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曾国藩,右手胡雪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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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曾国藩,右手胡雪岩- 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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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时刻敢于出手

曾国藩语录:敢言定要负重,才能折服道中人。

译文:果敢的话语必须要包含着重要的道理,这样才能让懂这一行的人折服。

在封建时代,士大夫一人官场仕途,就等于入了〃局〃,入了最大的〃局〃。但是,官场积习却常使英雄感到无用武之地。尤其是到了一个朝代的后期,要破官场积习就是很难的事了。更多的人都是随波逐流,俯仰任之。这也是许多人不能建功立业的基本原因之一。 

在曾国藩的处世经中,人们都知道他处处以小心谨慎、谦忍退让、委屈求全作为准则,而往往不知道他的处事之道中也有另外的重要一条,那就是〃敢〃字,就是〃勇毅〃。他的〃敢〃、〃勇毅〃虽然体现并不算多,但却往往是用的适时、适机,对以后的成败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清朝的政治风气,在嘉庆道光以后日见泄沓萎靡,人才亦日见寥落。这与皇帝的好尚及执政者之逢迎谄谀,都有密切的关系。《瞑庵杂识》中曾有一条说:

曹振镛晚年恩遇益隆,声名俱泰。做了很长时间的大学士却平安如初。他的一个门生请教缘故,曹答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当时流传颇广的一剪梅形容官场积习云: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其二云: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其三云: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其四曰: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孑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 

在这一世风之下,·曾国藩却能反其道而行之,众相柔靡之时,他却敢迎风独立,挺身而出,却是何等的胆量!

咸丰年间,曾国藩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弊端、官场风习、山川形势、民生疾苦与武备弊坏。当他由内阁学土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靡,遂因皇帝下诏求言而勇敢地先后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 

在那些奏疏之中,最具有重要性的,是他在1851年4月间所上的一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文中直率指出如要转变政治风气,培养有用人才,全在皇帝个人的态度。这一道奏疏,不但足以看出曾国藩忠君爱国及有作为、有胆识、有担当的耿直风格,也对他此后的〃平乱〃事业,奠定了坚定的基础。 

在这道奏疏中,他指出专制政治的最大弊病,莫如皇帝自智自雄,视天下臣民如无物。其最后所至,必将是〃直言日觉其可憎,妄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抵止。〃然而这些话却不是自矜才智的专制皇帝所乐意听闻的。而且在积威之下,大多数的人为了自保功名富贵,也决不肯把这种逆耳之言向皇帝直说,以免皇帝一旦发怒,自己将顿罹不测之祸。即以曾国藩当时的情形来说,除了曾国藩,也不曾有人上过这样激切亢直的谏疏。所以后人说他有古大臣〃亢直之风〃。曾国藩这种读书经世的风骨,在这里可以充分看出。         

第65节:第六章 曾国藩的进退之智(8)     

曾国藩所上的这一奏疏,对当时的政治风尚及皇帝个

性,可说是痛下针砭。如果皇帝果真因此发怒,曾国藩的命运,真是在不可知之数。据说咸丰皇帝在初次见到此疏时,确曾大为震怒,将原疏掷之地,并欲将曾国藩重加惩治。幸赖军机大学土祁隽藻一再疏解,咸丰皇帝经过一番深刻的思想斗争之后,才终于为曾国藩忠君爱国的本意所感动,曾国藩之敢言不仅未予加罪,且降旨褒奖,命兼任刑部侍郎。曾国藩家书中有此时所写的致弟书云: 

余受恩深重,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进言?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要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于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余意也。 

政治家的远见和抱负,在这一些话中已经透露得很清楚了。曾国藩之必能成就日后的事业,于此亦可窥见其端倪。金梁所撰的《四朝佚闻》说:曾国藩因上圣德疏为文宗所特知,谕祁隽藻曰:〃敢言必能负重,故其后遂倚以平乱。〃 

由此说来,曾国藩在此疏中固然表现了他的耿耿忠贞,而咸丰皇帝也在此疏中看出了曾国藩之有担当、有抱负,可以重任。此一奏疏在曾国藩个人前途以至清王朝的前途具

有何等的重要性,也就可以不言而喻了。

民国时期学者徐一士评论说:盖此疏之亢直,在当时确为言人所不敢言也。康熙时进士、廷臣孙嘉淦对乾隆皇帝所上的《三习一弊疏》,虽然号称为清代的名奏议,然而仅泛泛而论朝政得失,与曾国藩的直言咸丰帝种种过错之举,实在不能同日而语。 

对于自己的果敢,曾国藩自己也有正确的认识,他写信给家人说:我踏人仕途已有多年,久已领略了京城的境况风气,那些身居高位的显官要员,故意显示宽厚以提高自己的名望,对待部下姑息纵容,一团和气,对这种现象我知道得很清楚,但自己多年养成的禀性并未因此消磨怠尽,越发变得慷慨激烈,果敢亢直。心里打算稍稍改变一下社会上在三四十年来形成的不分黑白、不着痛痒、难以破除的风气,不过,纠正偏差难免会超过原有的限度,有时不免出现意气用事的偏颇,因此经常招致怨恨,被人议论纷纷而自取其咎。 

然而,真正的有道君子对待他人,本来就不应当仅仅拿中庸之道来苛责,还应该同情体谅他之所以被刺激而起来纠正恶俗的苦衷啊!

