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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由的恐惧
前段时间，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出了一则关于电冰箱的广告。画面是一个温馨的现代小家庭，男主人高声喊：“我要自由！”于是，一台电冰箱凌空飞来，一家人从里面取出五花八门的食品和饮料，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这本来是一则创意和画面都十分平庸的产品广告，没有想到却引起了“权威人士”的注意。他们“尖锐”地指出：“怎么能够公开喊要自由呢？你们宣传的是什么样的思想？我们宁可少收入几百万，也不能够播放这样的广告！”于是，中央电视台受到了严厉的指责，立刻将次广告停播了。一位消息灵通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这件天方夜谭般的趣事。我打开电视看了大半个晚上，果然在原来那个时间段里，那则广告不翼而飞了。
某些人为什么如此惧怕“自由”这个词呢？在80年代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批判者创造出“自由化”这个奇怪的词语，并在它的前面加上了“资产阶级”的定语。而这种严重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提法，居然在一个号称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思想的国度里流行起来，并进而成为杀人不见血的“血滴子”。谁一旦被戴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谁就立刻变成没有人敢接近的“另类”（绝不是今天人人都在标榜的“另类”），几乎就像艾滋病人一样处处受到歧视。实际上，在马克思伟大著作里，谈及“自由”的地方比比皆是。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号召无产阶级打破身上的锁链，目的不就是为了获得自由吗？如果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词语作语义分析，首先，“化”表示一种趋向、趋势，也就是说正在朝着自由的方向发展变化，这难道不正是马克思所希望发生的情况吗？马克思一生参与社会实践、著书立说，不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吗？“自由”不仅是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也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为什么要把这样美好的词汇拱手奉献给资产阶级呢？我认为，“自由”是所有国度、所有种族的人都热爱的一种生命的“基本元素”。“不自由，毋宁死”的呼喊响彻每一寸有生命呼吸的土地。从更加广义的角度来看，不仅是人类，就是一些低等动物，它们也有着对自由最本能的渴望。没有不热爱天空的老鹰，没有不热爱海洋的鲸鱼，也没有不热爱平原的猎豹。要飞翔，要游泳，要奔跑，这都是它们的天性使然。作为人类，当然还要求更高级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新闻出版的自由以及其他很多的自由。这是天经地义的，不容质疑也不容剥夺的。
那些人恐惧自由，闻自由而色变，根本的原因是对自己手中掌握的所谓“真理”感到心虚。因为一旦人民有了自由，能够自由地思想、自由地言说、自由地写作，他们所宣扬的“真理”立刻就会蜕去糖衣，变成赤裸裸的谎言。对于自由的本质，罗莎？卢森堡在《俄国革命》一书中早就深刻地指出：“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只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
从中央电视台“无心插柳”的遭遇和某些“思想病夫”病态的敏感中，我们可以今日中国进步势力的越来越强大和保守势力的越来越衰弱。80年代以前，通过大规模政治运动来洗脑的老方式；在90年代，已经让位于利用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来渗透一元化思维的新方式。正如查尔斯？瑞奇在《反对体制》一书中所谈到的那样：“通过控制通向媒介的通道，像电视这类大众媒介大大降低了民众思想交流的自由。”处于这样艰难的环境下，一个对自由有着强烈的热爱、并愿意将拥有自由的快乐与所有同胞分享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回到俄罗斯大文豪车尔尼雪夫斯基当年所面对的问题那里——“怎么办？”
恢复体育的真谛
2000年6月，在新一轮的法国网球公开赛中，华裔的美国选手张德培悲壮地失败了。作为法网男单赛场最后一位孤军奋战的美国队员，张德培经过四轮的鏖战，以1比3输给了正在风头的巴西名将库尔滕。
不过，这位法国网球公开赛历史上最年轻的男单冠军向自己的亚洲球迷表示，失败对自己来说，并不是可耻的，而依然是光荣的，因为自己尽了最大的努力。他这样说：“今天虽然输了，但是输得并不难看，应该说是以一种让我心里高兴的方式输的。走下赛场时，我知道自己的赢面其实很大，这让我感觉不差。”张德培的最高世界排名曾经达到第二位，不过最近两年，这位以顽强斗志著称的、28岁的老将，名次跌落得很快，去年已经跌出了前50名。对此，张德培表示，不会放弃自己赖以生存的战斗精神，并相信自己可以重新展示当年之勇。“我依旧喜欢在比赛中拼杀，在训练时流汗的感觉。而且，我真的感到自己在进步。”
