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究竟比我们多出些什么呢？或者换一种提问法：我们究竟比大江少些什么呢？远远地阅读在海的另一边的大江，答案也许还有点朦胧。现在，我们有了一次近距离的观察、比较和思考的机会。
母亲与儿子
出现在中国社科院研讨会会场时，大江身穿一身黑色的中式服装，里面是雪白的衬衣，显得朴素而凝重。用王蒙的话来说，“大江先生一看就像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而且是津贴在每年6万元以下的教授。”大江说，这是他领取诺贝尔奖时穿的、最好的一身衣服。作为一个小山沟里长大的孩子，尽管功成名就，他依旧保持着清水出芙蓉般的朴实。大江安静地坐在主席台上，英华内敛。而他周围的中国作家们却有些躁动不安。
与那些崇尚现代都市生活的日本新生代作家不同，大江身在东京，心却还在故乡那个小小的山村。那里有童年涉足的山山水水，那里有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母亲不习惯东京，坚持住在青山绿水的村庄里。大江是个孝子，获奖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到故乡向母亲报告好消息。他开玩笑地对母亲说：“现在健三郎排在了泰戈尔和鲁迅的后面。”而母亲用两只手分别做了一高一低的手势，对他说：“泰戈尔和鲁迅这么高，健三郎这么低。”在母亲的眼里，儿子永远是儿子，是稚嫩的、调皮的儿子，尽管那一年大江已经快满60岁了。
在谈起母亲和儿子的时候，大江最动感情。大江的儿子一生下来就是智障儿童。经过数十年如一日的努力，大江夫妇终于将儿子培养成一名优秀的音乐家。如今，儿子创作的歌曲，比父亲的著作还要深入千家万户。《个人的体验》是一本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写的就是一位获知妻子产下残疾婴儿的父亲，由沮丧、绝望、逃避到清醒、自信、进而勇敢地承担命运所赋予的责任的精神历程。今天，当大江谈到儿子的时候，脸上堆满了温馨的微笑。但是，谁知道这微笑背后的辛劳呢？
大江是个性情中人，他的“性情”正是中国作家们竭力要泯灭的。中国作家讲究“世事洞明、人情练达”，重视技巧而忽视心灵。近20年以来，流派纷呈，你方唱罢我登场，却罕有震憾人心的作品问世。在研讨会上，中国作家们也多是斟词酌句，挑选恭维话来说，而回避心灵和思想的交锋。面对“文如其人”的大江，有多少人在反观自我呢？那么，“见”与“不见”又有什么区别呢？
大江最崇敬鲁迅先生，他说，在20世纪亚洲所有的作家中，如果要他推举出一位最杰出者，他一定会推举鲁迅先生。鲁迅说过：“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大江也是如此，在谈到对母亲和儿子的爱时，他那黑镜片后面泪光闪闪。大作品缘于大智慧，大智慧缘于大慈悲。这一点，那些痴迷于在作品中耍小聪明的文化人是无法理解的。“爱”在中国的文化圈子中，居然已经成了一个让人感到羞怯的词语。
文学与政治
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一直就是“剪不断、理还乱”。大江健三郎是一位政治色彩很浓的作家，不同于年轻的“飘”一代喜欢阅读的村上春树。他对村上这一代青年作家的“非知识分子化”持批评态度，而认为“一个好作家，应该强烈意识到文学家是士大夫，是知识分子”。
在大江看来，文学与政治是不可分割的，一个不关心政治、不关心社会的作家不是一个好作家。1999年，他的柏林的一次演讲中，引用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当年使用过的“战斗的人道主义”的概念，来呼唤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的干预。“我认为，知识分子，不是在家里写写小说、做做实验就行了的，他必须主张通过自己的学问获得对人类、对社会的认识，为此需要战斗。”反战与环保是大江作品的两大主题，这两大主题对今天的中国也极具针对性。
在日本这个民主制度尚不稳固，皇道主义、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盛行的国家，大江倍感为民主、为自由、为和平而战斗的必要性与艰巨性。他在演讲中曾经说：“以自己羸弱之身，在20世纪，与钝痛中接受那些在科学技术与交通的畸形发展中积累的被害者的苦难……并对全体人类的医治与和解作出高尚的和人文主义的贡献。”
大江的这一姿态使我联想到拉美的文豪略萨。略萨面对的是更为严峻的军人独裁政权，“1953年我进入大学学习之时，跟别的拉美国家一样，我国正处于军事独裁之中。我入学时，很多老师被流放或监禁，不能开展政治活动，所有政党被都查禁了。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下进行审查，压制了一切批判。在那样的环境下，你又正好是个年轻人，你如果不关心政治那才叫怪事。即使你希望成为作家，只想当个作家，政治也会找上门，在你的职业训练过程中，你会遇到种种来自政治的麻烦、障碍和挑战。”作家可以选择自己作品的主题，但他本人无法选择生活的时代和国度。在专制与民主的对决之中，知识分子不可能抱着一种暧昧的态度。因此，略萨认为，一个作家如果不参与政治活动，则“不足以捍卫我们的社会赖以进步、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价值和观念。”也正像罗曼？罗兰所说：“我不关心政治，但政治要来关心我。”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张扬“为文学而文学”无异于掩耳盗铃。
