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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下午，胡其芬到济民医院最后商定了转移的办法，并为他们筹集了路费。苏海回忆此事时说：“我和意姐（廖意林）按照组织的安排，顺利地转移了，但是没有想到，启芬救活了我们，而自己却落进了敌人的魔爪，最后牺牲于“中美合作所”。至今思之，亦悲恸难名。”
4月9日晚上，胡启芬按约定与老黎（李维嘉）碰头。因市委书记刘国定出事了，老黎的住处已不安全，胡启芬便邀老黎来江北她家中。次日早晨，她送老黎出门，若有所思，呆了一会儿，匆匆走到庭院摘了一枝红蔷薇递给老黎，默默无言地分别了。在那白色恐怖严重的日子，他们随时都可能生死最后一别。今朝分别，谁知道还能不能再见面呢？她目送着老黎走下江岸才回到屋里。随后，胡其芬又回到家把家里安排了一下，赶到济民医院，同一位地下党同志一起商筹同志们转移的路费。深夜，胡启芬又在济民医院的楼上秘密收抄新华社广播的记录新闻稿。
11日早上，胡其芬想起了还有些文件和《挺进报》保存在何公馆里需要马上去处理掉。她哪里知道就在头一天的何公馆里发生了搜捕刘国鋕、刘国鋕又机智逃脱，徐远举与何衡北大闹一场的事，更不知道便衣特务早已把何公馆团团密封的惊险情景。所以，当胡启芬踏进何公馆的那一刻，她便发现气氛不对，于是立即到房间去处理文件和销毁《挺进报》，然后佯装镇定自若地走到客厅里。这时早已等待在那里的特务们堵住了她。前一天因为刘国鋕逃跑一事而与特务们闹得一塌糊涂的何太太一见胡其芬，顿时将所受之气全都迁怒于胡启芬身上。“你们要抓人就抓她吧！她就是刘国鋕介绍来的家庭教师！”何太太指着胡其芬，对特务们说。
胡启芬就是这样被特务们抓捕的。作为与刘国鋕有关系的嫌疑犯，她被关进了老街32号——特务机关西南行营二处的办公所在地。在敌人看来，作为中共重庆市委妇委书记的胡其芬，同样具有“重要的利用价值”，所以对她的审讯和用刑也是必然的。而从地下工作转到监狱斗争，对胡启芬落说，只不过转换了一个战场。“在生与死的抉择之间，必须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这是一个革命者的基本素质。”这是胡其芬平时对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们常说的一句话，而她更是这样要求自己。
1919年农历3月26日出生的胡其芬，其父胡彦博是湖南湘潭人，早年留学日本，胡父为人正直老实，虽在北洋政府的财务部当会计，却家境并不好，常靠典当衣物维持生活。胡其芬的母亲肖石莼是湖南长沙人，性情豪爽，富有同情心，喜欢帮助穷人，母亲的性格对胡其芬有很大影响。六岁时，胡其芬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读书，并在家跟大姐胡永芬、哥哥胡笃亮学习英语。1929年胡其芬的父亲到南京赈济委员会做会计，胡其芬随全家迁到南京。1931年，她以优异成绩考进了南京女中。“九一八事变”，打破了胡家宁静的生活，胡其芬开始痛恨日本侵略者，在忧虑、苦闷和思考中，她渴望了解现实生活，追求理想的社会生活，于是父亲书柜里的《三国演义》，《水浒》，《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经典名著，成了她如饥如渴的阅读书籍，同时也开始阅读进步的新文艺作品，如《子夜》、《母亲》、《夏伯阳》、《毁灭》等都深深地吸引了她。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在共产党领导下掀起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二·九运动”。胡其芬在南京加入了声势浩大的学生示威游行队伍的行列，并在两位堂兄的影响下，成为了南京学联的成员。从此革命种子播在了年轻的胡其芬心中。在“南京学联”的内部刊物上，胡其芬读到了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斯诺的《西行漫记》，她的心开始飞向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延安。
1937年暑假，胡其芬考取了中央大学经济系。这时，抗战爆发。胡其芬一家迁到了长沙。在中央大学，胡其芬参加了“白雪剧团”，后又去长抗敌后援会救护训练班学习，并到伤兵医院服务。当年12月，经堂兄胡笃仲介绍，胡其芬参加了我党领导以地方统战关系建立的湖北汤池农村合作社训练班学习。就在这个训练班上，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7月，胡其芬随家到了重庆，在新市区委领导下从事地下抗日宣传工作。这年11月，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胡其芬进了中央大学经济系，就读于柏溪分校。作为革命的一颗种子，胡其芬受地下党沙磁区委的委派，在中央财经大学柏溪分校的地下党支部中任党小组组长。当时的支部工作，主要是通过学校的学习救亡联合会，组织“柏溪剧社”、“歌咏队”、“宣传队”等形式，在校内和附近的农村演出活报剧、教唱救亡歌曲。在这些活动中，胡其芬十分活跃，唱歌、演剧、讲演、写文章，她都是一把好手。同学们钦佩她的才能，推选她为中大女同学会会长。然而国民党反动特务们对胡其芬领导的女同学会早已视为眼中钉，不断借事端对她进行诽谤谩骂和人身攻击，甚至采取卑鄙下流故意找茬。胡其芬毫无畏惧，机警沉着地积极开展工作，后党组织获悉国民党当局准备秘密抓捕共产党员时，立即决定胡其芬撤离中大。
