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明以后，民兵陈金品发现荒僻的绿豆岭上，有两个人忽隐忽现，在一块石头上还搁着一个背包。陈金品立即向他所在的爵山公社排坡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杨亚基报告。杨亚基带着几个民兵与陈金品一起，跑步登上绿豆岭。22岁的共青团女支部书记杨亚妙，拿着一把禾叉也跟着上了山。不久，民兵营长杨大应也带领民兵们赶来。他们首先和两个放哨的敌人遭遇，杨大应高声喝令敌人投降。两个特务在威武的民兵面前吓得浑身哆嗦，乖乖地弃枪投降了。藏在附近的另一个特务正想逃跑，被民兵发现。一个民兵赤手空拳地扑上去，双手卡住特务的脖子，这个特务吓得赶紧举起了双手。民兵们从他身上搜出一支手枪和一枚手榴弹。
这时，闻讯赶来的民兵越来越多。当他们发现第4个特务的时候，22岁贫农出身的民兵杨妹九悄悄地绕到这个敌人的身后，猛然冲向前，一手抢过敌人的冲锋枪，趁势用冲锋枪枪托猛力一击，把这个特务打倒后活捉。在继续搜捕的过程中，民兵们又活捉了4个特务。
这时，天已渐渐黑了。民兵们仍在巡逻搜索。突然，杨大应发现一个石洞内躲藏着两个敌人。他独自一个扑到沿口外一丈远的地方，依着岩石，举枪喝令敌人投降。有一个特务看到跟前只杨大应一人，便拿出金条和手表来收买他，要他不要开枪。特务们对他说，要金条有金条，要手表有手表。杨大应一听气坏了，他端起枪来就把这个特务的嘴巴打伤了。其他民兵闻声赶来，冲进石洞抓住了这两个特务。
民兵们这时已抓到10个特务，对这些特务进行现场审讯后，知道还有12个特务躲藏在这条弯弯曲曲到处是大石头的沟壑内，这时，附近几个村庄的群众也都拿着刀枪等各种武器到来，把若大的一座绿豆岭围得水泄不通。民兵和群众怕特务利用夜色逃跑，就点起五盏大汽灯，挂在绿豆岭上的沟壑附近，把那里照得通明。附近村庄的老大娘和媳妇、闺女们，也纷纷烧茶煮粥，成群结队地挑到绿豆岭，给正在围捕特务的乡亲们吃。许多妇女还从家里带来了捆缚一百个特务也用不完的绳索。躲藏在沟壑内的最后12个特务看到无路可走，只好一个个举着手钻出来投降。当民兵押解到这两股特务回县城的时候，沿途村庄的老大爷、老大娘们，都气呼呼地一边骂，一边拿着木棍、扫把要打这批胆敢爬上大陆来捣乱的台恃，有些老大娘还哭着要替解放前被国民党反动派害死的亲人报仇，特务们个个吓得混身发抖。
“光杆司令”的下场10月8日，有一股武装特务爬上惠来县海滩不久，沿海的渔村里就到处响起了报警的螺角声。带队的“广东反共救国军独立第一纵队”的“司令”
吴纯彬，吓得丢掉了帽子和地图，在登陆点附近乱窜。有几个武装特务不久就掉了队。当天，他带着剩下的特务在野地里伏了一天。到了晚上，他看到交通要道上已经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更吓得手足无措，赶紧叫特务们丢掉电台等笨重装备，分头逃命。
吴纯彬带着一个特务找路逃生。在四处乱窜的时候，他和那个特务又在躲避巡逻的民兵时走散。他慌慌张张地钻进一处小高地下面的石头缝里，提心吊胆地挨过了一夜和一个白天。到了晚上，他实在冻饿难当，就爬出石头缝想到地里挖几个番薯充饥。他刚一出来，就被在这个高地顶上放哨的三个民兵发现了。民兵们拦住了吴纯彬的去路，高声喝问：“口令？”他抖抖索索地说：“我是惠来人”。民兵一听对方答非所问，接着又喊：“不准跑，你开枪就打死你！”吴纯彬被吓得连连鞠躬，结结巴巴地说：“兄弟狗胆包天也不敢开枪，更不敢跑，要跑现在也跑不动啦，从上陆到现在，我一口饭还没有吃呢！”
这个特务纵队“司令”被押到大队部以后，惊魂未定地说：“大陆上全民皆兵真吓人呀！就像是天罗地网，不说我一个吴纯彬，就是千万个吴纯彬也逃不出你们的手心啊！”
深山密林歼伞特1963年6月以后的一个时期，我广东、福建、浙江、山东、江苏等沿海军民又连续歼灭了9股台偷渡登陆和空降武装特务90人，再一次粉碎了美蒋当局对沿海地区进行小股武装骚扰的罪恶阴谋。
6月下旬的一天，海南山区的各族人民正在欢度收获节，一架美蒋间谍飞机，以夜幕作掩护，偷偷地潜入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上空，在陵水县山区空投了一股武装特务。
敌人窜扰的罪恶行径立即激起了山区周围各族人民的无比愤怒，人们一听到消息，立即拿起山刀和枪枝，纷纷上山，奔向敌人空降地区。黎族、苗族的民兵和猎手们，熟悉地形，一马当先。曾在解放初期剿匪战斗中立过功的黎族民兵连长谭才英、副连长吴亚保，刚刚从广州开完全省民兵代表会议回来，放下行李，立即星夜出发。许多在主岛落户建设的复员军人，也雄赳赳地赶上山来。在附近执行任务的解放军边防部队某部的战士，闻讯后日夜兼程挺进。
