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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亲友中，与章孝慈兄弟关系密切的莫过于同母异父的哥哥唐远波。而唐远波已过世的弟弟唐远辉，则有子女前来。
为了准备这次扫墓，章孝慈行前在台北还特地走访了葬仪社，询问祭拜的相关事宜。在台北章孝慈亲手书写了一篇祭母文，追溯过去50年的生活，自陈“人等视我，身份殊奇；我俩自视，常人无疑”，然而“人逢佳季，团圆可期；唯我兄弟，益感伤悲。我有手足，犹堪扶支；黄泉我母，存问凭谁”，此中悲怀不言可喻。
就在章孝慈祭拜过生母章亚若墓地后，章亚若生前的婚生子唐远波带着自己以及弟弟的子女，也在下午3时抵达章亚若墓地。唐远波情绪相当激动地卧倒墓前，手抚墓碑叫喊：“阿姆，好阿姆！”
这个“阿姆”的称谓，在唐远波十几岁即章亚若生前在赣州工作时，曾被要求改称为“三姨”，抚碑痛哭高喊的唐远波，却再也唤不回自己的母亲。唐远波一再跪倒墓前，顿足叩首，头撞墓碑，几个章家后辈相当紧张，担心身体不太健康的唐远波承受不了这样沉重的心绪起伏，劝慰他：“能看到坟墓修好，这是一件好事哦！”唐远波悲泣地说：“好什么，活着才好。”作为章亚若亲生子女，不能为自己的母亲立碑，诚是悲痛；而章亚若追求独立女性生活的选择，仍不能为自己争得世俗中一个适当的名份，也是一种悲哀。
据了解，本来章孝慈的行程想安排与这位同母异父的哥哥唐远波见面的，但因章孝慈的犹豫、唐远波的激动、记者的包围，使得会面的机会渐微，已与到达桂林的亲友见面的章孝慈不讳言对与这位“兄长”见面的事“仍在考虑”，他说：“避免尴尬吧。”
章孝慈在上午扫墓后，下午即前往丽狮路当年章亚若的住所，由于这一带已改为军营，章孝慈仅下车约略观望一会，即转往他与兄长章孝严的出生地，现今第二人民医院。他一路走一路告诉身旁的人员，这是他的出生地，也是母亲过世的地方。稍后，又前往桂林橡胶工技院培训中心招待所与桂昌宗见面。桂是当年章亚若死时唯一守候在她身旁的友人。谈到丽狮路旧居，桂昌宗表示，当年他为章亚若立碑，下款即是用“儿丽狮立”；孝慈兄弟俩出生时，他拍电报到赣州给蒋经国，亦以简单的暗语“丽狮到”来表达。9月5日晚间，章孝慈在桂山酒店设宴热情招待“章家”诸亲友。从大陆各地赶来相会的章家人除了带来各种礼品，也将他们收藏多年的章亚若的用品：一只奥国制皮夹（蒋经国赠送给章亚若的），一面粉盒小圆镜及一帧章亚若旧照片转交给章孝慈。
章孝慈表示，这一天完成了多年潜藏在心底的心愿，实在深具意义，而且也有一种非常落实的感受，过去对母亲的怀念是抽象的，现在则是具体的，特别是上午走到墓前，真像是走回到母亲的身边。他感慨地说：他回台湾见到哥哥章孝严要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希望尽早有一天我能陪你再回桂林扫墓。”章家人也回忆过去长辈口中的“大毛”、“小毛”，异口同声说：“小毛从小就比大毛更顽皮。”大家对章亚若之墓在荒废多年后能修缮完成，均表安慰。
章孝慈同其母亲的友人桂昌宗相谈时，问到母亲的死因。桂昌宗对于这个谜直截了当地说：“确定章亚苦是被谋害的”。
桂昌宗当年跟在蒋经国身边，因为其妹桂辉与章亚若是好友的关系，他也与章亚若建立相当深厚的友谊。并一直受蒋经国之托照顾章亚若母子。由于章亚若死时只有他在身边，因此他一度被传为是杀害章亚若的凶手。章亚若大姊章懋兰就作过如是想，而章懋兰的子女因此也对桂昌宗有些意见，章亚梅后来也一直不与桂昌宗联系。桂昌宗说：“我杀害亚若干嘛？”
对过去这一段往事，桂昌宗并不讳言：“亚若的死一直是我心中沉重的负担与束缚，真是一个谜，到底怎么回事？”他说，最近几年陆续公开的资料与文章有正确的，也有谬误和歪曲的，确定章亚若是被谋害的，把谜解开，让他多年心灵的束缚为之解脱。至于涉案人的层次，他则讲了一段话：“章亚若死时情况都报告给蒋先生（经国），他既未有过问，也没有追究。当时了解情形，或在周围的人都被调开，由蒋先生介绍到别的地方。也是蒋先生的安排，由王制刚接手，尽速安排章亚若的母亲与两个双生子到万安。”他叹口气说：“唉！故事长得很，讲也讲不完。
桂昌宗过去曾经写信给章孝严、孝慈兄弟，叙述章亚若死时的经过，由于外界曾有以“桂辉”（桂昌宗妹妹）名义发表的文章，说章亚若还留有遗嘱，章孝严曾以电话和桂辉联系，希望知道章亚若的遗言，而桂辉电话都不敢接；章要约她到香港面谈也被拒绝。章孝慈当面询及此事，桂昌宗表示：“那文章根本是假的，亚若死前连话都来不及说，哪可能有遗嘱。”
