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李宗仁知道有“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是8月30日周恩来提出经毛泽东批准的。其中就列有李宗仁的名字。
尽管这样，李宗仁还是被送到一处不为人所知的地方给保护起来。
一天早上，一位穿军装的人走进程思远的家里，带来了李宗仁亲笔写的一张条子：昨天晚上，管理局高局长来访，要我立即坐他的车子到一处住下，因临走匆忙，剃须刀和一些物品都未带来。请你到我住处将这些东西捡齐，并从书架上抽几本《文史资料选辑》一并交来人为盼。
至此，程思远才知道他受到保护了。当然，住在李宗仁那里的服务人员包括他的司机在内都不知道他的去处。
直到9月30日晚上，程思远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刚要散席，李宗仁匆匆走到程的跟前业，他悄声说：“你把我找得好费时呀！我住301医院，你不要对别人说。”“你怎样来的？”程诧异地问道：“是高局长接我来的，现在还要等候他送我回去。”
10月中旬，红卫兵串连到外地去了，北京总算出现了一个短暂时间的平静。李宗仁又回到西总布胡同5号寓所。他对程说，10月1日晚上，他登上天安门城楼看焰火，毛泽东把他找去，对他说，尽管搞了“文化大革命”，统一战线还是要的。李宗仁认为，毛所以有此表示，不过是要他安心罢了。后来李宗仁去看邵力子夫妇，开门进去，发现墙上贴有红卫兵批评邵力子的大字报。邵力子非常感慨地对李宗仁说：“统一战线有两条，一在国内，一在国际。红卫兵的过火行为，把我们国家的伟大形象完全破坏了！”说到此处，这位老人潸然泪下。
接着李宗仁去看张治中，发现他家中的古董陈设都没有了。李问是不是红卫兵拿走了？他说不是，但红卫兵认为现在“破四旧”，不应摆设这些东西。虽然，邵力子和张治中都是保护名单上的人物，仍不免红卫兵的光临。但李宗仁的西总布胡同5号以及程的住所，确实没有红卫兵来过。
李宗仁是不甘寂寞的人，不久，他又想请客吃饭，章士钊知道此事，忙来函制止，章函有云：“目前吾人应深自敛抑，不宜置酒高会，务请斟酌。”见此，李遂作罢。记得在“文化大革命”前，李宗仁、黄绍竑、黄琪翔、余心清这几家轮流作东，大家相处得象火一样热，而今此种盛况已一去不复返了。
被扶下天安门城楼1966年底，“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深入发展。12月25日，清华大学学生5千余人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一时间，“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的大标语贴满了北京大街小巷。这样“文化大革命”便以“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为第一目标而向全世界展示出来了。
当“文化大革命”刚刚发生的时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给江青，说：“天下大乱造成天下大治，七八年后再来一次。”言下之意，这场斗争只几个月到一年便结束了，以后每过几年就来一次，作为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体现。但因这场革命的主动权一入林彪、江青两个反gemin集团的手中，就非毛泽东所能控制了。
李宗仁虽是军人出身，但其生活体验丰富，看问题还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1965年8月，当李宗仁去北戴河的时候，他在专刊上看了林彪为“八·一”建军节写了一篇题为《人民战争万岁》的纪念文章。在文章中，林彪鼓吹世界各国革命应采取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发动人民战争，从农村包围城市以争取革命胜利。李宗仁当时对程思远说，世界形势变了，人民战争不是万应灵药。9月，李宗仁回到北京，一晚，周恩来为招待中外记者，约李宗仁到紫光阁一谈，李曾向周提及林彪这篇文章。周恩来说：“林彪是党的领导人之一，他的言论是有代表性的。”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运动越深入，林彪和江青的勾结就越紧密。李宗仁对此慨然叹曰：“一位是接班人，一位是第一夫人。两个人勾结在一起，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这断非国家之福，我们在旁边看到这种情况，只有干作急。”事实上，“干作急”的又岂止他一个人呢？！
1966年8月下旬开始，红卫兵“破四旧”的行动席卷神州。这期间，李宗仁的一些老朋友和熟识的领导人，有的遭到了不幸，有的亦远离人世了。最先辞世的是黄绍竑。黄琪翔于9月2日去西总布胡同看李宗仁，不得其门而入，于是到11条胡同来看程思远，报告黄绍竑的死讯。
9月1日下午，有几个“八一”中学的红卫兵冲入黄琪翔的家里，对黄盛气地说：“黄绍竑今天上午自杀了，你是不是也要自杀？！”
