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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从小，我们对于日本在战争中获胜，以及我们长大了就要当兵，没有任何怀疑，为战争而生的日本人，就是这样造就的。”
直到一九八六年，六十三岁的岩浪安男仍然认为：“为了我国的安定，必须绝对保证我国在包括‘满洲国’在内的中国大陆的利益，如与英美妥协，等于将我国的未来听任他们的安排。”
他说：“我是被这样教导的，我也相信这一点。”
那么，知识分子去了什么地方？那些本来应该发出声音和警示的人呢？
日军人侵华北日渐深人时，东京大学的校长和理学院的教授曾反对日语对华教学计划，“不要再为了日本的利益去妨害支那人的生活”，但“随着‘跟上形势’‘整肃学风’的声音，自由派教授一个个被解职，或者沉默下去”。
一九二五年，《治安维持法》颁布。警察面对“煽动”或是“不敬”，可以以极大的权力处置。一开始是不宣布对军队与政府不利的消息，后来发展为对军队和政府有利的消息要大力宣传。那些敢于坚持独立性、发出不同声音的报业成为受害者，一九三六年，暴徒袭击《朝日新闻》，砸毁办公室，记者因批评政府被骚扰和逮捕。
之后，大众传媒上盛行的，是有奖征集军歌，和“为飞机捐款”的新闻。
反对战争的人，被叫作“思想犯”和“非国民”。
在七十四岁的稻永仁的信里，他记录一个当年的小学教师，因为这个罪名而遭逮捕，又被作为现役兵扔进军队，老兵和下士官“眼神中带着对知识分子的反感，因为他是思想犯，非国民，军队会默许对这个人的半公开的暴力行为”。
“他们先喊一声‘摘下眼镜’，接着铁拳打得他鼻青脸肿，满嘴的牙都东倒西歪，第二天早上喝酱汤也钻心的疼。再来，钉着三十六颗大头钉的军鞋、棍棒、木枪都成了打人的工具。用棍棒殴打臀部时，老兵让新兵‘间隔一字排开’，从头打，打过一轮，解散，把他单独留下，再打第二遍，连两年兵龄的新兵也发疯似的对他挥舞棍棒。
“那时部队在靠近中苏东部边境的老黑山露营，是国境线，有的士兵自杀了，有些人逃跑了，卫兵实弹上岗，他抱着短枪上岗时，也曾经有好几次把枪口塞进嘴里——但是，战争终究会结束，无论如何，也要看着和平和民主降临这个国家，这个顽强的信念阻止他去死。”
在信的末尾，稻永仁说：“这个人就是我，时间是一九三八年，离战争结束还有很长时间。”
战争结束四十年后，《朝日新闻》征集这些信件，很多人写信给他们希望停止，“我们正在极力将过去忘掉”，“翻旧账没有一点好处”。
《朝日新闻》的编辑说：“一个人忘掉过去可能有自我净化的作用，但一个国家的历史就不同了，尽量掩盖，假装这类事根本没有发生过，难道我们民族的良知没有损害么？”
出版这本书的是美国人。“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这些现在生活在和平中、守法的社会公民，怎么会像野兽一样行事？再看看我的国家，我自己那些总体上可称为良善之辈的美国同胞，又怎么与那些人——他们轰炸越南村庄，在惊惧中残杀朝鲜难民——扯在一起？人们又怎么能将那些聪明、好客、有着丰富想象力的中国人，与‘文革’中那些麻木的人们联系起来？”
他说：“这些应该是有着足够道德良知的个体，为什么会落人集体性的狂热和盲从之中？每个民族或国家的人，不妨都这样问问自己。”
对历史说真话，就是对现实说真话。
这本书的最后，收录了一封十七岁的高中学生小林范子的信。
“记得学校课本里是这样讲的：‘美国用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战争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结束……特攻队年轻的士兵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战争毫无意义，因此我们再也不要发动战争。’但为什么是我们，而不是发动战争的人在反省？我在阅读了这个专栏之后，不再坐在教室里被动地接受别人灌输给我的东西了，而是主动地去了解。你们这些真正了解战争的人，请多告诉我们一些，你们有责任把你们知道的告诉我们，就像我们有责任去知道它，这样，一代接一代，到我们向后代讲述的时候，我们才确信自己能担起这个责任。”
钱钢日后去了香港，不再做新闻，转向历史，埋头发掘故纸堆里的事，写了一本书，托人带给我一本。
其中有一个故事，是写当年的《大公报》在国民党治下，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立世，一纸风行。
