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牵这大众的马缰绳走路。我想文学家，作为大众中感觉特别敏锐、思想特别活跃的人，还是直起身子做后一种人较好，文学家和饭店跑堂在为大众服务方面也就这点儿区别， 但也就是这个区别很重要。
这个〃手势〃不太冷
大概是6年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登载了一篇题为《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的文章，谈张爱玲。此后，张爱玲这个〃手势〃就一直这么举着，一直没有放下来，一晃也就举到了现在，而且还有继续举下去的势头。现在市面上关于张爱玲的传记类书少说也有7、8种，而张爱玲的小说、散文改头换面地出了多少趟，几乎无法统计。当初张爱玲这个〃手势〃刚刚举起来的时候，许多好事者说，张爱玲真是很有远见，你看人家，跑到香港去了，老舍、沈从文留在国内真是没有眼光；前年，张爱玲死在美国，死得寂寞，于是又有人为张爱玲打抱不平，这么大的作家在你们美国，你们也不照顾照顾？让她自顾死了，而且这么寂寞？于是国内又热闹一阵。
关于张爱玲，她的小说我倒也是喜欢的，但是真正的精品也就是6、7部中篇，她的大多数短篇和长篇都很难读。从写作技术和描写深度言，当代的王安忆、方方等都有可以和她一较高下的地方。但是人们大多数对同时代的人苛刻，而对历史中的人，尤其是已经死去的人宽容——中国人是喜欢圣化死者的（中国人惯常的说法是〃历史地看待问题〃）。
不过暂时，张爱玲这个〃手势〃还没有放下来的迹象，她还将既〃苍凉〃又〃热烈〃地举下去。这也是中国20世纪文学的悲哀——20中国文学史上实在没有什么女性作家可以讲。丁玲，《莎菲女士日记》外，余者无足可观，庐隐、石评梅等都早逝，冰心实在长寿，但是《繁星》、《春水》也不适合真正成熟的读者，如此看来，20世纪中国文学留给女性看的作品实在不多，能说出一点儿女性的心里话的更是寥寥无几。她们——只能不断地说张爱玲，爱张爱玲。
乌壳虫的电话号码
张爱玲的小说《封锁》的结尾写道：〃宗桢捻灭了电灯，手按在话机上，手心汗潮了，浑身一滴滴沁出汗来……〃这是小说的主人公在犹豫是否给他在电车上邂逅的翠远打电话。
小说并没有交待宗桢到底打了这个电话没有。但是，小说结尾的这一节同时出现了另一个意象：一只乌壳虫正从房的这一头爬向另一头，爬了一半，灯一开，它就停了。等到主人公再次开灯，乌壳虫已经不见了，——它爬回到窠里去了。
这只乌壳虫，是张爱玲小说中最有意义的小人物形象。我们似乎记得这样的虫子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出现过。只是张爱玲让它具体地象征了《封锁》主人公，一个试图爬出自己的窠，但是终于被灯光重新吓回窠里的人。《封锁》这个小说的名字仿佛也是一个暗示，一切都在上天的封锁之中，重新回到窠里，才是乌壳虫应当有的选择。
让我们来看一看《封锁》这篇小说的故事是怎么展开的。在一辆因为封锁而停在路当中的电车上，外面是高声乞讨着的乞丐，里面有拎着熏鱼的丈夫和她的妻子，有正在议论同事的公事房下班的人，在这样的背景中，我们的主人公宗桢出现了，他齐齐整整地穿着西装戴着玳瑁边眼镜提着公事包的人，而他的手上则抱着一只装满了热腾腾包子的报纸包。
这个人似乎是不应当有什么故事的。但是，他为了躲避和电车上另一个讨厌的人可能出现的见面，他情急之中转到了一个女性乘客的身边，这个乘客成了他的工具。
他将手插到了这个女性的身后，然后开始和她说话，竟然，她没有拒绝，进而甚至他们相爱了。在封锁的电车上，在封锁之中，他们就这样相爱了，甚至这个女性还为宗桢的一番话流出了眼泪。
然而也就是在这一刻，就在这位女性流泪的那一刻，宗桢，这个有妇之夫，我们的小人物主人公他突然害怕了，他谨小慎微的性格一下子暴露无遗，他怯懦的人格一下子垮台了。他用哀求的语气对那位女性说，别哭了，我们电话中谈。接着，他乞求她给他留下电话号码。
现在，我们看到了乌壳虫，它开始停下它的步子了。接着那位女性终于给了他电话号码，这个时候我们想乌壳虫还是真诚的，他至少记住了这个电话号码，然而，当叫做宗桢的乌壳虫回到家里，他一边看着女儿的成绩单，一边吃着饭的时候，我们就该看到墙角边的那只乌壳虫开始退却了，到最后，乌壳虫终于从我们视野中消失了。它再次回到了自己的窠里。
在窠里的乌壳虫，他记住了一个电话号码754369，这个电话号码代表了他的理想，但是他永远都不会去打这个电话。的确，乌壳虫都是些有理想的人，但是他们从来不会实现他们的理想。他们有一大堆理想，一大堆他们不准备实现的理想。
《羊的门》施虐与受虐