章孝慈单刀直入问他：“我母亲过世时你在吗？”桂昌宗表示：“我在，就是我一个。”他并叙述当时情况是，他在接到电话说章亚若不太舒服，即赶往医院，当时他坐在病床边的沙发上，和章亚若谈了半小时之久，章亚若神色很正常，看不出生病的样子。一会儿，hushi推着药车进来，医生也要为章亚若注射针剂，当时章亚若伸出右手找血管，还因为血管太细，连戳了好几次都没成，痛得章亚若直叫，改打左手，大费周章地把床拉出墙边，以便注射，这一次注射成功，未料10分钟不到，章亚若就只叫了两句：“不好了，我眼睛发黑！”就不再讲话。
坐在一旁的章孝慈听到此处整个脸色涨红。桂昌宗又说，医生叫去买冰块急救。20分钟不到，他买完冰块回来，病房已挤满了人，他连挤都挤不进去，只能搬张凳子在门口探头张望。没多久，医生拿着病危通知单给他，病危原因是“血中毒”，桂昌宗问他怎么回事，医生只说了一句话：“不知道，还没化验”，就走了。
以后，桂昌宗就受命为章亚若安排后事，他说在挖墓地时非常奇怪地一路挖到大石板，他心急如焚，不多时，竟挖出一个洞｜穴，而且恰好四方方地可以安置棺木，洞｜穴中还发现一个鹅蛋般大小的“土蛋”，他当时也默祷好友有幸能躺在这个天然的石窟之中。虽然亲手埋了章亚若，他也不讳言，现在他也找不到墓地了，甚至新修好的墓也还没去过。章孝慈问他：“你也找不到地点？”桂昌宗摇摇头。章孝慈又说，在凤凰岭那儿。桂昌宗凝神后表示，那是对了，当时他们是叫“凤凰山”。
桂昌宗并以“女男人”、“女强人”来形容章亚若。他说章亚若是旧式婚姻的受害者，但非常坚毅地追求新的生活，她和蒋经国的感情也经过相当考验，很不简单。对一手抚养孝严、孝慈长大的外婆周锦华，他也表示：“你外婆是最善良的女性。”抗战时期，流亡学生进出章家，都被周锦华视为自己孩子般的招呼。
他也谈了两桩有趣的小事。他说章孝严、孝慈兄弟出生后，家里为他们请了无数个保姆，每个奶妈都很好，可是兄弟俩一吃，不到三两天就没奶了，不得已只有遍寻美援的“克宁奶粉”来喂。听了桂昌宗回忆这段往事时，章孝慈略显尴尬表示：“那表示咱们食量大。”桂昌宗又说：“桂林的奶粉都被你们吃完了，我买奶粉买到赣州啦！”
桂昌宗又说两兄弟脚掌上有特殊的“龟纹”。这时章孝慈又是一阵脸红说：“我们的脚纹是密了一点。”
桂昌宗与章孝慈的会面，是第一次让章孝慈从长辈口中亲耳听到有关母亲的一切。
章亚若墓地的寻获及重建，也有一段故事。受托整建墓园的桂林市文物工作队队长赵平说，寻墓行动，是偶然听到农民谈起凤凰岭下有一个“蒋委员长媳妇”的墓而起。他听说，章亚若墓原是有墓碑的，只不过1950年被附近几个工作队搬去盖水沟了。
赵平说，章亚若墓原来的碑文，说词不一。曾于1942年协助埋葬章亚若的前广西省会警察训练所教育长苏乐民的记忆是，原立的青石碑文为“章亚若女士之墓”；但章亚若生前密友桂辉则说，原立碑文应系“先母章太夫人亚若之墓”，并署名“儿丽狮立”。（按丽儿、狮儿也是孝严、孝慈的｜乳名）。关于寻墓的过程，赵平回忆说，1984年，文物工作队奉命将寻访章亚若墓作为文物普查的重点，他们找到当年参与安葬章亚若的李克工老先生。李克工是墓地附近的前广西省会警察训练所第二期学员，在每周例行“搞卫生”
时，常被派去打扫“蒋太太”的墓，所以对地形印象深刻。后来还是桂辉依地形认出荒草中的坟墓，地点与李克工所指相同。
9月7日一早，章孝慈再度到凤凰岭下，祭拜母墓，徘徊良久，依依难舍。他表示将再斥资整修墓园；而为了纪念母亲，他和孝严都不会恢复蒋姓。他们兄弟对父母的追恩和怀念，是永远下会改变的。当晚章孝慈一行转道香港返回台北。
章孝慈在北京病倒之后1994年11月14日10时30分，平平静静的北京友谊宾馆院内骤然响起一阵警笛声，一辆标有“中日友好医院”字样的救护车急速冲出宾馆大门，向东驶去。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立即传到了国台办、海协会和卫生部等单位，台湾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突发脑干出血，生命危急！
章孝慈是应北京大学之邀来大陆作学术访问的，按预定行程，他将在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