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这天，蒋介石去教堂，做完祈祷，回到寓所，筹划应付对即将来临形势的对策。新华社的广播，是一定要听的，尤其是重要的社论、“时评”等。新成立的人民政府庄严重申：“绝对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
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立场、态度，原在蒋介石意料之中。美国如何对待台湾，是蒋介石最关心的，视为生死存亡的关键。
华盛顿数度集会，反复讨论国民党政权能否得救的可行性。会议分为两派，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认为，台湾是不沉的航空母舰，是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屏障，失去台湾、菲律宾、日本将受威胁。于是他强烈主张派遣军事顾问团，协助蒋介石防守台澎。这代表美国的所谓“鹰派”的典型意见。国务卿艾奇逊予以驳斥，他说，即使美国介入，亦无济于事。从头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所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中，就已经看出美国民主党政府对蒋已感绝望，在这份美国的外交文件中，“蒋介石”三字，已成为国民党政府贪污、无能、独裁、zhuanzhi的代名词。艾奇逊有意将蒋介石说成是扶不起来的“阿斗”。他还进一层说，美国的西太平洋防线，有没有台湾，无足轻重。
杜鲁门总统作最后裁决，他支持艾奇逊的见解，于是拍板定案。对这件事，有舆论说，杜鲁门这个脾气倔犟的密苏里老农，还在忌恨两党竞选时，蒋介石以金钱支援杜威，现在他仍在泄私愤。事实上，杜鲁门不能公然以武力侵占台湾，是慑于美国及世界人民的反对，因这时尚找不出任何侵略的借口。
1950年1月4日，杜鲁门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将美国对台湾的意见，公开诉之于众。杜鲁门说：“美国此时不想在台湾获得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也不利用其武力以干涉台湾现在的局势。美国并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国内战的途径。同样的，美国政府也不供给军援与军事顾问于台湾的中国军队。”
美国同时宣布，自台湾撤走侨民，美国留驻台湾的，只剩一位领事级的代表。最高级的武官，不过是位中校。看来社鲁门存心坐视蒋介石“自生自灭”了。更使蒋介石感到不安的消息，就是美国国务院里的苏联问题专家们（蒋介石将这些人说成是“亲共分子”），再度推动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人说服杜鲁门的理由是，再延迟与中国建交，只有利于苏联，使毛泽东更靠近斯大林，而危害到美国的远东利益。
新年伊始，台湾便笼罩着很浓的失败空气。美国公开抛弃台湾，传及世界每个角落，蒋介石虽严命台湾报刊，不许走露半点消息，但人们还是从各种迹象上感觉到了这点。当时，几乎没有人认为蒋介石能在台湾呆一年以上。高官富贾，开始溜之大吉。只有宋美龄，在逗留美国数年后，不愿再受杜鲁门的冷漠鄙夷，于1月19日默然回到“孤岛”，帮助丈夫“保卫大台湾”。3月1日，蒋介石正式宣布，他在台湾恢复“中华民国总统”职务。
毛著的特殊的读者蒋介石复位后，每天清晨6时，台北介寿路准时响起“中华民国国歌”，青天白日满天红之旗徐徐升起。
那里是“总统府”的所在地。路名为“介寿路”，是纪念蒋介石60诞辰时取的。“总统府”原本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也改称“介寿馆”，复任“总统”的蒋介石，就在“介寿馆”3楼办公。
这一天，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忽然出现一本不平凡的书，书名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作者乃海峡彼岸他的政敌毛泽东。
毛泽东此书写于1936年12月。在它的千千万万的读者之中，蒋介石是最特殊而读了最有体会的一位。因为毛泽东此书所写的，就是如何打败蒋介石的战略问题。当年，蒋介石就翻过这本书，无奈，他正忙于跟毛泽东打仗，心静不下来。如今，他是败军之将，正在作沉痛的反思。读毛泽东此书，使他感慨万分。他这才明白，毛泽东确实是一位熟知战争规律的战略家。毛泽东正是用这些战略战胜了他。
毛泽东写道：“弱军对强军作战的再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拣弱的打。”
可不是吗？毛泽东经常用的就是这一手。
毛泽东又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解释。。一切的‘走’都为着‘打’。”
