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的整风运动，中共中央解除了对共产国际章程的决议所要承担的义务。对于这段难忘的历史周恩来是记忆犹新的，他深知此行责任的重大和意义深远，他准备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完成这趟莫斯科之行的历史使命。
周恩来仅仅在特意为他安排的住所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直接搬到了毛泽东住处的楼上来了。同重庆谈判时一样，两位老战友一个住楼上一个住楼下，经常在一起为某些重大问题长谈到夜静更深之时。
相比之下，周恩来的时间安排要比毛泽东紧张多了，他白天要到克里姆林宫去参加谈判，晚上还要向毛泽东汇报和商量，常常是一天仅有几小时休息时间。可他仍旧是精神抖擞，毫无倦意，无论出现在哪儿都显得精力旺盛，使得一些参加会谈的苏联领导人也自叹莫如了。
在谈判处于关键阶段的一天夜里，已经很晚了，周恩来与毛泽东仍在客厅里长谈着。
毛泽东茶几上的烟缸里已盛了不少的烟头，他手指上的烟卷还在冒着缕缕烟雾。毛泽东像是在思索什么往事，显得有些心绪难平。
“主席，时间不早了，您该休息了吧。”周恩来看了看表，说道。
“恩来，你记得我们党同共产国际的历史有多长时间吗？”毛泽东问。
“从1920年3月开始，到1943年6月为止，有23年多。”周恩来记忆精确地回答。
“列宁创建的共产国际20多年来对中国革命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都是有功劳、有帮助的。在整个共产国际的工作中，苏联起的作用是最大的。”毛泽东的口吻十分肯定。
“是的，我们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同苏联同志的关系。”周恩来点了点头。
“对！”毛泽东掐灭了手中的烟头，转过身来，“这就是我们在考虑中苏条约上的历史前提呀！历史提供了我们经验，历史也提供了我们教训。”周恩来点了点头，他明白毛泽东话中的深刻含意。他知道，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内出现过的三次“左”倾错误，同当时共产国际的错误是有直接联系的。在抗战胜利后，斯大林既对中国革命以支持，又对中国共产党的实力缺乏信心，他在寻求与蒋介石政权发展关系的同时，也把本国的民族利益放在了中国革命发展之上，对此毛泽东是心中有数的。
1943年至1945年之间，美英苏等国首脑举行了对战后世界局势有着决定性影响的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在这些会议中，尤其是在雅尔塔会议上，苏联为在中国领土上谋求权益而同美国进行了交易。当时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在拍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电报中这样说过：昨晚我同斯大林谈话时。。他说，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即库页岛）的南部应归还俄国。他在包括旅顺港和大连在内的辽东半岛南部用手画了一个圈说，俄国人希望再次租借这些港口及其周围地区。。斯大林进一步说，他希望租借中东铁路。我请他说明，他所关心的究竟是哪条铁路？斯大林指出是从大连到哈尔滨，再向西北到满洲里，向东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这条铁路，斯大林的答复是肯定的。但他特别重申：苏联无意干涉满洲的主权。当然，随着对铁路管理的控制，苏联军队可能护路，苏联的影响毫无疑问将会很大。
1945年2月8日下午3时30分，斯大林同罗斯福正式会晤中认为他的要求是“正义”的，不然他和莫洛托夫难于向人民解释苏联为什么要出兵对日宣战。他还向罗斯福表示了这洋的看法，中共应该接受蒋介石的领导，既然他们有一条抗日统一战线，那为什么搞不到一块儿来？斯大林甚至还宣称中国共产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说“没有哪个共产党强有力到足以统一中国。”
毛泽东面对斯大林在中国领土上谋求权益和对中共的干涉，始终坚持了正确的态度。他以一个伟大战略家的眼光采取了坚定而明智的决策：既不直接干预苏美与蒋介石从事的外交交涉，也不直接反对斯大林的某些谈话，相反的，中国共产党继续尊重斯大林和联共（布）在国际共运中的重要历史地位，维护团结，为争取苏联出兵东北对日作战，创造中国革命形势取得大发展的局面而进行了成功的努力。
在这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上，毛泽东的英明决策深得周恩来等许多领导人的拥护和支持。周恩来此行到莫斯科谈判签约，自始至终都在坚定不移地贯彻毛泽东的思想。
夜更深沉了，星月在天空闪烁，雪野冰霜与星光月影交相映射，为莫斯科的大地披上了深银灰色的衣装。屋内，毛泽东端起桌上的茶杯，倒上热水递到周恩来面前，关切地问道：“2月14日正式签约有把握吗？”
周恩来喝了口热茶，剑眉一扬回答说：“如果苏方不再提出新问题，我想，2月14日正式签约是有把握的。”
“好！”毛泽东点点头，双手叉腰，高兴地对周恩来说：“你谈得很出色，应该记一大功。”
周恩来忙说，“是主席指挥得当，考虑周密。”
