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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在蒋介石死后不久，这支由他本人直接指挥的秘密护卫队，于是“树倒猢狲散”，有部分人老死，部分人不知所终。但另一说法则截然不同，它指出，其实在蒋介石死后，这群洪门秘卫并未云消烟散，以士林官邸后山的50人而言，迄今仍有约二三十人住在该处安家落户，甚至娶妻生子。一名调到士林官邸当差不久的宪兵队长，对此就曾大惑不解，而报告上级要求“拆除违建”。而当时住在士林官邸的宋美龄对此并未接纳，反而一笑置之，或许这支洪门秘密护卫队的存在，显然已因成员大多年逾七十而没有什么作用，但对“近年心绪欠佳”的蒋夫人而言，这也许可以作为她怀念往昔蒋家王朝的凭藉。
第十四章宋楚瑜寒夜报信，蒋经国苦撑孤舟。真诚钦佩邓小平，“二太子”赞成祖国统一。再度出洋，宋美龄晚景凄凉
第一节严家淦戏演加官继任“总统”
1975年4月5日11时50分，影响中国命运达半个世纪的蒋介石终于“崩殂”。4月6日起，台湾当局进行了历时一月的哀悼。在此期间，国民党中常会召开临时会议，作成两项“重大决议”：其一，严家淦副总统，根据宪法第49条的规定，继任蒋遗缺。
其二，蒋经国以从政主官同志身份，向“中常会”提出辞呈：“经国不孝，侍奉无状，遂致总裁主疾猝发，遽尔崩殂，五内摧裂，已不复能治理政事，伏恳中央委员会衿念此孤臣薛子之微衷，准予解除行政院一切职务，是所至祷”。“中常会”责以“效死勿去”，“衔哀受命，墨■从事。”
国民党中常委这两项“决议”，十分荒唐。严家淦宣誓就任，“法”有明文，无需中常会多此一举。蒋经国因父丧辞职应向新任“总统”提出，因“行政院长”非党内职务，如辞国民党中常委，那又当别论，香港《明报月刊》事后刊登署名阮大仁的文章《台湾内部的几件大事及台局动向》，作者就法理观点，提出疑问：况且即使党决定予以慰留，其仍须向新总统提出辞职。党的慰留只是表示党支持其留任，并不表示新任总统亦予慰留。虽然严家淦总统身为中常委，在常委会中亦表示希望蒋经国留任，但是严家淦总统与严家淦中常委的身份不同，虽然同是一人，两种身份的法定地位不同，严家淦中常委的在党内的意见不能取代严家淦总统在宪法上应有的权力。
阮进一步指出：国民党籍的其他阁员没有与蒋经国行动一致，一起向党内提出辞职，此示内阁无总辞之意。况且院长留任，并不表示内阁不可能局部改组。因此全体阁员都应该向严家淦总统（不是严家淦中常委）辞职。
蒋经国提出辞呈，国民党中常会决定慰留时，蒋中正已死，严家淦尚未就任，国府并无总统，无人可以慰留行政院长，而行政院长也无从提出辞职。虽然在宪法上并无明文规定行政院长在原任总统死亡时，应向新任总统辞职，蒋经国未向严家淦辞职不算违宪。但由以上几点去看，蒋经国在严家淦未就任前，一人因父丧而向党辞职，充分显示其不欲向新总统提出辞呈，内阁亦不欲辞职。我不愿去猜测其动机，在国丧期间能快刀斩乱麻地安定政局可能是必须的，但我要指出来，若是强有力者如蒋中正任新总统，则断无这种和稀泥式的内阁留任办法。
丧葬事毕，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于4月28日召开会议，修改党章，推举蒋经国担任主席。
总裁名义，为了借申哀敬，予以保留。因此，国民党党史上，自孙中山以后，党魁的称呼，三易其名。
修改党章，只开“中全会”而不开“全国代表大会”，固省却不少麻烦。却为国民党的组织法所不容，阮大仁批评说：“为什么国民党不能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来修改党章，而要以中央委员会全会越权修改？固然召开全代会比较费时，但是党权名义上定于一尊并不是燃眉之急。我不认为其他的中常委们会利用这空档夺蒋经国的党权。名义上的集体领导，不但合于党章，而且对历史也好交代。我更不认为蒋经国急于要名至实归，或以此来平衡严家淦总统的权力，严蒋的合作是愉快而且成功的。”据阮的推测，是“有人要拥立建功”，至于“众多党的元老与评议员们”何以“闭口不言”，他就没有答案了。总而言之，这些小插曲，在当权派的眼里，无非书生之见。他们急于要“巩固领导中心”，法律或规则，属技术小节。严家淦继任“总统”，刚好和越南统一巧合，台湾当局分外悲恸。他们认为，美国可以放弃阮文绍和他的越南土地，同样地会放弃台湾。此外，“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的菲律宾、泰国，也在此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这更使国民党当局面临一个新的艰难局面。
一个没有蒋介石的台湾，前途将会如何？新“总统”能否支撑得起这个残破的局面？
