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未必肯采信，可是徐谦的这些理论却很合嘉靖的胃口，他瞪了徐谦一眼，道：“既然如此，真正的原由是什么？你不要再卖关子了，直接讲出来吧。”
徐谦叹了口气，道：“微臣此前之所以逼着一部分商贾强行纳绢，颁布嘉奖，其实是因为一个缘故，商贾大多都要贩卖货物，他们将南方的丝绸运到北方，再将北方的茶叶送去辽东，唯有货物运转，所谓行商，无非是维持货物运转而已，可是商贾身份低贱，要押货出个院门却没这样容易。”
徐谦顿了顿，继续道：“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各地官府设卡收钱，所过的商旅，大多都有官吏盘剥，又或者是本地地痞敲诈勒索，微臣曾计算过，就不说远了，就说京师到天津，从京师到天津不过两三百里的地，一般的商贾若是押几车货物入京，既要经过码头渡口，又要经过几处关卡，往返所需打点的银钱至少需要三四十两之多，这倒也罢了，最重要的还得提心吊胆，微臣此前在钱塘时就多少听说过一些事，商贾押货，往往会受到刁难，有的给了钱就能过去，可是有些时候若是遇到官吏心情不好，便是动手动脚，诬赖他的货物是赃物也是有的。”
“陛下想想看，寻常商贾，一年出去跑货不是一趟也不是两趟，若是长途，从辽东到京师，或京师到江南，一年打个来回，这一路上要准备多少银钱打点？而且若是时运不好，稍稍有了闪失，便是吃官司也有可能。就说这天津到京师，因为两地相隔不远，所以一般跑这里的商贾都会跑得勤一些，一年往返十几趟是经常的事，这一年下来，单单打点的银子就不只三五百两，而且途中艰辛，不为外人道哉，而微臣的这个嘉奖却有一个大用途。”
嘉靖终于恍然大悟，道：“你的意思是，有了朕盖了大印的嘉奖，上头又书写沿途官吏不得干涉，可使这些官吏心生忌惮，如此一来，打点贪官暴吏的银子便省了下来，等于是充入了宫中，这等于是朕抢了那些官吏的银子？”
徐谦微微一笑，道：“陛下圣明。道理其实就是如此，商贾们花钱买下这嘉奖状等于是买下了一道平安符，这一路往返都可畅通无阻，不但节省了时间，也节省下了沿途打点的开支，更保障了沿途的安全，而陛下得了实惠和好处，唯一吃亏的多半就是那些刮地皮的赃官暴吏了，微臣的父亲从前在钱塘做过班头，深知这里头的许多黑幕，学生这才对症下药，从这方面入手，那些被微臣逼迫着买了嘉奖状的商贾回去之后，总会有人拿这嘉奖状出来试一试，而沿途官吏见了，觉得非同小可，自然不敢为难他们，而这轻易过关的人只要把消息传出去，还怕这京畿一带的商贾不闻风而动，不踊跃纳绢吗？”
第二百零九章：大功一件
听了徐谦的一番解释，嘉靖终于知道了其中的关键，他不由莞尔笑道；“这样的鬼主意也只有你才能想出来。只是朕的嘉奖状成了他们的路引子，三五百两银子似乎便宜了他们。”
徐谦微微一笑，道：“陛下，不是一次性三五百两，而是一年三五百两。”
嘉靖好奇地道：“这是为何？”
徐谦呵呵一笑，道：“学生在这嘉奖状上作了手脚，盖印的大印用的不是印泥，而是其他的颜料，这种颜料盖的印时间一长便会脱色，字迹辩认不清，一年左右就作废了。”
徐谦当然是不肯吃亏的，若是三五百两买了嘉奖状去让你用一辈子，这买卖还怎么做？路政局又怎么能长久？事实上在此之前，他经过了精确的计算，这样的‘路引’大致可以为押货的商户节省四百至一千两银子的打点，毕竟有的日夜都在外面跑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在押运货物，而有的则一年不过四五趟，有的要不远千里运送货物去，有的则只是跑一跑通州、天津一带。
徐谦这个计算的基础都是腰缠万贯的大商贾而言，那些小打小闹的商贾暂时是买不起这样的奢侈品的。因此徐谦才将嘉奖状的价格定在了这个‘合理’的范畴。
商人是逐利的，买下嘉奖状能省下一些银子还能省心，出门在外不再担惊受怕，一年花这笔银子怎么算都是超值。
嘉靖皱眉道：“假若这嘉奖泛滥出去，怕就怕商贾日渐增多，百姓不务正业，纷纷效仿商贾，做这投机取巧的勾当。”
嘉靖毕竟不是傻子，此时又不禁想到大明朝的国策问题了，徐谦的这一个举措无疑是彻底动摇了大明朝轻商的国策，商人之所以低贱，主要表现在政策上的歧视，商人要押货，按大明律，就必须要有路引，而路引是由官府开具，还必须有人为其作保，虽然大明朝流民甚多，出门在外需要携带路引已经成了一纸空文，可是各路关卡对于商人的检查极为严格，说白了，这些人不去查流民，是因为流民没有油水可捞，而商贾的油水甚大，因此流民们不需要路引，读书人不需要路引，士农工商，人家只抓你商贾，没有路引的，一旦捉到，少不了要关押起来，让家里人来打点；就算是有路引的也少不了寻些理由为难，这种歧视性政策让商贾苦不堪言。
