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被高估的，最早，《史记》中给游侠很高的地位，至于《七侠五义》、《水浒》等则更是如此。到了新武侠，结合了情爱成分，审美诱惑力更强了。实际上，对侠义的要求代表了个体人的软弱状态。一个人面对自己无法解决的困难，感到自己的力量特别渺小，无法依靠社会的体制性力量来解决，只能想到请朋友出面解决，这个时候用什么来要求朋友呢？侠义。只有软弱的人才对〃武侠〃有强烈要求。在一个法制健全、民主的社会里，在一个个人可以充分发展自己的社会里，对〃武侠〃的要求可能会少一些，人们更多地可能倾向工程要求公平和公正，他可能首先想到法律，用法律来保护自己。所以武侠在这个时代的流行表明了某种个人无法抗拒的社会不公正的存在，因而武侠不仅仅是反资本意识形态的需要，同时也是大众渴望社会公正、社会法制的产物 。人们感到法律保护不了自己自然而然想到〃武侠〃――那种以个人之力反抗社会不公的英雄。
知识分子承认金庸，和知识分子寻找抵御市场经济带来的世俗化的工具的动机有关，金庸给了他们一种文化上的幻觉，仿佛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抵御市场化的侵袭。而大众承认金庸是把金庸当成了蚌壳，他们在金庸塑造的浪漫主义英雄人物中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尽管是幻觉中的可能。
另外，从人的意识来说，每个人都有一种英雄崇拜的情结，渴望在内心有一个神圣形象并对之顶礼膜拜，寄居在这个英雄的理念里，仿佛我们自己也成了一个侠客，接受美貌少女的青睐，具有无边神力。在幻觉中感到自己很强大――强大到可以以一己之力抵抗这个社会的结构性问题。
而王朔在价值层面则严肃得多。他是幻觉文化的敌人，是假知识分子、穷酸文人的敌人，是假文化的敌人，他的价值立场是平民的，他写这个时代的实实在在的在我们的身边发生着的生活，他将生活的真实图景展示给我们，因而他是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他从来不用假理想主义的神枝抚慰我们，更不用幻觉来打发读者；他写作的基本姿态是反讽，颠覆意识形态话语，揭示意识形态话语的荒谬性，将人们拉回到现实面前。
因而他不为那些所谓的具有人文精神的教授们所喜欢，因为在王朔那里，一切虚妄的价值观念都被嘲笑，一切假仁假义的理想主义都被讽刺，在人文主义的幻觉的天堂里飞翔的教授看到了他的小说就会跌落下来，成为不堪一击的肉酱。王朔不遗余力地嘲笑知识分子，嘲笑理想主义者，嘲笑将道德、理想这些大词汇当饭吃的人，使得〃知识分子们大跌眼镜，于是知识分子、教授们也就不喜欢他。同时，他在价值观念上的颠覆姿态，他颠覆一切正统的意识形态话语，因而他也不为意识形态所接受。
事实也正是如此，王朔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孤独的，大多数的人被他表面上的游戏味、痞子腔所蒙蔽，没有看到他在骨子里其实是一个真正的启蒙主义者，对他的小说里流露出来的深切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小人物的悲悯情怀、对爱情的渴望、对个体的人的存在价值渴求视而不见，是他在最正确的方向上坚持了鲁迅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直面人生的战斗精神。
更为可贵的是王朔做这一切的时候不是大呼小叫着去的，他总是面带嘲讽的微笑，以一种痞子式的玩世不恭去做，他的幽默，他的反讽，使得他看上去似乎是一个没有信念、没有理想的人，他在世人面前隐藏了自己，因而为世人所不理解――没有多少人能读出他的小说里渗透着的悲伤，没有人能从他的小说中读懂什么叫做真诚。而那些所谓的人文主义教授，那些将导游手册当散文写的人，那些呼天抢地不时将爱国主义当幌子晃一晃的人，那些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书写〃人文理想〃的人则常常占尽先机。
回到金庸和王朔的争论上来。这样的两个在骨子里很不同的人，他们的争论是迟早的事，或者暴露在读者面前，暴露在媒体面前，或者隐藏在心里、埋藏在私底下，这些都不重要，问题是他们的价值观念不同。因而，有些人，特别是一些轰炸王朔个人网页的网友，金庸迷仅仅将二者之争看成是不同文学趣味之争是不对的，这是一场立场之争。
二、两种文学趣味
王朔和金庸在价值观念上存在巨大分歧，因而在文学趣味上也水火不容。金庸是用一种貌似高雅的方式向大众和知识分子的庸俗趣味妥协，而王朔正好相反，是用一种貌似庸俗的方式向大众和知识分子的庸俗趣味挑战。
金庸是一个〃贵族主义〃者，他迎合没有学问的人的学问要求，在他的小说中，将诗、词、曲、赋这些中国古典文人的亵玩之物发挥到极致，将章回体小说的技术手法发挥到极致。因而一些人会说他很有文化感，而这些人尤其以不懂中国传统诗、词、曲、赋，不懂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后现代学者为代表。这是一个附庸风雅的时代，一切真知灼见都被歧视和忽视，而形式上的把玩风格，手法上的炫技主义，常常成为人们追逐的对象。同时，富裕起来的大众开始文化上自我造镜，这个时候金庸以他特有的古典文化感送上门来，人们一下子发现，原来现代社会还有这么有文化的人，这么精通中国古典文化之神秘的人，人们完全被征服了（竟然有金庸的读者说〃我是在金庸的小说里才认识了中国文化和中国伦理的独特魅力〃――见《文学报》1999年11月11期）。
