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没见过的不认识的周伟调过来不可。但是贾桂娥认定的事，你不给办又是绝对搪不了的。他就只好不情愿地给办了，一办就成功了。这么一来，这就是个问题了，不说不行了，但说了算成卖官，又确实有点冤。所以就出现了，说也为难，不说也为难的情况。
这件事只要说出去，就是一个20万元和一个官位的问题，非常的典型，非常的可怕，买官者和卖官者非常的可耻！
难道还能不是这样吗？对了，不是这样。当我听了慕绥新的录音自白之后，我觉得不是这样了。
他开诚布公地说：“我不了解，也不认识周伟。他没有直接找过我，是我原来的妻子的妹妹，他们亲属一帮人找到我，是一定要办，不办好像是天要塌，地要陷。这事我拖了半年多没办，说老实话，到现在我还认为我不想办。但是我毕竟办了，我要承担这个责任。我不想办的理由是什么，一个就是这个事情跟我毫无关系，我也不需要，从我做市长来说，我不需要，结果听了夫人，听了几个亲戚，他们无休止的一些工作吧，就抵挡不住，就把这事情给办了。我和组织部长打个招呼，他们就去调查，回来跟我说这个人不错，没有说不行。”
是的，点了戏就得有人去唱，而且还得唱好。
老慕接着说：“后来在家里见过周伟一面，谈得很不好，我印象不是很好。可是事情已经启动了，收了人家钱了，没有办法了，收不住了。这样后悔得不得了，我对这个事情，是所有受贿事件里最为后悔的一件，最为不应该办的一件。”
可怕仍然可怕，甚至更可怕，典型仍是典型，甚至更典型，只是我觉得，对于当事人来说，何止“可怕”、“可耻”几个字所能了得！因此我说“不是这样了”。
周伟并没有计较慕绥新对他印象不好，当他在北京住院的时候，仍然去看他，给他送钱，当时并没有求他办什么事，也不指望他今后还能继续帮自己的忙，因为他已经得了癌症。他送钱只是为了报恩。
他平稳而略带激动地说：“我当时就是觉得慕绥新曾经帮过我，而且我对他印象也不错，我上医院去看他，认为他回来当不了市长了，当时都讲他住院，肺癌大手术，整个肺都切除了，只剩很少一部分，回来之后可能就是一个维持生命，我去看他，从我个人内心来讲，他曾经对我很好，一种报恩心理。我去看望他，让他买点补品，给他留了1万美元。这个钱我还是跟人借的。当然我承受得了，只是当时手里没有。”
收到这个钱，老慕很感动。他错就错在了这里，总把送钱和收钱，看成是一种人情，而不认为这是一种纯粹的或者不十分纯粹的或者只是某种程度上的行贿和受贿。
慕绥新是个性情中人。
他在人情交往上办了一些糊涂的事，但是反思的时候却头脑异常清醒。慕绥新案的辩护人在法庭上
当机智的记者问他，周伟这个官是不是买来的时候，他回答得清楚明白、滴水不漏。
他是这样说的：“可以这样讲，这个官不是一个人能定的事情，他给我钱就能把官得到，是因为我犯了错误，从中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情。实际上想向共产党买官是做不到的。官是共产党管的，你要官只能向共产党去买，这是做不到的。但是通过贪官帮你策划怎么做，这是可以做到的。我是不是说清楚了这件事情？”
他最后向记者来了一个谦虚的反问。
他说清楚了，而且说得非常好。
但是，在专案组第一次谈话的时候，他却什么也没说清楚。
金寿桃
第二次谈话开始了。这次他没有抢先“发言”，以免陷入被动。他接受了第一次的教训。他事先做了充分的应对准备，等着办案人员询问他，然后一一给予回答，那回答将是巧妙而严密的，把所有的提问拒之门外。摆上羊角士，不怕马来将。到这时他已不是认识问题，而是态度问题了。第一次谈话他还是认识问题，说与不说是感到拿不准，还很痛苦。这次他没有痛苦了，态度非常坚决，是准备对抗和战斗了。
办案人员决定满足他的求战心理。他们问：“说说你与私营企业老板刘宝印的关系。”
他马上承认有关系，并且收了他一些钱物，但事后都由他女婿跟刘宝印结清了。女婿和女儿已经跑到外国去了，没有办法找来对证。
他知道刘宝印早就进去了，也知道刘宝印会说的，但让女婿跟他结清不就完了吗？
他认为这个回答和解释是最佳的，是全国通用粮票，在一般的谈话或生活会上，是很认的：原来已经结清了，那就没事了，解释清楚不就行了嘛！
然而，这是在专案组。粮票不行，要粮食，要现金，要存折，要卡，要美元，要手表，要金寿桃……
除了粮食，其余种种都是老慕经常过手的东西，他再说自己本来并不在乎这些东西，也不能否定他熟悉并拥有这些东西的事实。
当办案人员向他做了上述物品的少许提示之后，他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原来专案组已经掌握了不少证据，刚才向办案人员直视过去的目光，现在拐了个弯儿，又折回来了。