恪守这八个字极不易，报纸因披露一九四二年河南数百万人的大灾荒触怒蒋介石，曾被罚停刊三日，记者被捕。抗战时报馆被敌机炸毁后，把印刷机搬进山洞里出报，困窘中仍然拒绝政府资助，被迫到乡间收购手工纸，印刷质量令读者忍无可忍，投书批评。报社头版头条刊发《紧缩发行启事》道歉。写到此处，钱钢笔端有浓得要滴下来的感情：“谁听过一家媒体对读者有这样的恳求？‘一，将阅读之报转赠亲友阅读；二，迄今为止单独订阅者，在可能情况下约集若干人联合订阅’……”
重压常致人屈从或愤懑，但《大公报》主编张季鸾说大时代中的中国记者，要秉持公心与诚意，“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
他说，“不愿陷于盲。”
钱钢这本书叫作《旧闻记者》，他离群而去，在港大图书馆里裹着厚大衣，阅读数以万计的微缩胶卷，写下六十年前旧报纸里的往事。他写道：“研究新闻史的后人，会因为不是在报纸和电讯稿上，而是在历史读物上发现某些记者的名字而不无惋叹，但他们终将意会的是，当曲折奔突的河流遇到沉沉壅蔽，改道是历史的寻常，这也是一个新闻记者的职责，他似乎心有旁骛，‘改道’别出，但他根本未曾离开一名真正记者的信条。”
钱老师送这本书给我，我明白他当年让我读历史的原因：“新旧之间没有怨讼，唯有真与伪是大敌。”
第十三章 事实就是如此
二〇〇七年，陕西农民周正龙称自己在一处山崖旁，拍到了野生华南虎，陕西省林业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展示这些老虎照片，宣布已灭绝二十年的华南虎再现。
外界质疑很多，一些人觉得照片上褐红色老虎太假，一动不动，两眼圆瞪，呆呆地顶着大叶子，不像真的，但也只是狐疑，没有定论。
我们开会，讨论做不做此事。
有人说：“一张小破照片儿，有劲么？做什么呀？……找个第二落点吧。”第二落点，这是陈虻同志的常用语，意思是比别人高一个台阶想问题。我也犯愁：“找什么落点呀？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利益链条？……”
开完会第二天，老郝说，麻烦了，南院里不管碰见谁，都问：“听说你们要去做华南虎啦？哎那照片是真的还是假的？”
不管你的第二落点多漂亮，根本就绕不过去人的疑问：“真的，还是假的？”
老郝、小宏、陈威、小毕、我，就这么坐了二十小时的火车，一路打着牌出发了。没一张策划案，也没有采访提纲，输的人兴高采烈贴着一脑门子白纸条，谁也不讨论节目——讨论什么呢？真和假都不清楚，未知的全在现场呢。
镇坪县很小，有五万人，从离得最近的安康坐车过去也需要近五小时。县城像个豌豆，小而圆，散个步二十分钟就走完了。街上已经挂起大广告牌：“闻华南虎啸，品镇坪腊肉”，右下角印着只显眼的老虎，两眼直视前方，用的就是周正龙拍的照片。他拍照的相机是从亲戚那里借的，亲戚是县经贸局局长，正筹备注册镇坪华南虎商标，成立一个公司，开发虎牌产品。
周家在大巴山脚下。去的时候山已经封了，说要保护野生动物。记者们进不去，都在周正龙家门口待着，青山弯里一棵鲜红的柿子树下，几把竹凳子，团团坐喝茶，都是同行，互相打招呼：“哟，也来啦？”
周正龙正接受采访，细长眼睛，鼻尖唇薄，拿着尺把长的刀，讲当年作为一个老猎人是怎么把一头大野猪干掉的。
我听了一耳朵，记者正问到：“现在你是很多新闻媒体追逐采访的对象，有没有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化特别大？”
“一天平均有五六班吧，一班人都有三四个。有时候搞到晚上十一二点，虽然我拿命把华南虎照片换来了，无非就是起这个作用，我个人也没什么好处。”
记者问：“听说你那天晚上回到家以后落泪了，这是你这一辈子唯一一次掉眼泪，是吗？”
周说：“我可以说五十几了没流过泪，包括我父母死我都没流过泪……一看到那个老虎照片……我都不想回忆了。”
他有点哽咽。
我们几个站边上闲聊，陈威和小宏都认为周正龙没撒谎。
我和老郝对望一眼，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判断。陈威说，周正龙披个大黑袄，坐在一个山脚的菜地里，背景是漫山遍野的秋天，逆着点儿光坐着，他笑：“从镜头里看，那就是个老英雄啊。”
“我也看着他像。”小宏说，“撒谎的人怎么敢直视镜头呢？”
几个人聊了半天，事实不清楚时，每个人审美和直觉都不同，要靠这个来判断，谁也说服不了谁。牟森有次跟我聊天，说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主义，“所以人们对世界的知识不能来自评论，要来自报道”。“报道”就是对“事实和因果”的梳理。
人都走了，我和周正龙，两只小板凳，坐在他家大门口树底下，开始采访。拿了几个小石子，请他摆一下树、岩石、他、老虎的位置。秋天日光还长，有的是时间问，不着急。
我问：“华南虎照片是真的吗？”
他的回答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