这里是以〃敢〃字体现出了诚,足以匡时救世、力挽世风之志体现出来的敢。有了这一〃敢〃字,才有了曾国藩后来的步步晋升。因此,曾国藩未曾明传的处理秘诀是,谦退自抑要有度,过于谦退,则也难于成事。 

、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一些〃果敢〃和〃犯颜〃,恐怕就没有以后曾国藩的显赫腾达及功成名就,也就不会为人们所称道了。因此文化大师郭沫若说:〃因当惧而惧,不失为勇者,因当勇而勇,不失为智者。〃 

敢出手时就出手,不失为谋取事业成功的一个原则!

在关键时刻敢于直言,敢于有一定分量的话,一时之间可能得罪自己的上司或同事,但一个真正品格高尚,富有远见和魄力的老板是不会因此而放弃一个人才的,相反,还会加以重用。有一家广告公司开会,一位部门经理因敢于陈言老板管理不善、工资制度不合理,而被提拔为副总。当然,公司老板也不失为一位智者。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勇敢的人,正是他的勇敢,才笫一个品尝到了蟹肉的鲜味。作为当代青年我们更应有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气势,这样才能成就大事业。 

危急时不可仰仗他人

曾国藩语录: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

译文:自古以来的帝王将相,没有人不是由于自立自强而成功的。

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在患难之际当然可以求得别人的帮助.但是,主动权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危难之际,全仰仗别人,后果将是十分危险的.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经过血的教训,曾国藩深知这个道理的重要性.         

第66节:第六章 曾国藩的进退之智(9)     

1862年5月,曾国藩宰军在天京城南门外的雨花台扎下营寨.

曾国荃和他的心腹大将李臣典、萧孚泅、刘连捷、朱洪章等在太平天国的叛将韦俊的带领下,察看了这座江南名城.他看到天京城高池深,深沟高垒,城围辽远,以他的两万人马想要攻取这座名城,简直是白日做梦.他虽攻至城下,却不敢轻举忘动,更深怕城内的太平军和外省的李秀成一起出动,将他们歼灭掉。所以,他一面督促湘军在雨花台一带修筑工事,作长期战争准备;一面派人投书,催促各路人马尽快会师城下. 

然而,曾国荃等了多日,也不见别路人马到来.先是李续宜的北路军由镇江刚要出师,忽接父丧凶信,匆匆回家奔丧,其部将唐训方远在皖北,闻讯南援.结果被太平军阻于寿州.鲍超由宁国北进,遇太平军杨辅清等部,展开血战,亦难达天京。这时,可援之军只有多隆阿一路. 

曾国藩接到雨花台寄来的加急求救文书,命多隆阿

迅速南下.多隆阿接信后,开始还有军事行动:攻陷庐州,准备南下,但突然按兵不动,拒赴合军天京之约.曾国藩再三恳请赴援,多不为所动.这时,有一股四川农民起义军人陕,多隆阿部将雷正绾已入陕阻击.多隆

阿与湖广总督官文密约,再奏令多隆阿本人率队人陕,皇帝居然准奏.多隆阿与官文皆以不赴天京之援,暗自高兴,因为久与曾氏兄弟不和的官文也不愿湘军得到成功。

多隆阿率军西去,曾国藩万分惊慌,派人飞马送信给官文,让他追回多隆阿,仍让多赴南京之援.他在信中说:〃闻入秦之贼人数不满三千〃,有雷正绾一军以足敌,而〃江南贼数之多比秦何止百倍〃,仍请将去之不远的多隆阿追回.然而官文明知天京城下急需多隆阿赴援,却置曾氏兄弟的求援于不顾,使曾国荃的雨花台之师成了孤军.通过这件事,曾国藩似乎发现了人性的弱点,也印证了他早巳提出的危急之时不能靠别人的道理. 

曾国藩在1862年9月13日《致沅弟季弟》信中说:

都将军派四个营的兵来助守,自然可喜,但也未必靠得住.凡在危急时刻,只有自己靠得住,而别人都不可靠.靠别人防守,恐怕临战时会先乱;靠别人战斗,恐怕会猛进而速退.幸亏这四个营人数不多,或许不至扰乱弟弟你那里的全局.否则,这部分军队另有一种风气,一种号令,恐怕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弟弟要谨慎使用这支队伍.去年春天,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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