1939年9月，胡永萱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转学到北碚复旦大学新闻系。由于胡其芬时常活跃在同学们中间，复旦大学的很多女同学都认识和喜欢她。毕竟胡其芬年轻，她的革命热情似火，却缺乏斗争经验，反动当局很快又开始注意这位“胡永萱”的女学生。这年冬天至1940年春，蒋介石再次抛起反共高潮，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胡其芬不得不撤离复旦大学，被调到《新华日报》研究室担任英文翻译工作。从此，她不再用“胡永萱”这个已被敌人注意的名字，而以“胡南”的名字出现在新的战斗岗位上。
“皖南事变”后，为预防国民党顽固派可能的突然袭击，中共南方决定将《新华日报》的200多工作人员精简到80人左右。胡其芬属于被疏散隐蔽人员之一，后来组织又决定送她到延安。这对胡其芬来说是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到延安后，她分配在中央研究院担任秘书。
这是一段难忘的革命火热生活。活泼可爱的胡其芬到延安如水得水，天天像其他女同志一样，整天穿着一套灰色军装，到处唱啊唱啊，仿佛心中有说不尽的欢乐。到了冬天，她还在自己的头上戴上一顶自己亲手用红毛线编制的帽子，显得比周围的女同志别致。能干好学和心底善良的她，真的太缺少斗争经验了。她的这些“小资情调”成了整党运动中的大问题。加上有人“揭发”她曾经参与的“南京学联”是“红旗特务”组织等骇人的大帽子，使这位未曾经历过严酷斗争锻炼的年轻共产党员，度过了无数个痛苦的不眠之夜。在长达一年多的审查中她受尽了委屈，不过这时的胡其芬则变得成熟和冷静得多了。她的革命意志比过去更加坚定和有韧性了。
1945年6月，党组织给胡其芬作出审查结论，否定了那些不实之词。
就在这年12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来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胡其芬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人员，随团来到重庆，在邓颖超同志直接领导下从事相关的妇女工作。
重新回到一别4年的山城重庆，胡其芬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因工作需要，她的服饰和打扮也不一样了，烫了发，常穿着绸缎旗袍，一副上流社会的时髦妇女形象。
胡其芬的突然回来，令她家人惊诧和不安，埋怨：“你怎么又回到这个老虎窝里来？特务整天都在抓共产党，你回来不是送死吗？”
“怕什么，我额头上没有刻字。”胡其芬淡然一笑，又平静地，再三叮咛家人：“我改名启芬了，记住，以后叫我胡启芬。”
党组织根据重庆地下斗争的需要，又因胡其芬高学历、英语又好的条件，决定让她以一个基督教徒的身份参加基督教女青年会，以求通过这个有宗教色彩的合法机构，广泛联系各界妇女群众。在这个女青年会下有个妇女联谊会，地下党员李玉细任理事长，这样胡其芬就和李玉细以合法身份开展公开的和隐蔽的双重工作。胡启芬很快适应了变化的环境。她以一个基督教徒的面貌出现在女青年会中。每星期一主持各部工作会议，会前领读圣经，然后讨论工作。牧师不在时，她带领工作人员作祈祷。人们以为她是教会大学出来的虔诚教徒，谁能想到她是无神论者，是共产党员呢。她代表女青年会出席重庆市政府召开的一些会议，从中获取有用的情报；她拜访女青年会的董事们，和一些上层妇女、社会名流们交往，显得练达，稳重而有高雅；她密切联系群众，深深植根于群体之中。她联系的妇女联合会理事长饶国模，还是红岩村的主人，曾经热情地支持过八路军办事处，对办事处派回重庆做地下工作的胡启芬，她也积极予以帮助。后来胡启芬还成了这位“红色女主人”的入党介绍人。
胡其芬回到重庆工作不久，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便被国民党强迫撤出重庆。我党在重庆的工作一下陷入极端困难的复杂局面。面对严酷的斗争形势，胡其芬没有畏缩，而是更加团结同志，以顽强的战斗毅力坚守在浓雾笼罩的山城。为了听到党中央的声音，她和李玉钿等商议，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名义，集资筹款买了一部收音机，悄悄放在济民妇产科医院楼上的院长朱宝粹（地下党员）的寝室里。从那起，胡其芬在每天夜深人静时，独自守着收音机，聚精会神地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