正是出门在外从商之人艰难无比，虽然看上去光鲜，可是吃肉的时候有，挨打的时候也是不少，因此大大制约了商业的发展，不是特别的人，或者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一般人是绝不会从事商业的。
在这一点上，朝廷表现出了默许的态度，因为在他们看来，若是取消这些制约就能减少从商的阻碍，使得商贾日益增多，成为效仿对象，最后从商的人越来越多，农人不思进取，纷纷抛掉田地去做这勾当，最后不但会败坏社会风气，还可能导致粮食的减产。
嘉靖毕竟是深谙政治的老手，自然不会回避这个问题，他继续道：“假以时日，且不说朝廷之中多少人反对，就说一旦放开了商贾，宫中固然是挣了银子，可是这老祖宗的国策只怕也要面目全非了。”
徐谦沉默了一下，道：“学生听过一个典故，没了张家卖肉的，照样还有李家卖肉，朝廷对寻常商贾打压甚紧，使得许多人不敢轻易行商，可是我大明朝照样不是商贾遍地吗？商贾缺一不可，否则我大明朝土地广葆，沃野千里，府县无数，如何互通有无？寻常人固然是行商不易，可是微臣所知的是，一些高官显贵却趁机而入便是觑见了这其中的巨利而指使家人行商，就如永淳商家，他们借着自己的人脉就可以做到畅通无阻，获利无数，祖宗的法度制约了寻常人行商，却是大大鼓励了朝廷官员和各地豪绅行商，结果就是为官者家财巨万，又手握权柄，在地方上呼风唤雨，甚至有人广厦万间，仆从巨万，陛下，豪强之祸猛于虎，不得不有所提防啊。”
两世为人使得徐谦说话的水平高涨，若是你对嘉靖说什么商人有益于社会，商人也有好坏之类的屁话，嘉靖只怕听都不想听，因为在皇帝看来，商人有什么好处跟他有个屁关系，有没有商贾，皇帝老子也是歌照唱，舞照跳，根本就不可能去为这个原因，只因为对商贾生出什么同情，而排除万难去破除祖宗的国策。
徐谦当然不会告诉嘉靖，商人虽然唯利是图，也有他的优点，他只需要告诉皇帝，百姓不能从商，最后就是显贵和官员从商，这些人在朝中既手揽大权，又通过经商积攒了巨大的财富，这个财富甚至比之宫中内库还要不遑多让，他们的奴仆、佃户、伙计相加起来亦是数量可观。
徐谦继续道：“汉亡于豪强，隋亦亡于豪强，这些豪强家世雄厚，人脉错综复杂，既富又贵，平时听命于朝廷，一旦国家有难，则祸起萧墙之内，生出取而代之之心，陛下，学生言尽于此，请陛下自己斟酌吧。”
换做是其他人，比如弘治皇帝，听了这话或许只是一笑置之，因为弘治是个宽厚的人，对身边的人宽厚，对别人也宽厚，不会生出无端猜测。若换做是正德皇帝听了，或许会觉得有些问题，可是他绝不会有这样的魄力，对这样的皇帝来说，及时行乐才是要紧。
可是大明朝有两个皇帝，听到了徐谦这番话是绝不会掉以轻心的，其中一个乃是太祖皇帝，这位仁兄对官员显贵提防甚严，疑心也是极重，只怕徐谦的一番话，这位老兄就要大开杀戒，不杀个血流成河绝不肯罢休。
而另一个就是嘉靖，嘉靖从本质上和太祖皇帝是一样的人，可惜他生不逢时，等他继位的时候，大明的天下已经不再是皇帝一人说的算了，也不是你想杀谁就杀谁，因此他虽与太祖有着同样的性子，既聪明睿智，又多疑甚至残忍，可是他绝不可能像太祖皇帝那样来个快刀斩乱麻。
这个时候，嘉靖皇帝的脸色阴沉得可怕，他负着手，漫无目的地在这房中踱步，眼眸闪烁，那骨子里的残忍和多疑显露无疑。
他的嘴角随即勾了起来，不自觉地露出几分狞笑之色，最后到了几案边，用拳头磕了磕几案，慢悠悠地道：“好，你做得很好，不愧是朕的肱骨，这一次你们立了大功，朕定要好好赏赐。”
他没有直接说官员显贵需要提防，更没有说什么地方豪强如何难以制衡，他只是狠狠夸奖徐谦，却是将自己的心迹表露无遗，显然，嘉靖皇帝疑心的毛病被徐谦勾了起来，而这时候，他突然发现轻商的国策显然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当然，以他的政治地位，现在是绝不可能直接跳出来反对祖制的。
后世有一句话叫做打折红旗反红旗，就是你越是要反对它，就越要高举这面旗帜，在这旗帜之下，将从前的理念，将从前的既定方针，统统改个面目全非，大明朝其实也是如此，每个皇帝登基，一个个把祖宗祭出来，祖宗挂在自己的嘴上朗朗上口，生怕别人不晓得当今天子对祖宗敬重，对祖法如何维护，可是事实上，所谓的祖制早就被他们丢进了废纸篓里，洪武时的大明朝和现在这嘉靖时的大明朝，说它们是两个极端都不为过。
夸奖完徐谦，嘉靖随即笑了，笑得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