而王朔呢？他恰恰相反，他无视一切文化人的自我优越感，他对一切〃孔一己〃主义者都给予无情的嘲讽，他自称是最没有文化的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虚饰、浮泛给予毫不留情的打击，他使文人斯文扫地。他常常对〃教授〃这个称呼不屑一顾，甚至充满敌意，他的小说没有诗、词、曲、赋，他也不在小说中谈论音乐、绘画、文学，他自己在做文学可是却将文艺看得一钱不值，他只写生活本身，从来不在他的小说中塞上不伦不类的〃文化〃，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平民主义者。
金庸用一种半文半白的语体写作，对于中国大陆的阅读者形成了一种语体上的陌生化效果，猎奇主义的阅读者自然对此感到折服，而实际上，金庸是在以此炫耀他的知识分子身份，他在用一种知识分子的语言写作。而王朔，他以一种真正的民间的口语写作，他是老舍，这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语言大师是的当代传人，他将一种京味的、民间的语言搬到了小说中来，他毫不做作，在这方面，王朔的小说在语言上完成了一次真正的革命，一种即不同于意识形态体制语言，又不同于知识分子书面语言的小说语言在他那里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就语感而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南方作家在汉语语感上大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要么是欧化味道太重，读起来像是翻译作品，要么是方言味太浓，巴金、鲁迅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金庸就更不用说了。
王朔，我得说王朔是语感极好的作家，他的语言行云流水、酣畅淋漓，他的语言是诞生在城市民间的，是丰满的、健康的，富于生命活力的语言，没有假士大夫的腐气，没有假知识分子的酸气，没有小女人的鸹气，也没有老男人的霸气。他的颠覆性写作完全来源于他对语言的良好直觉。这一点金庸是比不上的。
在金庸的笔下是见不到平民的身影的，金庸只会描写各种各样的大侠，杨过、张无忌、陈家洛、令狐冲、郭靖……这些远离人间烟火在空中飞翔的英雄们的确让一部分人感到振奋、感到豪情激荡，金庸那越过凡人的头顶投向宇宙的视线的确使一部分人找到了寄托，仿佛神圣的精神境界，英雄的神勇气概，尊严的生活面貌一下子就来临了。但是，当我们放下金庸的书，这些又一下子烟消云散了，于是乎，要欣赏金庸就得成天生活在金庸的小说里，要拿着金庸的小说手不释卷，当我们从金庸的虚无世界中跌落出来，我们会发现金庸原来给我们的只是一块充饥的画饼。与之对立的是，王朔的笔下总是生活着各种各样的小人物，他们没有骄人的武功，没有惊天的伟业，但是，他们是脚蹋大地的人，他们生活在〃生活〃之中，王朔正是在这些小人物身上寄托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人道主义情怀，他关心的是是那些生活在这个世界的底层，被这个世界压迫，有些失措，有些虚无，有些百无聊赖、不知所以，但是却真诚、热切、善良的人，王朔的笔触在嘲讽和讥笑中包含着深切的同情，例如他的小说《千万别把我当人》、《过把隐就死》、《我是你爸爸》等，无不如此，――这些都是小人物的生存悲剧故事，写得非常感伤，作者是让人含着泪笑的。我真的不知道那些人是怎么读小说的，在王朔那里虚无只是反抗压抑的手段，痞味只是反抗道统的武器，而他们却将王朔本人读成了虚无主义者和痞子，在我看来王朔正是那些道德虚无主义者的敌人，政治痞子的敌人。我常常能从王朔的笔下读出痛苦来，王朔对小人物的生活的观察和描写是多么的深刻，对小人物的情感状态的分析是多么细致，没有对底层的真切认同，他怎么呢写得出来？
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绝大多数是不愿意面对严酷的现实的，他们更愿意躲在金庸的桃花园里自我陶醉，也不愿意来到王朔的现实中面对自身，他们不是没有鉴赏力，就是缺乏勇气，因而他们选择金庸这个花枝招展的桃花园主，而不愿意选择王朔这个将生活的面纱撕碎，让生活赤裸裸的面对我们的人。带着真理而来的人将为我们所唾弃，而带着迷汤而来的人将大受欢迎。
从纯文学的角度，我们说金庸没有摆脱古代武侠小说的范畴，在小说结构方式上没有摆脱章回体小说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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