他感到人生的确就是一场游戏。
此刻，他正在跟这些年轻人做着费力不讨好的游戏。
他以前的所谓生活、所谓交往，不也是在更大的范围内所做的一种游戏吗？他并没有违反游戏规则，却把游戏演砸了。
金寿桃，这可能是最不值钱的玩艺了，才5888元，但留给他的印象却最为深刻，因为这是刘宝印给梅花的，在沈阳某个宾馆里给的，金光耀眼的一个大寿桃，作为他们结婚一周年的纪念品，真是再好不过了。
手表，多了。你要那么多手表干什么呢？名表。名表又能怎么样？值钱。难道你的钱还少吗？他无法解释。他很被动。他实在是对那些美丽而价值连城的表，看都没有看上几眼，就扔进抽屉里不管了。但是它们在这场游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手表是很冠冕堂皇的，能登大雅之堂，不像红包只能在没有人的场合偷偷摸摸地塞。所以它很走红，可以在豪华饭店的高级雅间里献上来，把气氛整得很浓烈，使收受者特别威风和舒服。在北京王府饭店，他接受了刘宝印赠送的价值7万元的“百达菲丽”名表一块。在沈阳某商贸大厦，又接受了夏任凡赠送的还是“百达菲丽”名表一块，只是价值9万元。同样在沈阳某大酒店，又接受了某人赠送的“劳力士”手表一块，价值16万元。把钱变成表，显得很文明。我们生活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我们有很多办法，用美丽的东西来掩盖赤裸的欲望。
市长是欲望之泉，人人都来开掘。他无处遁逃，他别无选择。
他说：“可以这样讲，许多人，他们用不断满足自己的欲望，通过各种手段，用钱来把我淹没掉了。”
当然，他也有欲望，但他的欲望绝不是几块名表，更不是金寿桃，也不是钱。他的欲望很大，很大……
但是不幸得很，现在只能用钱来衡量他的欲望了。于是，他成了一个大贪官。
在那个坐起来跟记者长谈的夏天，他已经心静如水，不急于为自己辩解了，他只是想跟人们坦诚交流。
他心平气和地说：“为什么弄那么多钱，我自己也很奇怪，我怎么弄这么多钱？现在我也很难做出一个完美的解释。你也不缺钱花啊，共产党对你也不薄，各种待遇都有，什么都很方便，你为什么还要跟人家收那么多钱？我现在有一个想法，也可能是完全错误的，但我想把它讲出来，错了大家批判。我当时收这些钱，实际上我并不需要钱，但是我需要情，我需要干部对我的尊重，对我的认可和理解，而这比干部给我个万儿八千的要好。所以我看重的是情，而不是钱。没有说给得多的就好，表扬几句，给得少的就不好，就批评几句，没有。谁给钱我都觉得他们是对我工作的认可，是一种支持，一种信任，是一种对我的肯定。我错误地把这些东西归纳到这样一个点上，所以给钱我就接着，我不觉得他是贿赂我。”
当然，这不仅是错了，而且是一种很难让人理解的想法和行为。但是，他说这是真的。
在辽沈大地上有一个康平县，非常的贫困，连走进慕家大门的县领导也很土气的样子。他们是来干什么的呢？不会是也来送钱的吧？他们是来干正经事的，找市长商量如何尽快脱贫致富。慕绥新过去也在县里干过，在海城县当过县长嘛，所以跟康平县的几个“土领导”很谈得来。开始那几个年轻领导还很拘谨，虽然在下面都是“县太爷”，但在慕市长面前就是小学生了。不过，谈着谈着，他们就放开了，因为慕市长谈的都是实情，他对县里的情况十分熟悉。一说到县里的事，县领导们就有了发言权，他们就很激动的样子，就不知不觉地放开了，也试着发表意见。慕市长就很注意地听，但一般不等他们说完，就全明白了，就毫不客气地打断他们，说自己的看法。他们就不好意思地笑笑。
慕市长说：“你们就靠种粮食，脱不了贫。今年丰收了，天气好，咱们就脱贫了，明年天气不好，旱了一点，咱们又返贫了。这样反反复复，怕有四五个来回了吧？”
他们就说是是，老打不开思路。
于是，慕市长就把思路打开了。
“我在县里工作过，在海城县，我给你们出个主意。”老慕来了劲头，认真地说，“搞庭院经济！市里面可以帮助你们，你们养点鹅，市里到处都是烧鹅店嘛！你养鹅，我不让收别人的，大家都收你康平的鹅仔，保证你鹅都有卖处。你还能养多少鹅啊！是不是保证家家都有收入。你们还可以养猪，我保证我们屠宰场，绝对收你康平的猪。这样行不行呢？”
他们赶紧说行行行，听市长的。慕绥新很得意。他出的点子很好。他可以开个点子公司了。但他是市长。市长就是点子大王。市长就得给他的老百姓解决困难。沈阳市区很现代化了，但还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