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树，一种表现森林的怪诞手法。树底下画了一堆燃烧着的火，三只野兔抬着一个穿在烤叉上的猎人在火上烘烤，树后面，另一堆火上挂一口热气腾腾的锅，锅里露出一个狗头。这上面所画的是对那种烧死走私犯和煮死铸私钱犯的火刑的反击情绪，而竟描绘在一张纸牌上，可以说再没有什么比这更阴森的了。在黑话的王国里，思想所采取的各种不同形式，即使是歌曲、嘲笑或恐吓，也全有那种无可奈何和压抑的特征。所有的歌曲……某些旋律已经收集……全是低声下气悲切到使人流泪的。鬼蜮社会自称为〃可怜的鬼蜮社会〃，它总是象一只随时隐藏的野兔、逃窜的老鼠、飞走的小鸟。它稍微表示了一点意见，便又抑制自己，以一叹了之。我们的耳朵刮到过这么一句诉苦的话：〃我不懂，上帝，人的父亲，怎么可以虐待他的子孙后代，听凭他们呼号而无动于衷。〃穷苦人每到想问题时，总自以为在法律面前是渺小的，在社会面前是软弱无力的，他五体投地地乞求怜悯，人们感到他认识了自己的错误。
但在上一世纪的中叶，却起了变化。监狱里的歌，歹徒们经常唱的曲调，可以说，有了种傲慢和欢快的姿态。怨叹的maluré已被larifla所替代。及至十九世纪，几乎所有的大桡船、苦役牢、囚犯队里的任何歌曲都有了一种疯狂费解的轻快趣味。人们在其中常听到这几句尖戾跳动的叠歌，它们好象被微弱的磷光照亮着，随着笛声被一团鬼火引进森林里似的：
看啊在那里，就在那里嘛，
高声歌唱啊，大打牙祭吧！
就在那里啊，你去看看嘛！
歌声要响亮，狂饮要痛快！
在地窖里或在林中一角掐死人时，人们便唱着这首歌。
严重的症状。那些阴沉阶级的古老伤感情绪到十八世纪已经消失了。他们开始笑起来了。他们嘲笑上帝和国王。在谈到路易十五时，他们把法兰西国王叫做〃庞坦侯爷〃。他们几乎是轻松愉快的。有一种轻微的光从这些穷苦的人群中透出来了，仿佛他们心中的压抑已不存在。这些活在黑暗中的悲惨人群已不仅是只有行动上那种不顾一切的胆量，也还有精神上那种无所顾忌的胆量。这说明他们已失去了那种自惭多罪的感受，并感到自己已在某些思想家和空想者中间受到一种说不上是什么的不自觉的支持。这说明偷盗和劫掠行为已被列为某些学说和诡辩的论题，得以稍稍减掉一点它们的丑恶，却也大大增加了这些学说和诡辩的丑恶。总之，这说明，假使没有变化，在不久的将来，便将出现巨大的暴动。
且慢。我们在此地控诉谁呢？十八世纪吗？它的哲学吗？当然不是。十八世纪的成就是健康的，好的。以狄德罗为首的百科全书派，以杜尔哥①为首的重农学派，以伏尔泰为首的哲学家，以卢梭为首的乌托邦主义者，这是四支神圣的大军。人类走向光明的巨大进展应当归功于他们。这是人类向进步的四个方面进军的四个先锋，狄德罗驰向美，杜尔哥驰向功利，伏尔泰驰向真理，卢梭驰向正义。但是，在哲学家的身旁和底下，有那些诡辩派，这是杂在香花中的毒草，是Chu女林中的霸王鞭。正当刽子手在最高法院的正厅楼梯上焚烧那个世纪一些伟大而志在解放的书籍时，许多现已被遗忘的作家却在国王的特许下发表了不知多少破坏性极强的文章，专供穷苦人尽情阅读。这些著作中的好几种，说也奇怪，还受到一个亲王的保护，收藏在〃秘密图书馆〃里。这些意味深长但不让人知的小事，表面上是未被觉察的。而有时，一件事的危险性正在于它的不公开。它不公开，因为它是在地下进行的。在所有这些作家的著作中，把人民群众引向最不健康的邪路上去的一部，也许要数上勒蒂夫·德·拉布雷东②的。
①杜尔哥（Turgot），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曾废除国内关卡，实行粮食自由买卖，减轻赋税，因触犯了贵族和僧侣的特权，被解职。
②勒蒂夫·德·拉布雷东（RestifdelaBretonne，1734…1806），法国作家。
这部著作，风行于整个欧洲，在德国比在任何地方为害更烈。在德国，经过席勒在他那名剧《强盗》中加以概括以后，偷盗和劫掠便曾在某个时期挺身而起，向财产和工作提出抗议，吸取了某些浅薄、似是而非、虚伪、表面正确而实际荒谬的思想，并用这些思想把自己装扮起来，隐藏在里面，取了个抽象的名词，使自己成为理论，并以这样的方式在勤劳、痛苦和诚实的人民群众中泛滥成灾，连那配制这一混合药剂的化学家也没有察觉，连那些接受了它的群众也没有察觉。每次发生这样的事，那总是严重的。痛苦生怒火，每当荣华阶级瞎了眼或睡大觉（这总是闭着眼的），苦难阶级的仇恨便在一些郁闷或怀着坏心眼待在角落里梦想的人的心中燃起它的火把，并开始对社会作研究。仇恨所作的研究，可怕得很！