从张德培的身上，我看到了在中国几乎不存在的体育的真谛。在世界范围内，体育运动已经日益被政府和财团所控制，变成他们获取利益的工具。所以，我对大型的体育赛事一直抱着怀疑的态度：这不过是现代泡沫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体育既是一项利润极大的商业，又是意识形态的象征之一。专制的权力导致对体育运动的垄断性经营，例如拥有无尚权力的中国足球协会，在中国腐败得让人无法想象的各个政府机构中，堪称“最中之最”。他们将不受挑战的权力直接转化成天文数字般的金钱。同时，官方把体育比赛当作弘扬民族主义，号召国民“爱国”（当然，实际上是爱他们自己）的工具。每一次体育大赛都是官方转移民众视线、动员并鼓吹狭隘民族主义的大好时机。于是，在金钱和权力、商业和政治的双重挤压之中，体育离真正的“体育”已经越来越远了。
中国人对足球、对奥运会奖牌倾注了太多的心血。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在与西方的应对中屡战屡败，已经形成了一种极度自卑又极度自傲的心态。反映在体育赛场上，就是“赢得起输不起”的心理。一场比赛的输赢，一枚金牌的得失，在中国民众心目中，几乎就意味着国家的强大和软弱。对于运动员而言，赢了立刻就被奉为民族英雄，输了马上被骂成不争气的败家子。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传统的“现代转化”。正常的竞技和游戏消失了，只剩下一颗颗扭曲的心灵和血红的眼睛。另一方面，政府不惜在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耗费巨额资金培养夺取金牌的种子选手，而丝毫不去关心普通民众的健康状况和基础体育设施的建设。结果，一个运动员的胜利与全民身体的孱弱形成瀑布般的反差。
此时此刻，听到张德培在失败之后所说的话，不亚于“空谷回音”。这才是古代奥林匹克运动“更高、更远、更快”的体育精神的真谛。张德培的洒脱、张德培的顽强，体现出一名真正的体育运动员健全而博大的心胸，用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的话来说，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因此，他虽败犹荣，他是自己的灵魂的主人。他作为“战士”的尊严和人格的魅力，已经超越了一场比赛具体的胜败而具有永恒的感召力。当然，张德培能够具备这样的心态，还得益于他所处的良好的、宽松的外部氛围，以及健康向上、外向包容的文化“大气候”。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拥有“自足”的文化氛围；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拥有张德培这样的运动员；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恢复体育的真谛？
拜寿与拜年
满清王朝崩溃前，其吏治已经一败涂地。吏治败坏，渐失人心，武昌首义，乃得以拉枯摧朽。满清之亡，不是亡于革命党，而是亡于自己内部层出不穷的贪官污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腐败份子是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奕劻继荣禄以后，得到慈禧太后重用，领袖军机，大权在握。慈禧虽然知道其人昏庸贪婪，但也正因为他一心爱钱、不会玩弄阴谋反对自己，加之又是皇室近亲，所以放心给予他巨大的权力。专制者喜欢使用贪官，自古皆然。于是，奕劻公然开门卖官鬻爵，门庭若市。老百姓戏称之为“老庆记公司”，说他像个公司老板，把“国家公仆”的位子标价买卖。
奕劻敛财的方式，也是典型的中国式的。他常常借助过生日、祝寿为名，大肆索要贿赂。许指严《十叶野闻》中记载，奕劻在七十诞辰的时候，大开祝典。各省长官以下，以及京师尚书、侍郎以下，全都掏钱拜寿。奕劻表面上严厉告诫手下，绝对不要送礼物，私下里却专门设计一套档案，记载各级官员送礼的情况，并按照数量多少分为四等。第一等是送礼现金万金以上以及礼物三万金以上的，登记在以“福”字命名的小册子中；第二等是送礼现金五千金以上以及礼物万金以上的，登记在以“禄”字命名的小册子中；第三等是送礼现金千金以上以及礼物三千金以上的，登记在以“寿”字命名的小册子中；第四等是送礼现金百金以上以及礼物数百金以上的，登记在以“喜”字命名的小册子中。数日之间，他收受的现金和礼物就折合数百万金之多。庆典持续了三天，三天中自福晋以下打麻将，统计一共输的钱就达三十万左右。
当时有个广东人，买了四川候补道的官职，听说海关道既有权势、也有油水，便谋求调任海关。“闻庆王好货，苟满其欲壑，无不可志”，于是带了二十万金到北京拜寿。他一出手就是现金十万的寿礼，而且门包仆费额外花了三万。这样一来，他在“福”字册上顿居首位。奕劻心花怒放，请他上门出席酒宴，亲自把酒，奉为上宾。不到半月，其人果然如愿以偿，得到了海关道的官位。临行前，他去庆亲王府邸辞行，献上一枝四川邛州产的方竹杖，云：“可以扶老，以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