在60年代的动荡中念大学的大江，是在研读萨特、加缪等法国作家的作品之后，带着敬畏之情，投身于充满激｜情与梦想的文学事业的。文学既是一次梦幻之旅，也是对现实执着的关注和批判。大江选择的一般都是新锐们看来“笨拙而陈旧”的主题。然而，正是这些主题关乎着每个生命个体的权利和尊严。大江希望能够像他所尊敬的鲁迅先生那样“呐喊”。
而在今日的中国，许多作家把写作当作“码字”，写作仅仅是赚钱的职业，背后缺乏坚定的价值支撑。他们选择那些无关痛痒的主题，放弃了文学本身的尊严，作品丧失了永恒意义。自然，作家本人也不被大众所尊重。我们的文坛被一种由来以久的痞气所包围，缺乏的正是大江身上的那种“严肃”的东西。他们嘲笑鲁迅的战斗，为“无知者无畏”和“我是流氓我怕谁”而自豪。当我们的作家都嘻嘻哈哈地面对世界的时候，世界也嘻嘻哈哈地面对他们。
中国与日本
10岁的时候，大江是个正在上小学的孩子，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接近尾声。大江公开在课堂上说：“我反对天皇！”结果被暴虐的老师打得头破血流。
反对被神化的天皇，反对穷兵黩武的军阀，也许出于孩子的天性和本能。后来，大江逐步把对日本的传统和现实的批判理性化。大江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言说演说词是《我在暧昧的日本》，他把26年前在同一地点演讲的川端康成心目中的“美丽的日本”置换成“暧昧的日本”，个中深意，不言而喻。在东西方文明的夹缝里张惶失措的日本、半个世纪以来坚持不承认战争罪行的日本，泯灭个性和死爱面子的日本，难道不是“暧昧的日本”吗？声称“从来没有接近艺妓至一米之遥”的大江，对于川端康成笔下诗意盎然的艺妓生活艺妓以之为代表的日本传统文化持怀疑的态度。那并不是一种健康、美好的人性状态。
大江反对天皇体制，认为天皇犯有不可饶恕的战争罪行。天皇生前虽然逃脱了惩罚，但他的这些罪行必须受到历史严厉的追究。当天皇颁发给他文化勋章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导致保皇分子在他家门口示威。同时，大江也反对极右翼分子的扩军备战政策，反对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国际诉求。他公开宣布：“我最大的敌人就是石原慎太郎。”这些观点使得他在日本成为“另类”，成为极少数有“左翼”倾向的作家。作为一名日本人，大江正视自己民族劣根性、并支持其他受害民族的正当诉求，他的勇气让人肃然起敬。
大江正视日本的矛盾和暧昧。据说，在当年的侵华战争中，许多烧杀抢掠的日本士兵，背包里居然装着《源氏物语》和鲁迅的著作。“这种可怕的矛盾今天必须加以解决”，大江认为，处于“第四次闭关锁国”时期的日本，应当有更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站出来发出正义的声音。
正如大江健三郎所说，“共生”是亚洲的希望。我理解他对中日关系的忧虑：“以后的日本作家，还能作为友好的客人来到中国、并受到热情的欢迎吗？”大江踏上曾经被日本侵略军蹂躏的中国的土地，心中充满了和平的期盼。中国读者或许会被信奉军国主义的三岛由纪夫作品中扭曲的美所迷惑，但对大江健三郎其人其文充满的是由衷的敬意。中国不是一个被鲜血遮住视线的民族，中国人民愿意成为一切为和平而奋斗的人士的朋友。可惜的是，像大江这样有理性、有良知、有历史眼光的人士，在日本少之又少。他的许多呼吁在日本都成了“空谷回音”。
“我不希望中日之间再发生战争，更不希望未来的日本士兵在背包中带上我的作品。”大江说这句话时，表情庄严而肃穆。文学能不能打破心与心之间的坚冰，达成沟通和交流呢？
无论如何，我们至少应当试一试。
为了我们的明天，为了我们的孩子。
福克纳：一个羞怯的乡下人
1950年11月10日早晨，福克纳家中的电话铃响了，遥远的电话通知他获得194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福克纳的获奖颇有些曲折。1946年，他的瑞典文译者托斯滕？荣松就预言他应该得奖。1949年秋，宣布该年不颁文学奖时，舆论哗然。1950年，这一刻终于到来。因此，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说法：有称他为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如《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等；有称他于1950年获奖，如《牛津美国文学手册》等。从这一周折中，可以看出这位羞怯的乡下人和孤独的天才难以被人理解的苦衷。
记者们像苍蝇一样聚集在福克纳家的院子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