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就让人们把斯巴达人视为愚昧无知、不学无术的人吧；然而，在十分善于运用如此庄严、准确、简明、高尚、鲜明而豪迈的古希腊语言的亚历山大大帝、凯撒、腓特烈二世和拿破仑一类人物面前，是否有人敢于支持这种谎言呢？在经过许多世纪之后仍然宣称从来没有哪一种习语达到更完善程度的大批文学家和著名学者面前，是否有人敢于这样做呢？
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说，斯巴达人留下的书面文献很少。但是，在军营中或在公共广场中过活的人远不象我们那样感到需要通过书本来交流思想，这不是很容易理解的事吗？正如古罗马人一样，斯巴达人爱作漂亮事，而不爱说漂亮话。
这就从根本上把卢梭的最有力的反对意见彻底驳倒了。至于人们所说的那一切恶习往往与科学和艺术同时并存，我并不想否认这一点。可是这又能证明什么呢？既然我已证实，道德败坏和奴役关系是财产不平等和知识垄断的必然结果，那么，与这种不平等的分配毫无关系的科学和艺术就不可能被视为罪恶之源，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恰恰相反，科学和艺术所起的作用，非但不会必然导致我刚才所说的那两种祸害，而常常是不顾这两种祸害的存在、甚至是从它们的极端中产生出来，正是为战胜和消灭这两种祸害而产生的，这种想法难道不是十分合理的吗？
至于我，我不仅不攻击科学和艺术，而且还要不断地重复说：只有在科学和艺术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我们才能找到切实的救治之方，不仅治疗科学和艺术可能已经给我们带来的痛苦，而且也治疗我们所有其他痛苦。我不仅不灰心，而且几乎还要同爱尔维修一道大声疾呼：人有无恶习，这并不重要；只要他们受到启发开导，就足可以信仰我们的道德。
反对意见——“科学和艺术削弱战斗的勇气。”
答复——凯撒、卡西、布鲁图、西庇阿、汉尼拔以及象地米斯托克利、亚历山大、腓特列二世、拿破仑那样的人物，都是雄辩家、学者和勇士。在希腊，人们都同时锻炼自己的精神和身体。懦弱是私有财产的女儿，而不是科学和艺术的产物。当荷马创作《伊里亚特》史诗时，阿喀琉斯盾牌的雕刻匠们就是他的同时代人。可见，艺术当时在希腊已达到一定的完善程度；尽管如此，那里的人们仍然练习拳击和角斗：希腊人向来是勇敢无畏的军人。然而，罗马人正是凭借关于纪律的学识而征服了全世界，这难道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吗？因此可以说，他们正是以学者的身份控制了各个民族的。同样，当暴君政体为把自卫队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并取得它的保护而不得不削弱军事纪律的严格性时，当关于纪律的学识最后几乎被完全丢掉时，世界的战胜者便转而成为战败者，并作为愚昧无知的人，忍受北方各民族的压迫了。
俄国人什么时候在欧洲成了可怕的人呢？是在彼得大帝强迫他们接受教化的时候。人们在拥有最优越的自然气候条件的印度看到了什么呢？看到的是懒惰的、在奴隶制度下受屈辱的各个民族，他们不热爱公益，缺乏高尚情操，既无纪律又无勇气，在世界上最富庶地区苟且偷生；他们（一亿以上的人口）的全部力量还经不住一小撮英国人的攻击。在中国、土耳其和波斯，在几乎整个东方，那些受愚昧无知所左右的民族的状况也是如此。
某些军官希望士兵们成为自动机器。他们提出的理由是：在混战中，凡是不会估计危险情况的人，必然更加勇敢。如果说无知者有时去冒险，那是因为他察觉不到整个危险的程度；可是，反之，他也常常在没有危险的地方看到危险。难道不是可以用这样的话来回答那些军官吗？总而言之，无知者并不象有见识的人那样冷静和理智。何况，当教育和良好的社会制度充分培养了热爱公众的尊敬和热爱平等的高尚感情时，这种激｜情在战斗中什么不能创造出来啊！梯尔泰和鲁热·德·利尔的共和国赞歌，在希腊和法国曾培育了多少非凡的人才啊！古代的《美塞尼亚曲》或《马赛曲》曾对印度人或爱斯基摩人的士气产生很大影响，人们是否想到这一点了呢？利用兴趣、同情心和热情这三种动力，一句话，大力激励我们所有的正常欲念，总比费尽心思地去培养笨拙的奴隶军队的那种愚昧无知和消极服从要容易得多、高尚得多和有效得多。对于这一点，只要不是心术不正，有谁能不承认呢？
一个民族即使在奴役状态中昏睡，只要他是个有知识的民族，任何时候都不要对它感到绝望：它的睡眠是狮子的睡眠；有朝一日苏醒过来，它会威风凛凛、令人生畏的。那时，谁企图拦截思想的巨流，谁就会倒霉！……啊！要清楚地知道（至于我们，是不会这样健忘的），正是由于过去几个世纪的脑力劳动，才发生了如此强大、如此热火朝天、如此威武雄壮的1793年的武装革命！这是一座雄伟壮丽的建筑物；这座建筑物（不嫌重复地说）之所以倒塌，只是因为当时的改革家们还不十分善于以人的机体为其社会哲学的基础，只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十分坚决地把平等，真正而完全的平等的颠扑不破的教义写入并固定在自己共和国宪法的基础法规中！