黄琪翔说：“我意志非常坚强，无论受到任何凌辱，永远不会自杀”。
但过了几天黄就被隔离了。究竟关在那里，程思远和他的夫人都不知道。其次是余心清，他爱收藏字画和种植玫瑰，这些都是“破四旧”的对象。余受冲击后曾一度自尽，幸获救回。回家后，他便留书给周恩来，说“士可杀而不可辱”。接着，就用白兰地灌服速可眠，遂长眠不醒。
刘斐和陈此生被迫在北太平庄国务院宿舍扫街，经周恩来获悉后派人搭救始免。类此事件，不胜枚举。根据程思远回忆：知识分子不受冲击的，除我以外，几无一人。
有一次，章士钊找程思远去，说他事前知道了红卫兵要来抄家，就把他与毛泽东合影的照片悬在大厅上。可还是不济事，红卫兵入屋后，即把他的书房乱翻一番，随后更对他说：“章先生，为什么你收藏的书是线装书，而一本毛主席的著作也没有？！”在这个关键时刻，他的秘书打电话给周恩来。不久，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立刻派一个副局长来，把这些红卫兵半劝半拉地送走了，并建议他用红纸写一副对联：“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毛主席万岁！”分贴大门两边，果然，从此平安无事。
此后，章士钊把他的汽车送回机关事务管理局，并暗示程思远照办。程思远回家后便打电话给管理局，建议把他的汽车调回管理局去。过了几天，管理局才答应照办，还留下两句话，如果要车，请打电话。直到1972年初，汽车才重新由司机开回程思远的家里来。
中共中央统战部到1966年10月就瘫痪了，随之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也受到军管，局长高登榜亦要靠边站了。但过年过节，国管局杨书荣、胡振英二人总到程思远家来，问生活上有无问题。程说：“因我从海外带回来一笔钱，生活费用还能自给，所以不必向国家伸手。”
1967年春节前后，张治中先生的女儿张素我和女婿周嘉彬来看程思远，问李德邻先生是不是如去年那样，到广东从化温泉避寒？意思是说，如果李宗仁去，张治中也去。程思远说还是在北京好，在北京有中央保护，况且从化温泉也很不安全，大字报说红卫兵曾到那里去揪人哩。
这段时间，张治中常到李宗仁那里聊天，对于当前局势，彼此只好摇头浩叹。原来这两家住得很近，张住新开路，现在他把前门关闭改走后门，就同李宗仁的西总布胡同住宅遥遥相对。当李宗仁回国时，张治中看到政府接待李过于隆重，认为可能刺激台湾当局，心中抱有抵触情绪，就在李宗仁进入国门之前，携眷溜到北戴河去了。即使是朱德夫妇在北戴河中央军委礼堂宴请李宗仁伉俪，他也拒绝参加。及张治中由北戴河归来，周恩来曾强令他宴请李宗仁一次。现在李、张会晤频繁，看来彼此前嫌尽释了。
从1967年到1968年这段日子，李宗仁所度过的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平静生活。在这两年里，邵力子和陈劭先相继因病逝世了。老成凋谢，势所必然。1968年8月，李宗仁经体检证实患了十二指肠癌，即披送入北京医院施行切除手术。虽然手术是成功的，癌毒也未扩散，但因他久患肺气肿，心脏发现有衰竭迹象。延长9月底，李便离开医院回家休息。建国17周年的前夕，李宗仁参加了1968年9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宴。10月1日，又登上天安门城楼与国家领导人在一起，检阅国庆游行队伍，当日下午即以体力不支从座椅上向前扑倒，得再度送院疗养。关于此事，周恩来曾经说：“当时发给李先生的两张清柬，我的意思是要他不参加国宴而上天安门城楼亮相，相信这一决定没有贯彻下去，以致出事。”言下颇有责备国务院军代表丁江之意李宗仁住院期间，曾请中医国手周朴考前来会诊。他诊断后说，德邻先生体弱，需要大补才行，但怕他虚不受补，在药剂处方中用党参来试看疗效。周朴考所料果然不错，即使用了党参，他也未能受用，这证明李已病入膏盲，康复希望甚微。
1969年1月间，李宗仁自知不趄，于是口授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表示感谢之意。1月25日，李又得一场肺炎，他在回国后曾害过几次肺炎，过去总是用青霉素把他治好的。但这一次不灵了，虽已改用他药仍未奏效。延至1月31日凌晨30分，李宗仁终于逝世，享年78岁。
李宗仁遗体的告别仪式（那时不举行追悼会）于2月1日下午3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周恩来也来参加仪式，他在休息室说：“康生同志答应也来参加，我们等他半小时吧。”由于“文化大革命”发生后，大家很少见面，所以周恩来同每一个人握手时总会顺便讲几句话。他首先同张治中、章士钊打招呼，当轮到刘仲容时，不禁诧异地说：“你怎么胖成这个样？”
“总理，我坐班房呀！”
原来刘仲容任外语学院副院长，“文化大革命”发生后，他被该院革命群众“专政”了。专政原来是个名词，现在通通作动词用，红卫兵惯用这两字来打击所谓“走资派”和“一切牛鬼蛇神”。红卫兵说，现在我给你专政。意思就是把你关起来。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