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赫尔利说：“将军，你一定要首先把这个方案拿给蒋介石本人看。不要让宋子文看见，他会制造障碍的。”赫尔利同意了。
但是，他一到重庆，就把这个文件给宋子文看了。事情到此也就告吹了。赫尔利原先以为国民党会就范。他所不知道的，正是他身边的有些美国人所告诉他的，任何对国民党当局所作的善意，不可能总是行得通的。
在重庆，赫尔利对戴维斯说，要是统一谈判破裂，过错不在共产党，而在蒋介石。但是，戴维斯本人也不打算就此放弃对蒋介石所怀有的信心。虽然他认为“不应当无限期地支持一个政治上破了产的政权”，但是他在11月15日说：“我们不应当在现在这个时候抛弃蒋介石。在这个时候抛弃他，对我们是害多利少。我们暂时还应当继续承认蒋介石的政府，给他以名义上的支持。。组织一个使共产党占有满意地位的联合政府，是我们打破这种僵局最可取的办法。。”
蒋介石立即提出了一个三点方案来取代赫尔利的五点方案。国民党提出的建议原则上是共产党要服从国民党，而不是与它平起平坐。
周恩来把这个方案带到了延安。
赫尔利仍然希望能实现某种和解，尽管他没有理由感到乐观。他很快写信给罗斯福说：“打败日本当然是首要目标。但是，我们大家都明白，要是中国的两大军事力量不能达成协议，那么，内战就很可能随之爆发。”
这是赫尔利能够告诉罗斯福的最好消息了。
11月17日，罗斯福倒的确有好消息告诉他：总统任命他为驻华大使。
赫尔利当天就接受了这一任命。
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人愤怒异常。他们本已接受了赫尔利提出的条款，现在国民党又向他们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案。显然，赫尔利对之表示了赞同。
毛泽东、周恩来对包瑞德说：“赫尔利将军说，我们要是放弃自己的主张，就能得到全世界的承认。假如我们被蒋委员长捆住手脚，那世界的承认就没有什么用处了。。”
毛泽东当时大发雷霆，他指责美国人既提五点建议，又同意蒋介石的三点建议。并说延安不是傻瓜，也不是篮子，要靠人施舍。
包瑞德很吃惊。中国人发脾气就等于是丢了面子，而毛泽东已是怒气冲冲，差不多变得粗鲁起来了。
在重庆，当包瑞德尽职地把发生的事向赫尔利做了汇报后，赫尔利也发起火来。包瑞德后来说，这火主要是“对我发的，因为我做了汇报。事实上，我感到有必要提醒他注意，我并不是毛泽东，我只是可怜的老包瑞德。但是，自此我的厄运就来了。”
赫尔利将军一下子成了赫尔利大使。作为对他这一新身份的假意祝贺，他的部下立刻奉送给他一个新雅号：“将军大使”。
赫尔利撮第一次撮合国共合作的事就这样告终了。毛泽东和朱德称他是“小丑”，适成对照的是，蒋介石对罗斯福说，他把赫尔利看作是一个“罕见的、通晓人性”的人。
赫尔利二次撮合国共合作赫尔利第二次撮合国共合作是次年8月。在中、美、苏英等盟军的强有力打击下，日本被迫宣布投降。美国政府当时认为，如能不经内战而解决中共问题最为理想，因此由赫尔利建议由蒋出面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
当时的蒋介石一方面庆幸抗战的胜利，一方面却忧心重重。他在日本受降之日，写下了这样的感想：呜乎！抗战虽胜，而革命并未成功；第三国际政策未败，共匪未消，则革命不能日成也。勉乎哉。
8月11日，蒋介石获悉日本投降的消息后，立即下了三道命令：一、限令共产党军队“应该原地驻防待命”，不许再对日伪进行反攻、收复失地；二、指令国民党军队“加紧作战努力”、“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三、命令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以待国民党政府去“接收”，未经蒋的许可，不得接受任仍何改编。其目的不仅仅是要独吞抗战胜利的果实，更要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力量。
对于蒋介石的反动阴谋，中国共产党早已洞察秋毫。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即曾发出了严重的警告：“国民党党主要统治集团现在正在所谓‘召开国民大会’和‘政治解决’的烟幕之下，偷愉摸摸地进行其内战的准备工作。如果国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的阴谋，阻止它的准备，那么，会有一个早上，要听到内战的炮声的。”
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抗战胜利时的中国人民革命力量已经非常强大了。解放区已经拥有1亿以上的人民；人民军队发展到100万人，并有民兵200多万；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拥有一百数十万党员的大党，而且政治上已经成熟，它完全能领导全国人民，越过前进道路上障碍，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针对着蒋介石国民党的“寸权必夺，寸利必得”的反动方针，毛泽东于1945年8月13日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话中，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革命方针。根据这一方针，我党一方面要力争和平，反对内战；一方面又要对蒋介石发动全国规模内战的反gemin计划，作充分的准备。就是说，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派不抱幻想，不怕威胁，坚决保卫人民的斗争果实，努力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此时的中国，对日战争虽停，但国家陷入内部危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全国百分之九十的铁路停止营运；内河航运全部瘫痪，农村经济到了破产的边缘；中国两大政党之间的矛盾不断激烈化。。千疮百孔的中国不能再内战了，经历8年战争灾难的中国人民不能再内战了。于是爱国各界人士呼吁和平统一中国。
而蒋介石需要的是时间，他需要时间进行全面内战的准备，需要更多的时间，把更大量的军队运往内战前线。于是便有了玩一次和平把戏的念头，一方面愚弄民心，一方面给美国人一个面子。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采纳张治中和吴鼎昌的建议，向延安发去了第一份电报：万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等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念之至。
蒋中正八月十四日8月20日，又发长电与毛泽东：大战方告终结，内战不容再有。深望足（禁止）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有赖于先生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会，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奉电邀，务肯惠诺为感。
蒋中正哿毛泽东16日曾复电表示考虑。22日，又复电云：为团结大计，特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
同日，延安收到斯大林一封电报，谓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有被毁灭的危险。
23日，蒋介石又一连发出第三个电报，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和平”。
文曰：。。承派周恩来先生来谕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特备飞机迎迓，特再电驰速驾。
蒋介石发此电同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进行决策，毛泽东经深思熟虑，决定亲往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政治局扩大会议经过慎重的权衡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毛离延期间由刘少奇主持中枢大计。
8月26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充分反映了他对形势的估计和对策。《通知》指出：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奇。ｃom书、周恩来、王若飞三人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国民党在取得沪宁等地、接通海洋和收缴敌械、收编伪军之后，较之过去加强了它的地位，但是仍然百孔千疮，内部矛盾甚多，困难甚大。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假如此种局面出现之后，我党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式，加紧国民党区域城市、农村、军队三大工作（均是我之弱点）。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并不许发纸币，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
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同时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但是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则，必须坚持，不可忘记。8月27日，延安来了一架美国飞机，美国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促驾”来了。
蒋介石之所以选中张治中到延安，第一是因为他与周恩来在20年代同在黄埔军校任职，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张治中为军事教官，两人私交较深；
第二是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张治中是从未与中共军队作战过的极少数人之一；第三是在内战问题上他一贯主和，所以共产党对他有一定的信任。
这天夜里，延安各机关、部队党支部紧急传达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亲自去重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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