官运亨通严家淦，字静波，江苏苏州人，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1905年生，比蒋经国大5岁。1963年11月13日，蒋介石召开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作为内阁改组的序曲。接着“行政院”改组，提名“财政部长”严家淦继陈诚组阁。下面是台湾《联合报》在其即将出任“行政院长”时写的经历简介：民国27年（1938年），也就是中国对日抗战的第二年，他担任福建省建设厅长，从事地方建设，在艰困中举办小型水力发电，兴建道路。民国28年（1939年），调任福建省财政厅长，首创田赋征实制度，曾经中央嘉勉，并推行全国各省，对于支持战时军粮民食，有很大贡献。
他在福建省担任财政厅长职务5年之久，至民国34年（1945年）初，当中枢新设战时生产局成立后，就调他到重庆担任该局采办处长，办理美国租借法案及中英、中加两借款案物资事宜，曾两度赴印度洽运重要物资。民国34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奉派代表经济部及战时生产局，首先飞往南京，在何应钦将军下，协助办理受降接收事宜，历时月余。在台湾省光复前夕，即民国34年（1945年〕12月24日到达台北，接任台湾省长官公署交通处长，兼交通部特派员。民国35年（1946年）调往台湾省长官公署财政处长，兼台湾银行董事长，策划建立台湾省财政金融制度。至民国36年（1947年）台湾省政府成立，任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主持台币改革，对于稳定物价，获得特殊绩效。
民国39年（1950年）初任经济部长，兼美援运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同年3月改任财政部长，开始推行现代预算制度，厘定财政金融政策，整理各项财税法规，收效甚宏。
民国44年（1955年），他继俞鸿钧先生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并兼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及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严先生平素对人谦和，治事严谨，生活朴素。他常勉励下属，当某一件事发生争执时，心里要记得八个字‘退一步想，易地而处’。
他认为不能希望每个人的性情、思想、意见完全相同，每个人都有个性，我们毋宁要发展这种个性，以达成多面特殊的成就。但因各个人意见不同，相处在一起时，难免发生争执，如果人人能‘退一步想，易地而处’，那末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化戾气为祥和了。
他并要求部属最好能‘公而忘私’或是‘先公后私’。他认为凡是能遵守‘先公后私’、‘易地而处’，这两句话的人，一定是愉快的人，也一定能做愉快的事，对个人，对国家，一定有所贡献。
台湾《征信报》也发表本报记者孟庄含文章《严静波先生二、三事》，对严家淦做了下述补充报道：即将就任的行政院长严家淦先生，具有许多迷人的特点与嗜好，这不仅反映在他做人处事的态度上，而且也反映在他日常生活之中。记者因为采访财政部新闻多年，与他接触的机会较多，愿在举国目光都集中在这位新阁揆的大政方针之际，凭记忆所及，报道一下他在治事上与生活上的若干“琐事”；从这些“琐事”中，也许就可以发现他之所以能成为行政院长的原因。
严先生富有深厚的民主思想，因其富有民主思想，故能重视舆论。因为他重视舆论，故能重视新闻记者。但是他重视新闻记者，并不是从“请吃饭”着手，而是在采访上，尽量给予方便与合作。
他非常了解作为新闻记者的职责，只要他有时间，从来没有拒绝哪一位新闻同业的访问；只要他能提供的资料，从来没有保留过。要问他什么问题，他总是不厌其详给予答复；为了要使记者对问题的认识能够深入，他会自动地替你找资料，找参考书，而且还要祥加解说。
严先生很少对记者说过“无可奉告”的话，有时遇到不可以发表的东西，只要他说一声，大家都能遵守“君子协定”。由于彼此尊重，日子久了，互信的观念建立了，双方界限打破，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严先生自己对新闻写作是很内行的，偶而也客串一两次记者的工作。记得有一次他出席国际货币基金年会返国。因为飞机抵达较晚，他知道记者在机场已经等候太久，在飞机上将稿子先亲自写好。下来向大家读一遍。文体很合新闻稿格式，而且轻重分明。当时大家都佩服严部长这一手。
严揆律己甚严，生平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