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运用上，又采取了有别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若干灵活措施，以利于收到最大限度的良好效果。
中共中央一直重视戴高乐采取的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独立自主政策，和这种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政策在今后国际政治力量组合变化中可能产生的影响。因为它反映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分裂的趋势正在深化，我们需要根据不同对象，区别对待。我们认为，戴高乐要求同我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主动行动，对于我们利用法、美矛盾，打开我国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枢钮，对于我国反对美国封锁和苏联控制是有利的，因而表示欢迎和鼓励。但对法国政府和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玩弄“两个中国”阴谋必须采取措施。即使法国政府由于内外原因和某些困难，一时难以就中、法两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达成最后协议。这样做可以引导中、法两国的关系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并为尽快建立两国的正常外交关系打下比较良好的基础。
本此精神，在富尔访华期间，我们给予最高规格的礼遇。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主席分别接见了他。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单独或共同和他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会谈了6次。在谈论国际局势问题时，周总理指出，戴高乐在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方面采取了勇敢的步骤。当谈到戴高乐对莫斯科三国核协定采取的态度时，周总理说，我们两国对这个问题表现的行动是一致的。在谈及对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的关系时，周总理对法国政府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所采取的态度予以肯定。这些会谈表明中，法两国政府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基本一致或比较接近，双方有着较多的共同语言。
对中、法两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问题，针对法国政府提出的三个方案和其中存在的问题，周总理在详细地阐述了我国政府的立场后，提出了积极的有步骤的直接建交方案。中、法两国政府建交声明的内容有三点：1．法国政府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立即建交，互换大使。
2．中国政府复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欢迎法国政府的来照，愿立即建立外交关系，互换大使。
3．双方同时发表上述照会，立即建馆，互派大使。
我国政府提出的建交方案非常合情合理，其中所以使用了内部默契部分，主要是照顾戴高乐和法国政府处境的一些困难。这一高度原则性和灵活性密切结合的高超的斗争艺术，巧妙地排除了来自法国方面的不合理的要求，成功地解决了谈判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为开启中、法两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之门铺平了道路。
对于这样一个合情合理的建交方案，就连能言善辩的富尔也觉得提不出任何异议，只是说，由于他未被授权签署正式协议，他将携此方案返法向戴高乐复命后，立即答复我方。中、法两国两国政府关于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初步的但又是实质性的重要谈判至此告一段落。
富尔返法后，将中，法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谈判事宜交给法国政府外交部办理。经过双方协商，法国政府外交部指派官员和我国指定的驻瑞士大使李清泉继续进行接触。经过几番磋商后，中、法两国政府于1964年1月18日达成协议，决定于1月27日双方同时发表建交公报，并于3个月内交换大使。但在继续磋商的过程中，富尔却于1月11日以他个人的名义在法国报刊上发表了一篇重弹“两个中国”滥调的文章。文章说什么法国不承担澈消对蒋帮承认的义务，法国在台湾设立领事官已纯属法国之事，甚至还说台湾一旦独立，法国仍可对其承认等。针对这些谬论，我国政府决定于两国建交公报发表的次日，即1月28日以我外交部发言人声明的形式表明我严正立场。声明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法国政府谈判并且达成两国建交协议的。按照国际惯例，承认一个国家的新政府，不言而喻地意味着不再承认被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推翻的旧的统治集团。因此这个国家的旧的统治集团的代表不能继续被看作是这个国家的代表，同这个国家的新政府的代表同时存在于同一个国家里或者同一个国际组织中。中国政府是根据这样的理解，同法国政府达成中、法建交和互换大使的协议的。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重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任何把台湾从中国的版图割裂出去或者其他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都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的。
