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感兴趣的先是钢材、水泥、进出口批文，再是地块、各种牌照及至上市公司壳资源……做网站只能让人联想到“圈钱和烧钱”。不过，公正地说，国外的风险投资不仅带来了稀缺的资本，还带来了更加稀缺的制度。在中国，代表新经济的互联网企业家们与“原罪”这两个字无缘，他们的成长更多的是依靠国外风险资本的“输血”，盈利模式则建立在庞大的用户群上。马化腾的腾讯、丁磊的网易和马云的阿里巴巴，其实是从里到外都完全与国际接轨的年轻企业。
这些年轻的企业，早期的成长氛围充满了偶然性，在互联网资深人士谢文的记忆中，早期，几千亿规模的电信部门不屑于管互联网这么一株小草，文化和新闻也没有意识到互联网会和自己发生什么关系，而国家的科技部门还把精力放在863这些政府立项项目上。互联网在中国的产生更多凭借的是一批在海外看到了互联网魅力的人、或者本土技术出身的对互联网有兴趣的年轻人，这些中国的创业者自然不会有什么明确的拿这个东西赚钱的商业计划书，但最早的机会、最高的回报往往给了这些愿意为一个新事物奉献的人。
1998年4月22日，搜狐公司率先获得近2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随后，新浪融资一举超过9000万美元，网易也融到1000万美元。中国商业互联网一夜之间进入到门户时代。在门户上市时，官本位和商本位的矛盾却凸显了出来。门户可以上市吗？这是互联网商业化遇到的第一个规则门槛。据高红冰的观察，在政府内部，首先在新闻传播领域就发生了激烈的讨论，“当时政府在各个部委做一些工作的时候非常困难”。政府经过研究，最终没有采取封杀的做法，而是确定了一个极为开明的方针：“应该促使门户网站在中国的本土化”。
新浪创始人王志东曾对笔者如此阐述：“管理层的担心包括外资利用股权会怎么影响网站内容；作为新媒体的网站在内容方面的保险性等等。我记得当时这个阶段我们也是意识到这一点，也是和很多高层主管做了很多沟通之后，我们非常幸运，最后环节被认可了，同意了我们的观点，然后放行。”
互联网企业家在历史关头，达成了一个不成文的重要契约。当时国务院新闻办在调研中表达了两点：一是企业以商为重，不问政治（不会惹事）；二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信息必须要听从召唤、听从指导，但是一些其他领域，比如说IT、娱乐、体育可以放开。
现在的王志东曾如此感慨，“其实蛮悬的，在中国互联网的发展阶段里有很多次机会真的是擦肩而过，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也许又回到其他行业那样，我们再从头来，比如说像中国的软件业。互联网业通过一些国际资本的运作，包括一些海归带来的所谓国际化的思潮，通过这样的方式把这个行业整体带动起来，现在看来还比较欣慰，从整个社会来讲我们真的是抓住这个机会了。”
抓住机会的年轻人给了味同嚼蜡的《福布斯》排行榜许多的关注度，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给了公众一个追求财富，谈论财富的契机，案例是如此的清晰和逼真——我们几乎眼睁睁地看着这些生于70年代的富翁，从北京中关村被人看扁的小倒爷一路走向纳斯达克、或者是从广州一间7平方米的格子间成为纳斯达克的明星，没有讳莫如深的灰色的第一桶金，与中国社会的转型期无关，没有不可言说的幕后故事，就这么如阳光般地敞亮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
抓住机会的不仅仅是王志东，还有马化腾。
歪打正着的奇迹
我们年轻的互联网英雄在官本位和商本位的博弈中，找准了定位。与传统的行业相比，这个行业太新了，那种初期不盈利，仅仅为一个理想坚守和坚持，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
马化腾是中国互联网最早的网民之一，在上大学期间，他就非常沉迷慧多网，那段时期，他结识了很多朋友，后来，这些人大部分都成长为中国互联网江湖上的大佬，丁磊，求伯君就是在那个时期认识的。那些青葱岁月，除了年轻，还有着属于那个年龄阶段特有的迷茫。马化腾有一次提到丁磊时说：“当年和丁磊一起喝啤酒的时候，我们还是打工仔，都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丁磊后来的成功给了我很大启发，只要去做，就有可能成功。”
1998年11月，马化腾在深圳注册了深圳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几个月后，马化腾和他的同事们开发出了中文界面的即时通讯工具——OICQ。不过这个后来风靡全国，并为腾讯公司创造出巨大财富的聊天工具，当时非常普通，市场上有PICQ、CICQ等中文即时通讯软件，但都没有打开市场，用户也不多。一个看似无意的举措，让马化腾看到了腾讯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
