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有5名：首席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全权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
除了阿沛之外，凯墨·索安旺堆就是西藏代表里最有实力的人物了。他身为藏军总司令，握有兵权，又是噶伦索康的叔叔，而且他从亚东达赖的身边来，噶厦对他面授机宜，他的权威性自然是不容忽视的。土丹旦达是一名僧官，译仓的大秘书长，为人耿介，在西藏有一定威望。土登列门系达扎摄政的副官长，是个实权派人物，噶厦的一些大员们见了他都笑脸相迎，避让三分；桑颇·登增顿珠是个贵族公子，藏军第二代本——团长。
此外，还有两位列席谈判的干部，这就是平措旺介和乐于泓。乐于泓后为西藏工委宣传部长。担任翻译工作的是中央民委干部彭哲，由于他的青海口音较重，后来平措旺介也帮助进行翻译工作。
第一次谈判气氛舒缓而融洽。双方代表互相验看了全权代表证明书后，未谈具体问题。只是洽谈程序、步骤。李维汉说：“我们是一家人，大家商量把事情办好。”谈判桌上散发了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和平谈判的十项条件，即西南局为进藏部队制定的“十项公约”，供代表们参考，同时还研究了关于“五·一”节请阿沛和班禅上天安门主席台的问题。最后阿沛首席代表提出：黑河、新疆解放军均在推进，达赖能否留住西藏已成问题。希望解放军不再推进，他们将以代表团名义电告达赖，请他勿去印度。李维汉首席代表答应请示中央。
5月2日下午谈判继续进行。
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为了寻找一个共同点，在进行坚韧的努力。
西藏代表表示接受中央关于和谈的十项条件。但认为进军问题是焦点。
因为噶厦政府曾交待不得许诺，所以这个条款不能接受。
李维汉指出：进军西藏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中央人民政府帮助少数民族解放，免受帝国主义侵略，西藏是我国西南国防的前哨阵地，更需要有强大的国防军驻守。
在体会的两天中，中央政府的代表和工作干部耐心细致地向西藏代表介绍解放军的宗旨和优良作风，并拿出清代历史文献，证明中央有权派军队入藏，而且早有先例。说明巩固国防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希望他们消除顾虑，积极协助就人民解放军进藏问题达成协议。
阿沛首席代表经过反复考虑，首先接受了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的意见，他劝说其他代表也逐渐接受了这一意见。
5月7日，举行第三次会谈，双方代表确定了进军西藏、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
随着和平谈判的深入，难题一个一个的解决，中央和谈代表重新将维持班禅的固有地位及职权这一问题提到议程上。但是，西藏和谈代表认为这一次是来谈和平解放的事情的，不是谈班禅问题的；而班禅的合法性噶厦政府还未承认呢。
中央政府代表李维汉拿出了原国民党中央政府李宗仁代总统给十世班禅的封文，还有班禅在青海塔尔寺坐床的一些照片。西藏代表终于承认了班禅的合法地位。
既然承认了班禅大师，就得恢复班禅大师固有的地位及职权，就必须把这一条写进《协议》里法定化。西藏和谈代表表示还要发电报向在亚东的达赖喇嘛请示。
直到5月28日，和谈代表团接到达赖来电，表示完全同意班禅问题列入协议，至此，代表团全体成员心里的一块石头方才落地。
20多个日日夜夜，周恩来关注着谈判的一切。他精细入微地听取汇报，亲自安排西藏和谈代表的参观活动，嘱咐要把协议的藏文本翻译好。。黄河与长江的大波推出了这样一个日子，喜马拉雅的石壁上镌刻着这样一个日子，中国大陆的解放史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日子——1951年5月23日。
下午4时许，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字仪式。主持签字仪式的朱德、李济深、陈云肃立在巨幅五星国旗下，他们的左首站立着中央和谈代表团李维汉等4位代表。坐在长桌前签字的是阿沛·阿旺晋美等5位西藏和谈代表。他们使用着书写藏文所特用的竹笔。5月24日晚上，为了庆祝协议的签订，毛泽东主席举行了盛大宴会。应邀出席的有班禅大师及其堪厅随员；西藏地方政府的5位全权代表及其随员，中央人民政府的4位全权代表及有关人员。应邀作陪的，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李济深，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以及首都各界著名人士180余人。
