钳制则是一种相当令人无法理解的做法。其具体做法是：“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意思是，打仗时，由皇帝和几位大臣，在皇宫中制定好作战阵图和战略战术，前线将领不许更改地遵照执行，宦官在旁监视。于是，领兵将领万分痛苦：战争时期瞬息万变，依从阵图可能有违实际，不从则是违抗上命。即便是彻底的外行，也能看出此做法的愚蠢。这大约是我们翻遍宋代史书，在太祖赵匡胤之后，很少看到宋军打什么漂亮胜仗的重要原因。
宋太祖赵匡胤文韬武略，与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齐名，开创了大宋基业。他手下有一位很厉害的将领，名叫曹彬。此人在太祖手下，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立下过许多极为显赫的战功。深受信任与器重。当代学者考证，认为这位曹彬是曹雪芹的嫡系先祖。到太宗赵光义时，应用这套战法节制武将，结果，同样还是这位曹彬，便被打得七荤八素，差点把命都丢在战场上。
但是，不管怎样，这套东西好坏杂糅，形成了我们大宋帝国深入人心坚不可摧的帝国传统。其最大功效，在于从内部使皇家权威不受侵犯的安全系数最大化。对于帝国与皇家来说，这就足够了。与此比较起来，其他的一切都算不了什么。没有人意识到，这样一来，这个曾经强大的帝国就变得不再强大了；在外部的打击面前，已经不堪一击。
为了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宋朝甚至规定：军队中的士兵，身高体重者比个矮体轻者吃的军粮、拿的军饷要多，意思是鼓励身高力壮的人当兵，以提高士兵的身体素质（9）。我们能够想像：在上述帝国传统之下，如果仅仅因为士兵身强力壮，军队就能够不“积弱”，倒实在是不可思议了。
第六章岳飞必须死
就这样，到公元1127年，金国骑兵打击宋朝军队时，确实可以使用“摧枯拉朽”这个词来形容。事实上，这一时期前后，宋朝的正规军已经土崩瓦解。中兴四将所领导的四支大军加上吴玠率领的川陕部队，是在后来近十年的抗金战争中逐步发展起来的。这十年，整个是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重组的十年。南宋政权在生死线上苦苦支撑，没有必要没有能力也没有可能实行以文制武这一套。一切都在适应战争的需要而自然成长。于是，这五员大将对他们所领导的军队，也自然而然地具有了极大的权威。因此，民间自发地称呼韩世忠部队为“韩家军”、张俊部队为“张家军”、刘光世部队为“刘家军”、岳飞部队为“岳家军”、吴玠部队为“吴家军”。
公元1135年，即绍兴五年，几经变化后，南宋军队形成了以这五支部队为核心的行营护军建制：韩世忠部为行营前护军，兵力八万人，以淮东楚州就是今天的江苏淮安为大本营；张俊部为行营中护军，兵力八万人，以建康即今日南京为大本营；刘光世部为行营左护军，兵力五万二千人，先后以池州即今日安徽贵池和庐州即合肥为大本营；岳飞部为行营后护军，兵力十万人，以鄂州即今日武昌为大本营；吴玠部为行营右护军，兵力七万人，以兴州即今日陕西略阳仙人关为大本营（10）。
如今，按照皇帝赵构的内定安排，岳飞接管刘光世的行营左护军，同时节制吴玠的行营右护军，让他统帅全国五分之三左右的兵力，在淮西、川陕、荆襄三个主要正面战场上，对金兵形成全面反攻的战略态势。这无疑是一个相当具有战略眼光和魄力的安排。其激动人心之处自不待言。岳飞感奋不已。如果这一切顺利实现，这位青年将军与对他有知遇之恩的青年皇帝，君臣二人的人生事业将可能达到一个令人目眩的光辉顶峰。
于是，公元1137年，就是南宋绍兴七年三月十一日，即皇帝在寝阁亲切召见的两天之后，岳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