中原文化的施虐和受虐倾向在《羊的门》中反映得相当充分。一个人的人格的高大和他施虐以及受虐的能力成正比。例如，小说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近乎半人半神的呼天成，他在情欲上面遵循的就是施虐和受虐的路子。
他对待小雪儿以及她的母亲（请让我们忘记这个受污辱以及受损害的的女人的名字吧，她的一生太不幸了）就是这种态度。一方面对于他呼天成自身这是受虐，自我折磨，她让小雪儿的母亲脱光了衣服玉体衡呈在他的眼前，但是却并不和她Zuo爱，他一次又一次地仿佛就要要了这个女人，但是一次又一次地，他没有要。他让这个女人忍受情欲的烧烤、自尊的磨蚀，他在折磨这个女人中其实已经获得了性的极致的变态的快感。但是这个受损的女人，她对这一切却并不知晓。她体验到的仅仅是呼天成不想要她而给她带来的耻辱和忧伤，她感到自卑，感到自惭形秽，她在呼天成的施虐中感到的是呼天成伟大的不为女色所动的人格。于是她爬起来，拎起了裤子，怀着对呼天成更加的崇敬的心理穿上衣服离开了，当下一次，呼天成再次重演这套把戏的时候，她再次地义无反顾地接受了，她就这样被呼天成当作施虐的对象使用了一辈子，她满足了呼天成变态的性欲，而她自己却一无所获，她得到的仅仅是耻辱。
呼天成越是不要她，她就越是想要给他，以至于最终，她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她想她自己已经人老珠黄，她自己已经是不洁之身，那么让我的女儿小雪儿（以Chu女之身）继承我，去完成我的意愿。这是多么可悲的文化——它孕育了可悲的受虐狂的人格。
然而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如果不是用呼天成这种方式对待女人，一个男人，一个雄心勃勃的男人，他的命运会是怎样的呢？让我们看看呼国庆和谢丽娟之间的感情纠葛。呼国庆对谢丽娟的感情是真挚的，谢丽娟对呼国庆的感情也是炽烈的，他们这种爱的关系应当得到社会的认可，得到幸福生活的报偿，但是恰恰是这种常态的爱情，在中原这样的文化土壤中却是不能发芽，不能生长的，它坏导致家破人亡，甚至牢狱之灾。
这就是中原文化的要义。变态的将得到尊崇、常态的将得到唾弃。在施虐和受虐中，中原文化完成了它辉煌的乐章。
《日光流年》中的耳光、下跪……
司马蓝对待不服气的人，采取的最有力的征服手段是什么呢？打耳光。
打耳光和行刑室里的严刑拷打是不一样的。打耳光是一种针对人格的行为，它不是作用于你的肉体，而是作用于你的精神，它让你的精神垮台，让你的人格萎缩，它不会让你的肉体有多少忍受不了的痛苦，但是却让你突然间失去了自我。司马蓝就是这样的一个精通耳光术的人，他从来不用什么体罚一类的惩罚手段，他所用的只是一个耳光而已，但是也就是这小小的耳光，使他在三姓村通行无阻。他用耳光征服女人，他的老婆、情人、下属村民，也用耳光征服男人，征服那些男人的懒惰、精明、怯懦、抵抗、疏离、绝望……，三姓村的人也因此对他心悦诚服。
然而，也就是这个司马蓝，他还有另外一手杀手锏，在用耳光征服别人的同时，他还长于用下跪来征服别人。他知道，什么乞求都比不上下跪，比不上用自己的人格做代价来得份量沉重，所以，他治病需要钱，他希望他的情人出去为他卖身，这个时候，他用的是什么方法呢？他领着他的三个女儿到他的情人的面前跪了下来，他不仅仅用自己的人格，同时也用他的女儿的人格来赌一把，他赢了，她的情人怀着对他的爱带着他的大女儿离开了三姓村，怀着壮烈的心情蹋上了异乡卖淫的旅途。
……
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这个文化，它用来征服别人的两套工具。如果不不用下跪那么就大耳光，如果不能打耳光那么就下跪，这些手段都是针对着人的人格去的，它一会儿消灭你的人格，一会儿又膨胀你的人格，如果你能消灭你的人格，那么他就消灭自己的人格，反正不能同时有人格。
在我们这个民族里，是不能容许两个人格平等的对等实体进行人格对等的对话的。人格对等的实体，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以契约为基础，它是在保全对方独立人格的前提下，要求对方以自己的独立的人格为信用担保，承诺信守契约所规定的义务和责任，同时保护他拥有契约所规定的利益。因而，人格对等型的人际交往，往往以保护对方的人格独立为前提，因为契约只能发生在人格对等的实体之间，没有人格的担保，信用就无法落实。而在中国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这一切恰恰来得相反，我们的体制中人格的独立、自主恰恰是不被允许的。它需要的是没有人格的主体，进而是失去自尊和自我意识的主体。
消灭人们的人格好还是保护人们的人格好？和人格对等的主体交往好还是和没有人格的主体交往好？是将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