毛泽东也常用这一手。
最令蒋介石叹息不已的是毛泽东书中的一段话：“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蒋介石不正是毛泽东所说的蠢人吗？
此时此刻，他后悔当初过分相信武力，使自己的外国朋友撮合中国和平统一的计划一再流产。
赫尔利首次撮合国共合作抗日战争胜利前夜，美国总统派到中国的特使曾撮合过国共两党的合作。1944年11月6日，美国驻延安代表团团长瑞德上校像平时一样到机场去接来自重庆信使班机，这个代表团是由于罗斯福的压力，经蒋介石同意派出的，成员人数常在十几个到二十个之间，中间有使馆官员、战略情报特工人员等。
飞机徐徐停落，机舱开处，一位佩着闪闪发光勋章的美国将军出现在门口。这一天刚好在机场的周恩来见情忙问：“那是谁？”
“那是帕特里克·约瑟夫·赫尔利少将，他是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包瑞德回答说。
“先让他呆在这里，我去找毛主席。”周恩来说完，立即坐车回城了。。正准备下机，赫尔利又回到了舱内。他靠向窗口，打量着视野内的这片黄土地，心中很是得意。5个月前的6月21日，罗斯福总统向中国派来了一位重要特使——副总统亨利·华莱士。3天后，华莱士离开重庆去昆明，蒋介石在送他前往机场时暗示，要罗斯福给他派一名新的显要人物来。
美国总统照办了。他选择的这个人就是赫尔利少将。赫尔利当时61岁，尽管他的红头发已经变白，另外还配上一撮值得夸耀的白色小胡子，但是他的眼睛却还和以往一样碧蓝，那6英尺2英寸的颀长身材仍然是腰板挺直。赫尔利到达重庆时，带来了两名中士衔传令兵。重庆的外交官挖苦说，这两个传令兵的主要职责是帮他穿束身衣。
外交官们知道，赫尔利是位性情暴烈的俄克拉何马人。他的家庭具有暴力的传统。父亲是一名穷苦的爱尔兰移民。他是在1882年乘坐敞篷大车到达俄克拉何马的。有一次，他因一个儿子回家太迟，狠揍了儿子一顿。这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孩子试图跳上一列货车离开家乡，但却葬身车轮之下。父亲是个煤矿工人，剩下的这个儿子在11岁时下了煤矿。从印第安纳的一所学院毕业后，赫尔利当了律师，到1911年，成了乔克托族的代言人。人们常常认为他有印第安人的血统。产生这种错觉，是因为他喜欢在心血来潮时，发出乔克托人打仗时发出的令人胆寒的呐喊声，或者跳上一通乔克托的蛇舞。他成了塔尔萨的一名有成就的律师，同大西洋舰队一位将军的女儿结了婚。后来，他当上了胡佛的陆军部长。赫尔利当上部长后，最先于1931年访问了中国，对中国的一些基本情况了解得十分浅薄，以致在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提到蒋夫人时，竟称她为“石夫人”。
赫尔利这次来到中国后，曾断送了不少在中国的美国职业外交官的前程。在他青云直上的仕途上，铺满了这些外交官的尸骨。
赫尔利属于那种不时出现的、有趣的怪人之列。他是个喋喋不休的饶舌者。他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但却口若悬河，使别人很难开导他。蒋介石对此却不以为意。委员长宁愿要这样的美国人，而不要那种能讲能看中文、又在中国人中间生活过很多时间的美国人。
当时的美国驻华外交官曼斯非尔德曾在重庆对赫尔利作了3小时的战时拜访，日后他回忆说：“他讲了2小时47分钟，我讲了13分钟，这差不多正合适。”
包瑞德上校对赫尔利的这种偏执的怪癖就不那么能容忍。包瑞德刻薄地说：“他讲的话根本看不出有任何思维上的联系。”
在中国呆了10年的赖斯被召去向赫尔利汇报，他同这位将军在一起呆了45分钟，除了一句表示敬意的“你好”和一句茫然的“再见”外，赖斯在谈论中根本没有张过口。当中全是赫尔利一个人的令人费解的独白。
不过，赫尔利倒耐心地读过赖斯的两份报告。其中一份是同上海来的难民的谈话。这些难民说，在他们的城市上空，一架美国飞机都没有，盟军把他们丢给日本人了。有人谈到要轰炸日本人占领的汉口码头，但是蒋介石反对。蒋说，要是他允许这样做，那里的中国人永远不会原谅他。赫尔利所以对这份报告感兴趣，是他想用赖斯报告中谈到的上海人的心情，来影响蒋介石，使他在汉口问题上让步。当然，赖斯这次也只能作为一名好听众，他给给赫尔利留下了深刻印象。
另一位美国驻华外交官斯普劳斯也有一次差不多的经历。他同赫尔利初次会面时，他听了45分钟对高斯大使、文森特、戴维斯以及谢伟思等人的苛评。而这几个人都很受斯普劳斯的尊敬。斯普劳斯后来说：“我平生从未受到过这样严峻的考验。赫尔利只知道我是一名中国问题专家。这本身就使我受苦了。”
美国国务院的一些高级人员把赫尔利看作疯子，以到将他提出的一些计划，当作“滑天下之大稽的歇斯底里之作”而束之高阁。赫尔利则感到，国务院受到宣扬三种异端邪说哲学的人控制。
究竟罗斯福为什么这样宽容赫尔利，人们很难揣度。比海特这样解答这个问题：“赫尔利通过同外国政治家的交往，相信了这样一点：握手、微笑、相互打趣以及其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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