“不，要论这种场合，非你周恩来不可呀！”毛泽东说完哈哈大笑了起来，周恩来也跟着笑了起来，两人笑得那样会心，那样神往。。“嘘——”周恩来蓦然做了个手势，止住了笑声，毛泽东也猛地意识到了此时已是更深夜静时分了。
窗外，夜色深沉，星月闪闪，预示着将有一个晴朗的好天气出现。
中苏正式谈判开始后，克里姆林宫内的斯大林也十分忙碌，每天清早第一件事，就是要看到世界各国主要报刊及首脑对中苏会谈的各种反映和分析。他让秘书把这类材料搜集摘录后，准时送到他的办公桌上，少一件也不行。然后就亲自听取米高扬和维辛斯基等人的汇报，每当他听到汇报人总是提：周恩来的意思是怎样，周恩来的建议是如何之类的话时，就皱起了眉头，有时他干脆打断了汇报，说：“我更希望了解到毛泽东的意见怎样，毛泽东的建议如何。。”
终于，斯大林再也等不及了，为了摸清楚毛泽东本人对结盟的真实具体意图，斯大林曾几次把电话挂到了毛泽东下榻的地方，此时毛泽东已住进了克里姆林宫内，斯大林请毛泽东住在近处，其目的也在于更方便联系。
毫无疑问，斯大林是一个卓越的、意志坚强、非常熟悉情况的人。然而到了晚年，他又显得性格多疑，他感到周围的人都不大可信，秘密活动到处存在，他对中国人的信任程度也并不能使人满意。记得1948年2月，斯大林对季米特洛夫就中国共产党“不听话”，坚持对蒋介石政权不做妥协的情况汇报时，就说过这样的话：“中国同志在莫斯科时同意我们的看法，但回到中国后又是另一种看法。”
当然，历史也使领袖们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
中苏条约是两国领导人在莫斯科会晤的最主要问题，这一历史性会晤在当时不仅受到了中国与苏联两国的密切关注，在东西方最遥远的许多地方也紧迫不放任何细节。
条约具体的内容是在周恩来和米高扬之间讨论和谈判的。周恩来则始终位于会谈的主角，他杰出的外交才能在新中国第一项外交使命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会谈中周恩来的建议和意见使得米高扬也觉得几乎无懈可击，当最后一轮会谈完结时，米高扬握住周恩来的手说道：“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中国共产党能夺取政权的原因了。”
周恩来风趣他说：“你不久还将看到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建设起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
最后一次关于条约的定案会谈，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到会，苏方除斯大林外的所有高级领导人也都全部出席了会谈。
大厅内5盏光线柔和而明亮的水晶大吊灯使得这儿的气氛格外亲切，双方平等地商定了各项协定和条约的原则。
毛泽东意识到这些原则对于实现中国的领土主权的完整，加快经济发展和新中国的建设都是意义重大的，对此他感到满意。整个会谈中，一连几天没有休息好的周恩来仍是精神饱满，话锋敏锐，掌握着发言的主动权，毛泽东只是在关键地方插上几句有分量的话，充分显示出他的驾驭全局能力。会后一位苏方人员感慨地说：“毛泽东和周恩来配合默契，相得益彰，真是少有的领袖人物呀！”
斯大林举行招待会2月8日，在所有的条约与协定开始拟定之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又一起来到克里姆林宫拜访了斯大林。由于条约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双方这次会谈谈得十分投机，斯大林用最好的酒菜招待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习惯地一个劲劝人吃格鲁吉亚式羊肉汤，红菜汤和烤羊肉串。
菜虽不算多，但味道可口，女侍者不停地端来热腾腾的新鲜菜肴，请斯大林过目。斯大林和中国同志边吃边谈着，当他了解到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著述丰富时，便认真地想了想，严肃地说：“毛泽东同志，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我建议你应该把自己所有的文章文件尽快整理出来，编辑出版，这是件大事情。”
毛泽东点点头，回答：“我也在考虑办这件事情。如果斯大林同志能支持这件事，我将十分感谢。”
“你需要哪方面的帮助？”斯大林手上的烟斗转动了一下，神色很认真。“如果能派一位理论上强一点的，精通马列主义哲学的同志协助我们就太好了。”毛泽东直率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
“晤——”斯大林眼睛盯着杯里的红葡萄酒，沉吟了好一阵子，毅然说：“我马上派尤金同志去协助你，他是位哲学理论专家。”斯大林握着烟斗的手挥动着。
“那太谢谢您了，斯大林同志。”毛泽东说。
斯大林笑了笑，显得有些得意。
毛泽东看了他一眼，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来：“斯大林同志，在条约签字以后，我们准备举行一个招待会。”
“当然，”斯大林点了点头。
“但是不在我现在下榻的克里姆林宫，而是在另外的地方，比如在大都会饭店。”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