1999年上半年的某一天，马化腾忽然决定，将OICQ软件挂在网上，供网民们免费下载使用。很快，OICQ就得到了大学生的青睐，在大学校园里风靡一时。然后OICQ又以校园为中心，在白领人群中快速传播。在1999年11月份出版的第一本网络畅销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中，描述了一对未曾谋面，却真心相爱的两个年轻人的故事，他们认识的契机是网络上一个即时通讯聊天工具OICQ。这本书在大学生和白领中的畅销对OICQ的下载量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马化腾的好朋友、6688的总裁王峻涛看来，“OICQ之所以会成为人们喜欢的工具，我想和东方人含蓄的天性有关。大家都喜欢和别人交流，可是都不大习惯当面和陌生人随意地交流。OICQ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让所有的人可以躲在电脑后面轻松地交谈，开创了过去5000年从来没有的一种交流文化。更重要的是，马化腾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用他深刻的理解和超凡的直觉，一直在把握这种文化进程中，OICQ需要做出的改进。10年过去，OICQ已经比所有别的电脑即时通讯更适合中国人，更为中国的男女老少习惯、喜欢，成为日常沟通的一个基本工具。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和马化腾本人一直没有离开网络有关。”
在某种程度上，腾讯OICQ（后改名为QQ）改变了中国人际交往和信息交流的方式。腾讯也改变了中国人的联系和沟通方式，一些不用QQ的人都会被说成是“土”。国际著名商业机构摩根士丹利表示，腾讯QQ已成内地文化现象，QQ号码已代表内地青年的虚拟身份，其重要性相当于手机号码及电邮地址。如《第一次亲密接触》开篇描述的那样，马化腾也用这种流行的方式成就了自己的爱情，他说：“对我来说，现在OICQ不是工作，是兴趣。我和太太就是通过QQ认识的，不过当时她也不知道我是谁。我就说我是工程师。”
QQ在大学生和白领中的流行，使PICQ、CICQ等竞争对手纷纷败下阵来。然而，随着QQ用户数大量增加，光是每月每台服务器几千元钱的托管费，就让弱小的腾讯公司直不起腰来，更不要说购买新的服务器了。“网页、系统集成、程序设计……什么业务都敢接”，正如马化腾自己所言，当时的期望很简单，让公司活下去。马化腾和拍档们为了让QQ这个小家伙存活下来，碰到了不少尴尬和困惑。其它项目得来的钱根本养活不了它，银行借贷似乎更不可能，“用户数量”不可能成为借贷信用，他们想找一个人投资，找来找去也没有找到。或许很难想象，在不创造任何利润的时候，马化腾和他的伙伴们把赚来的钱源源不断地投入到一个并不赚钱的业务中去。这在传统行业是匪夷所思的。
当然，这不仅仅是1999年的马化腾的困惑，在互联网领域，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当时业界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在互联网领域，你确实很难看得清。这个领域新到连价值规律、商业规律都是全新的甚至反传统的。”对此，《时代》周刊的主编沃尔特对亚马逊老板杰夫·贝索斯的评价，似乎可以拿来作为对这句话的一个诠释：“他（贝索斯）试图依靠增长速度，而不是利润来建构一个公司。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这种理念无论是好是坏，无疑都已经改变了1999年的整个经济模式。”而贝索斯自己谈到这点时，含糊而自信：“人们满怀激情地相信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未来，因此他们也多多少少是带着这种信仰来投资的。我们确信，一味专注于短期的利润，肯定是一个大错误。与此同时，我们当然也必须关注长期的利润。”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所有经营互联网的公司，包括当时鼎鼎大名的YAHOO、亚马逊等等都好像比赛似的比着亏钱了。也可以明白马化腾创业初期，窘迫中的坚持。
1999年11月，QQ推出的第十个月，注册人数已经超过100万，这是马化腾从未想到的。也就是在那个月，腾讯公司的账面上只有1万多元了，连工作人员的工资都发不出。在这种窘况下，有人建议马化腾把这个小有人气的软件卖掉，这一次马化腾选择了坚持，“再好的项目也如同那张暗藏艰险的藏宝图，除了努力，没有人送你去那个地方。”
腾讯最艰苦的一段时间，马化腾和他的创业团队在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夜以继日地干着一些平时根本“不放在眼里”的活儿。为的只是要赚到一点点钱，再投入QQ这个“无底洞”里去。他们如此辛劳，只是为了让更多网民把QQ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下来，然后再免费地使用它；但是腾讯公司还要给通讯局交上一笔为数不小的服务器托管费。
当然，这个过程中，马化腾有着非同一般的坏运气和好运气。他的坏运气是他想把QQ卖100万的时候，竟然没有人接盘；他的好运气是因为没有卖掉QQ，才成就了他日后的腾讯帝国梦。如果不是看到老友丁磊拿到了风险投资，不堪重负的马化腾最终很有可能以60万元卖掉QQ，但网易获得风险投资使马化腾意识到了互联网还有其他的玩法，也使马化腾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