因此，假使时代的灾难一定要这样，便会发生人们在过去称作〃扎克雷运动〃①的那种骇人听闻的震荡，纯政治性的动乱和那种运动比较起来只不过是儿戏，那已不是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斗争，而是窘困对宽裕的暴动。到那时候一切都得崩溃。
①扎克雷运动（jacquerie），原指十四世纪中叶席卷法国北部的农民大起义，继泛指一般暴力运动。
扎克雷运动是人民的震动。
在十八世纪末，这种危险也许已迫在眉睫，法国革命……
这一正大光明的行动……却一下子截住了它。
法国革命只不过是一种用利剑武装起来的理想，它挺身猛然一击，在同一动作中关上了恶门也打开了善门。它解决了问题，宣布了真理，清除了瘴气，净化了世纪，替人民加了冠冕。
我们可以说它又一次创造了人类，赋予人类以第二个灵魂，人权。
十九世纪继承并享受了它的成果，到今天，我们刚才指出的那种社会灾难已干脆变成不可能的了。只有瞎子才会对它大惊小怪！只有傻子才会对它谈虎色变！革命是预防扎克雷运动的疫苗。
幸亏那次革命，社会的情况改变了。在我们的血液里已不再存在封建制和君主制的病害。在我们的体质里已经不再存在中世纪。我们这时代不会再发生那种引起剧变的内部纷争聚讼，不会再听到自己脚下那种隐隐可辨的暗流，不会再遇到那种来自鼹鼠的坑道、出现在文明表层的难于形容的骚动，不会再有地裂，岩洞下坼，也不会再看见妖魔鬼怪的头从地底下突然钻出来。
革命观便是道德观。人权的感情，一经发展，便能发展成责任感。全民的法律，这就是自由，按照罗伯斯庇尔的令人钦佩的定义，自由止于他人自由之始。自从一七八九年以来，全体人民都以崇高化了的个体从事自我发展，没有一个穷人不因获得了人权而兴高采烈，饿到快死的人也感到对法兰西的诚实满怀信心，公民的尊严是精神的武装。谁有自由，谁就自爱，谁有选举权，谁就是统治者。不可腐蚀性由此而生，不健康的贪念由此而灭，从此，人们的眼睛都在诱惑面前英勇地低垂下去了。革命的净化作用竟达到了如此程度，一朝得救，例如在七月十四日，例如在八月十日，所有的贱民全不存在了。光明伟大的群众的第一声呐喊便是：〃处死盗窃犯！〃进步创造正气，理想和绝对真理决不偷偷摸摸。一八四八年载运杜伊勒里宫财富的那些货车是由谁押送的？是由圣安东尼郊区的那些收破衣烂衫的人押送的。破烂儿护卫着宝库。好品德使那些衣服褴褛的人显得无比庄严。在那些货车上的一些没有关严，有些甚至还半开着的箱子里，在一百只灿烂夺目的宝石匣子里，有那顶整个镶满了钻石的古老王冠，顶上托着那颗价值三千万的代表王权和摄政权所用的红宝石。他们，赤着脚，保卫着这顶王冠。
足见不会再有扎克雷运动了。我对那些机智的人感到遗憾。旧日的畏惧心在这里起了它最后一次作用，从此不能再用在政治方面了。红鬼的大弹簧已断。现在人人都识破了这一点。稻草人已不能再吓唬人了。飞鸟已和草人混熟，鸠雀停在它的头上，资产阶级把它当作笑话。
四双重责任：关怀和期望
既然如此，社会的危险是否完全消失了呢？当然不是。扎克雷运动绝不会发生。在这方面，社会可以安心，血液不再上冲使头脑发晕了，但是它得注意呼吸。不用再怕脑溢血了，痨病却还存在。社会的痨病便是穷。
慢性侵害和突然轰击一样能使人死亡。
我们应当不厌其烦地反复提出：要最先想到那些没有生计的痛苦民众，为他们减少困难，让他们得到空气和光明，爱护他们，扩大他们的视野，使他们感到灿烂辉煌，用种种形式为他们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为他们提供劳动的榜样，而不是游手好闲的榜样，减轻他们个人负担的压力，增加他们对总目标的认识，限制穷困而不限制财富，大量创造人民共同劳动的天地，象布里亚柔斯①那样，把一百只手从四面八方伸向受压迫和软弱无力的人，为这一伟大职责运用集体的力量，为所有的胳膊开设工厂，为所有的才能开办学校，为所有的智力设立实验室，增加工资，减轻惩罚，平衡收支，也就是说，调整福利与劳动之间和享用与需求之间的比重。总之，要使社会机器为受苦和无知的人的利益发出更多的光明和更多的温暖，使富于同情心的人不忘记这些，这是人间友爱的第一义务，使自私自利的人懂得这些，这是政治的第一需要。
①布里亚柔斯（Briarée），神话中的巨人，是天和地的儿子，有五十个头和一百只手。
我们还得指出，所有这些，只不过是一个开始。真正的问题是：劳动如果不成为权利，就不可能成为一种法制。
我们不在这里细谈，这里不是细谈的地方。
如果自然界是人类的依靠，人类社会便该有预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