我国政府外交部发言人的声明义正辞严，实际是法国政府已经同意的双方达成的默契内容用另一种形式的再现。中、法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谈判就是经过这样几个回合的斗争之后，在迎接1964年新春之际，按照我国政府提出的直接建交方案胜利实现。它是在国际形势更加有利于我的情况下发生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打击了美国，加深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挫败了帝国主义和国际反华势力妄图孤立包围反对我国的阴谋，在我国对外关系史和当代国际关系史上写下了举世瞩目的一页。
美国的视线在移动中法正式建交，台湾曾向法国提出强烈抗议，声称反攻大陆，反对任何“两个中国”的概念，同年2月，台湾宣布与法国“断交”。5月12日，蒋介石对美国记者说：“法承认伪政权极不智，对中国前途无影响”。但这声音很微弱。
缺口既开，一发不可收拾了。随着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美国的望远镜也在悄悄地挪动了。国与国之间虽长期敌视，彼此都是害多利少。半年后，宋美龄告美国新闻界，主张借用美国力量“摧毁匪核子设备”。美国当权者怎敢引火烧身。
1965牢7月，约翰逊政府国务卿腊斯克访问台湾，当记者问道：“美国仍认为中国国民党政府是全国的唯一和合法政府吗？”
答：“我们承认中华民国作为中国政府”。“唯一”一词悄悄地消失了。对于这样一个异常敏感的问题，台湾当局立即给予抨击。陶希圣称腊斯克外交政策“是美国绥靖风潮给约翰逊政府巨大压力而产生的一个幻想”。尼克松的新理念1968年8月初，尼克松在竞选演说中谈到，不管谁是今后4年或8年的美国总统，都必须从这样一个假设出发，到头来必须同下一个超级大国共产党中国的领导人谈判。8月9日，尼克松在与记者的谈话中表示，“将会访问中国，如果中国发给我签证的话。我认为我们今后8年内将看到和中国的对话。在今后8年内，中国问题一定得解决，不然它将成为悬在头上的剑。”尼克松在其政治生涯中，以反共而著称。1946年，33岁的尼克松当选为美国国会议员，他支持杜鲁门一系列重大的反苏反共措施。他是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成员，曾积极参加所谓“揭露共产党人渗透和颠覆阴谋”活动。他和其他人一道谴责杜鲁门政府1949年“丢掉了中国”。50年代他任参议员期间，曾积极支持麦卡锡，大力推行迫害运动。1953年到1961年，他在担任副总统期间，是美国全球战略的积极推行者。对于中国表示很大敌视。他曾对《纽约每日新闻》发表谈话说：“我愿非常明确地表明，我反对给共产党中国以外交承认，我同样反对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
但是，从1967年起，尼克松对改善中美关系开始表现出浓厚兴趣。1967年，他作了一次环球旅行，他了解到许多外国领导的看法：他们都认为，中美两国之间建立某种新的、直接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10月23日，他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越南战争以后的亚洲》一文，说：“从长远来说，我们根本经不起把中国永远排除在国际大家庭之外。”“美国对于亚洲的任何政策，都必须紧紧地抓住中国这个现实，”在中国问题上尼克松表现出清醒的态度。
中美复交的秘密引线人这是在“文革”时的一桩很秘密的事情。邓山理那时还作为一个“五七战士”下放在四川农村放猪，忽然有一天，他被召问到北京，并且还没等回到那个离开了7个多月的家，就把他接上了一辆小汽车，送进了中南海。他非常吃惊地看见向他走来的周恩来总理。
总理笑眯眯地对他说，“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叫来吗？因为你是跟美国方面有着比较多的联系的。作为这方面的专家，对美国的情况也比较了解，所以想请你起草一份对美国的分析文章。不过这件事，你绝对不要跟任何人说。”
邓山理虽然心里还在嘀咕这个工作任务的突然性，但他对周总理分配的任务从来是不打一点折扣的。
他回家后，收拾自己离家后7个多月积下的那一大堆信。其中的一封是从加利福尼亚来的。汤姆森博士是邓山理年轻时候的天津读书时情同手足的好朋友。他在给邓山理的信中这样写道：亲爱的邓山理：我有一个儿子，名叫马修，最近刚刚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他在纽约的一家很大的律师事务所里找了个饭碗。这所的老板是我过去的一个学生，前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先生。
据说，尼克松先生有可能再次作为总统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他在早期的民意测验中占了约翰逊上风，我记得尼克松是个颇为内向、害羞的学生，但他好胜心很强，头脑也挺灵，很难想像这个孩子将会成为美国总统。
尼克松为马修找工作帮了很大的忙，我真希望尼克松别把他拉入政治。
我十分关心中国，有关中国的报刊文章我都要读。我希望你平安地度过这些动乱的岁月。愿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帮助你。
你的忠实的埃兹拉1966年圣诞节邓山理这时才有些明白了周总理的意思。
过了些日子，他把周总理交办的事做好了。文章送上后不久，周总理又把他接去了。
这次他又见到了宋庆龄。她还记得他们很久以前在日本相处在一起的事，都很高兴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