因此，请不要再向我们夸耀士兵的愚昧无知是什么军事美德吧：西庇阿和凯撒从未抱怨过自己的士兵们的智慧过多。希腊和罗马的士兵从战场上归来就是公民，他们必定比我们当代的士兵更有学识；希腊和罗马的军队完全可与我们的军队相匹敌。
由此可见，所谓科学和艺术会削弱人的意志、使人失去战斗勇气的这种反对意见，并不比其他反对意见更高明。诚然，科学和艺术的目的并不是不管怎样也要培养、颂扬好战的欲望，并使其长存下去；恰恰相反，科学和艺术的必然作用是逐步促进普遍持久的和平。但是在这一结果未达到以前，科学和艺术是绝不会放弃其作战的潜能的；我要说的是：艺术家和科学家愈希望取得这一结果，他们就愈是勇敢地支持正义事业，并按照这么一句明智的古谚行事：“如果你要和平，你就得准备战争。”（“Sivispacem，parabellum．”）
可是，那些在各个时期把自己的论敌称作哲学家、百科全书派、共和党人等而不停地、有时极为残酷地迫害真正的艺术家和真正的科学家的人，那些不久前还在大肆宣扬愚昧无知的人，那些甚至今天还在乞灵于盲从的信条或书报检查员的剪刀的人，那些与平等为敌的伪善者，他们终于认识到蒙昧主义的学说会永远地遭到普遍谴责，现在突然改变策略，力求把自己过去的一切不公正行为都栽到自己论敌的头上。因此，他们引述别的时代的某些邪说——我们向来毫不犹豫地加以揭露的邪说——的文字，运用巴西尔和爱斯科巴尔等人所推崇的三段论法，便下结论说：公有制必然要同科学和艺术势不两立。①
①我不知道有哪一个现代共产主义者，至少有哪一个作家，不是无保留地接受科学和艺术的。可是有人却在报纸上和公诉状中指责《人道主义者》报想要废除艺术。我仔细地研究过关于这份报纸的诉讼案件：从预审、辩论、甚至从王家律师引证的事实中所得行的结论是：《人道主义者》报在其纲领中同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都持相反的见解。它把艺术归属于娱乐需要的范畴，因而将其置于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之后。
那些在此问题上为反对我们的学说而提出的卑鄙而荒谬的胡言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具有某种影响力，那是因为有一位共产主义作家缺乏周到的考虑，对于强加给《人道主义者》报的那些言论似乎当作真有其事而加以接受。——原注
胡涂的诽谤者们！可是，你们却不能再继续否认这一点了：卢梭所不信任的，绝不是共产主义者（特别是现代共产主义者），而是你们，并且仅仅是你们。的确，你们对此能提出什么异议呢？你们这些封建制度和征服成果的卑劣的继承者，你们只能以战争来支持你们的关于民族优越性、独特民族性和民族主义的有害而骄横的原则，你们只能依靠愚昧无知和消极服从来维持你们军队的纪律，你们无论在战时，还是在和平时期，只有作为艺术的破坏者才可能取胜，甚至才能够活下来，而你们竟敢把我们视为野蛮人！……不，不是的，公有制绝不是反常的产物，它并非与艺术精华格格不入，也不是文学和科学的敌人。它不仅毫不需要摈弃、破坏科学和艺术，而且它还通过把科学和艺术的光辉和实际益处与它的高尚道德结合起来，总有一天会把现在还生活在文明法外的六亿野蛮人和未开化的人都吸引到文明方面来。公有制度正要通过完善人类的一切知识，用最后的大石永远封住战争和革命的深渊！！！
假如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得到更为有力的、始终如一的和广泛的推动，假如把科学和艺术引向有助于改善社会秩序①，它们本来是可以得到快速的发展的；无疑，它们现在并没有发展得那样快。不过，我们还应当把多少重要成就归功于科学和艺术啊！物理学、化学、数学、解剖学和卫生学等学科过去和现在不是天天都在扩大自己的领域吗？是什么东西把谬误和盲信的宝座打得粉碎呢？是什么东西把思想从偏见和迷信的襁褓中解放出来呢？是科学和艺术。建筑、绘画、雕刻、音乐、天文、航海、印刷和机械工程学等方面的奇迹从何而来呢？来自于科学和艺术。在荷马、维吉尔、卢克莱修、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塔西佗、普鲁塔克、冯德涅尔、摩莱里等派人物的笔下，是什么东西把诗歌的美味甘露和哲学的香脂注进我们的心田呢？是什么东西向我们揭示了过去若干世纪的最隐藏的奥秘，从而为未来的胜利揭开序幕呢？难道不仍然是科学和艺术吗？科学和艺术这样出色地为我们的事业服务，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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