宴会的气氛十分热烈，毛泽东、班禅和阿沛都在宴会上讲了话。毛泽东兴致勃勃讲了很多，他着重强调了团结。他说：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清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和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今后，在这一团结的基础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
5月28日，《人民日报》用藏汉两种文字公布了协议全文，发表了社论，并报道了谈判经过。辽阔的中国大地上，有许多地方群众集会或游行，热烈欢庆祖国大陆全部解放。班禅大师也发表声明，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1951年7月13日上午，在距离亚东半日路程的国境界山乃堆拉山口，出现了一行穿着各式服装的人。为首的是一个身穿灰色制服的清癯的中年人。他，便是从北京出发，飞经香港、新加坡、新德里，星夜兼程赶来的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全权代表张经武将军。他带来了毛泽东主席给达赖喇嘛的亲笔信。在张经武代表的亲切劝说下，同时也在护神吉祥天女“神卦”的指引下，十四世达赖丹增嘉措于7月21日启程返回拉萨。
1951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的主力渡过了一条蔚蓝色的大河，进入了世界屋脊名城——拉萨。
第四节窜扰活动未能奏效首位秘使被冷落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悍然命令其第7舰队及第13航空队进驻台湾。朝鲜战场的复杂局面，使原本担心我军会渡海解放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似乎胆子又壮了起来。他们调整指挥机构，将台湾、澎湖、金门等地的部队予以整编，将原有的20个军的番号缩编加强为12个军又6个独立师，还将收编的海匪武装“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改编为“中华反共救国军”。
经过整编军力，台湾军事指挥机构在福建、浙江沿海未被我军攻占的20多个岛屿上部署了7万余人的作战力量，其中有6万余人的正规军驻扎在最易受到我军攻击的金门、马祖两岛。
在广东沿海，国民党军队当时还占踞南鹏岛及万山群岛中的几个小岛。
国民党部队以这些岛屿为基地，对大陆及沿海已解放岛屿进行各种骚扰破坏活动。那位被当局派到大陆的秘密使者李次白，自然也就被冷落了。不久，他收到了胡伟克的一封急信，告知“国共合作之事不必说了”。此后，也没有人给他的家属发放生活费。
滞留大陆的李次白1955年受到审查，被判刑4年，进行劳动改造。1980年9月，李次白经批准去香港定居。后本人要求回台湾和久别的妻子团聚，遭到拒绝。蒋经国的意见是：“李次白在大陆多年，一言一行均有统战意识，何况还主张与共产党第三次合作，来台根本不行。”
我3号炮艇被敌击沉根据敌人的兵力部署情况，我沿海前线部队积极充实粮弹，修筑工事，同时采取了反击与进剿并举的态势，对于撤逃到海岛的残敌进行围剿，在已攻占海岛上抗击其回窜，避免了处处分兵、消极防守的弊端。
1950年7月9日，毒辣辣的太阳把大海炙烤得直冒白烟。陈雪江队长检查完了队里的备舰工作后，坐在树荫下和战友下五子棋，正下得高兴时，电台里传来了海军首长的指示，要他们配合21军62师奔袭大陈之敌。
炮艇大队是1950年2月在镇江刚成立不久的一支队伍，此次出海作战，嫩竹扁担能否挑得起千斤重担，谁都没有十分的把握。但是，全队上下士气高涨，尤其是那些曾在国民党海军里干过的人员，更是磨拳擦掌，情绪激昂，他们渴望创造辉煌的战果，来证明自己爱国。
当日下午，陈雪江率领他的炮艇大队由海门进至琅机山，与在那里待发的陆军机帆船队集结。
这琅机山岛，位于台州湾南侧，由黄琅和白果山两个小岛组成。两岛中间夹一湾碧水，那就是金清港，出港向东14海里就是大陈岛了。军区指挥员选定琅机山岛为集结地点，是由于这里地势高，树木繁茂，艇船在湾内待机十分隐蔽。
按作战指挥所规定，指挥员们白天在岛上观察了大陈岛敌舰锚地和预定登陆点的地形。夜幕降临后，艇船编队出航，以每小时6节的速度悄悄地向大陈岛前进。当编队行至琅机山与一江山之间的海面时，海上风浪骤起，白色浪头像一座座小山似的，从右侧压过来，艇船巨烈的颠簸着，随时都有艇翻人亡的危险。当时在海上的陆军62师师长周纯麟担心艇船经受不住，决定撤回琅机山避风。
入夜，陈雪江命令1分队长张家麟和3分队长邵剑鸣分别率领103和3号炮艇在金清港外锚泊警戒，监视海面敌情。
翌日清晨，辽阔的海面上漂浮着淡淡的白雾。邵剑鸣从望远镜中发现正前方海面有一个黑点，凭着他的直觉和经验，很快判明这是一艘国民党的大型炮艇。邵剑鸣是1944年驻刘公岛汪精卫的伪海军练兵营的起义人员，参加人民解放军后作战勇敢，曾多次立功受奖。此时发现敌情，他立即招呼张家麟准备迎敌。
张家麟比邵剑鸣大几岁，办事比较沉着、老练。他见邵剑鸣急火火的样子，提醒道：“我们的任务是负责警戒，发现敌舰应该先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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