一个围歼空降特务的天罗地网就这样迅速撒开了。
各族民兵和战士们到达敌人空降地区后，连夜设岗布哨，把各个山头、溪涧、小路都控制起来。
在某山头上放哨的凌水和保亭县交界的某生产队的黎族民兵班长黄生朝，民兵黄大祥、黄大崇三人，埋伏在灌木丛里监视着山坡的路。夜半，对面山坡上忽然传来脚步声，黄生朝等马上警惕起来。脚步声越来越近，在寂静的山林里听得特别清楚。三个人带的只是三支火药枪，大家忙把机头打开，每个人心里都热呼呼的。
一个黑影看得见了，沉着的黄生朝一动也不动的，也没有发口令，这个二十一岁的共青团员，心里已准备好了对策，要给敌人打个措手不及。
“站住！”黄生朝等敌人行至距他们只有五六步时，才大喝一声，三个人一齐跃身冲出灌木丛，举枪对准这个家伙——空降特工符锦富。
与此同时，一个黎族村庄——陵水县的小妹生产队，人们已经熄灯休息了，只有生产队长黄其英的茅屋里，还有微弱的火光。
这个只有四十多户人家的小村，青壮年人大都上山搜索敌人去了，黄其英一家三兄弟就去了两个，三弟其元因身体不适，留在家里，他年老的母亲按照黎族人民的风俗正忙着酿酒准备欢度收获节。这时候，突然一个身材高大的陌生人摸进屋里来，有气无力地说：“有水吗？给我水喝。”黄其元一听这个口音，就知道他不是本地人。他一面递上一碗饭汤，一面仔细地打量一下这个不速之客，还带着一支枪。他差点没叫出声来。
“可能是空降特务，决不能让他跑掉！”
黄其元一家是在旧社会的苦海里泡大的。他两岁便失去了父亲，身体还没有牛屁股高就给地主放牛了。母子四人被国民党军队迫得出走异乡，连仅有的一口铁锅也卖了。全家老小替地主做牛做马，直到解放以后才开始过幸福的生活。他三兄弟都参加了民兵，现在，仇人相见，恨不得一下把敌人抓住。
这时候，茅屋里只有他母子两人，手无寸铁。黄其元苦苦思索着活捉敌人的对策。他故意装作热情地和敌人搭讪，一面又给敌人递上白饭，又装着给敌人张罗睡觉的地方。他探问敌人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个狡猾的家伙，一会说同行的有一百多人，一会又说是十多人。满嘴胡话，真是不打自招。
当黄其元正在拉扯着的时候，他的老母亲已十分警惕地溜出门外，找干部去报告了。一会儿，屋外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这个特工惊慌起来，站起身拔腿就跑。“不准动！”从山上归来的黄其连和民兵陈其光、冯有辉偕同边防战士早已把他团团围住，黄其连眼明手快，一把夺过敌人的卡宾枪。
在强烈的手电筒照射下，这家伙搭拉着胡髭满脸的头，如丧家之犬。这股空降特工的少校副队长兼通讯组长周少茂，就这样乖乖地当了俘虏。这个特务自供是在慌乱中走散了，他满以为像台湾美蒋特务机关所说的，这里是什么“安全地带”，有他们的“游击队”活动，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明白，山区各族人民都跟美蒋有不共戴天之仇，他们只有缴械投降才有“安全”。胜利的消息频频传来，山上山下士气大振。各族民兵、猎手和边防战士们，组成许多搜索小组，乘胜向敌人躲藏的深山搜索前进。
这里群峰绵互，浓荫蔽日，到处都是七八十度的陡坡。漫山遍野长满了荆棘茅蒿，地上履盖着枯枝腐叶，完全没有道路，搜山的勇士们只能披荆斩棘，开路前进。他们攀着野藤、矮树，一步一步地向前搜索。那些被誉为“飞行小组”的战士们，更是风里来，雨里去，一把炒米一把水，昼夜兼程。他们衣服给荆棘划破了，小腿给山蚂蝗咬出了血，也毫不在意，一心想着迅速、彻底、干净地消灭敌人。
山下的群众也纷纷烧茶做饭，把粮食、雨具源源送到深山里去。附近公社的党支部书记曾繁植也亲自领着一支运输队上山来。这个四十多岁的共产党员和同行的三个伙伴，都参加过解放初期剿匪的战斗，走山间夜路毫不困难，他们一手摸路，一手扶扁担，踏着怪石嵯峨的山涧溯源而上，绕过水花飞溅的瀑布，在长满青苔的悬崖滑下来，又从黑糊糊的山洞里穿过去，就没有摔过一跤，也没有掉一粒米，给上山的子弟兵，送来了茶饭。
来自公社的青年姑娘郑亚照，干脆把大米、饭锅挑到山上掘坑立灶，办起食堂。突然哗啦啦的来了一场夏季暴雨，她赶忙把身上的雨衣披在灶锅上，全身被雨水淋得湿透，她毫不理会，热情地招呼着路过的战士和民兵。当她看见亲人的主服被荆棘划破了，又赶忙掏出针线包为他们把破洞缝好。
经过围追，剩下的6个敌人已被压缩在一座大山的山腰上，陷入四面包围之中，搜山小组像一把把尖刀似的从四面八方插向敌人的巢｜穴。
某部5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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