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岁的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不仅在我们剧团，在演艺界，也算得上是名门出身。名门自然就有着名门的风范，外国艺术大师的名字，不管多么拗口生僻闻所未闻，由她嘴里说出都像是她的熟人儿，一串串高深的专业名词更是叫人闻之肃然。她有着一双狐狸眼，看人时，尤其看男人，半合半开半斜，越显其媚，并不想勾引谁，本能、习惯而已。下巴略长，皮肤稍粗，牙齿很好，细密而白，因此常常要嫣然一笑或不禁莞尔，时有机会在电视剧里出演妓女或姨太太，基本是些没名没姓的角色，所以她格外推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的说法，视黄宗洛为她的学习榜样精神楷模。可惜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神圣的艺术殿堂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市场经济的特点：势利。人们的眼睛只盯着主角、明星，只看红花不看绿叶，令狐狸眼们在激愤不平的同时，也寂寞。所以狐狸眼格外珍惜，不肯放过一切展示她才华的机会，今天就是她的机会。“布莱希特说，戏剧只有参与了建设世界这一工程，才能在舞台上塑造世界。可在《 周末 》里有什么呢？几个人，几段苍白的经历，看不到时代，看不到历史，更不要说世界了。标准一定要高，没有高标准，就不会有好作品。都说不能眼高手低，”一顿，“NO！眼高才是一切的前提！高尔基说，戏剧是一种困难的文艺形式，没有困难不见功力，正所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我收起了笔和本，收起了眼中的的谦恭，仰脸看天，一条腿也架在了另一条腿上，调动起全部肢体语言，告诉对方我很烦，请闭嘴。狐狸眼不闭嘴，四年“中戏”收获的知识她这才用了多一点？一点点。剧团领导眼中也露出了不耐，但无奈，作为领导，他不能遏制一个团队成员对于团队活动的参与热情。
终于还是有人说话。“我说，咱是不是来点实的？就戏谈戏，务虚以后再务，齁热的天！”浑厚的男低音，声音不大，却传到了剧场每个角落，是那种所谓有穿透力的声音。因狐狸眼的发言而昏昏欲睡的剧场为之振了一振，个把被从睡梦中惊醒的人扭着脖子寻找说话的人。我一动没动，我知道是谁。“我觉着《 周末 》的关键问题在于上面能不能通得过。不是不让你写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戏，这谁都知道。但是怎么写写到什么程度，对编剧是个考验。你的主题究竟是什么？到底想告诉人点儿什么？有什么积极的意义？不清楚。剧本的不清楚是因为剧作者的不清楚，我建议帮助作者把最近党中央的精神吃透，从政治上号一下脉。”
“Ｎo！”狐狸眼一声尖叫，像一把利刃将男低音拦腰斩断，半死不活的剧场彻底兴奋了起来，仿佛一出戏终于进入高潮。“伟大的思想先驱卢梭怎么说的？——法律是不允许进入剧院的，只要有一点点强制的存在，剧院就由娱乐变成惩罚！著名戏剧理论家威廉·阿契尔怎么说的？——”
“卢梭说了算还是中央说了算？”
“这正是艺术的悲剧艺术的堕落！是我们剧目质量搞不上去的症结之所在！”
“你呀，说别的行，还就甭跟我谈艺术。想当年我在这儿搞艺术的时候，你还在幼儿园里‘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男低音今年五十四岁了，距退休还有一年，最后一句他是唱出来的，唱得字正腔圆中气十足，于是剧场里响起了稀疏的笑声，尽管稀疏，也是笑声。话剧演员尤其知道剧场中笑声的宝贵，男低音大获全胜颇有几分得意，狐狸眼不甘失败欲起身再战。领导抢在她的前面站了起来，两手平伸用力下向压着，道：
“大伙的发言都很好，从各方面对《 周末 》进行了论证，相信对作者会有所启发。希望韩琳能将大家的意见琢磨消化，对剧本做进一步修改，争取在现有基础上再上一个台阶。……散会！”就散会了。
这天老师没来，为了什么事不知道，是不是他也觉着《 周末 》太糟，让他不好发言，不忍当面伤我，就——躲了？
我低头匆匆去了剧场的洗手间，直在里面待到估计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时才出来。我这会儿不想见人，不想听任何虚情假意的安慰鼓励，更不想再听人跟我探讨“艺术”，这种借探讨艺术之名行炫耀、发泄甚至是填补精神空虚之实的作风平常就令我厌烦，别说在这个时候了。
剧场里空空荡荡，没有灯光没有舞美装置的舞台显得破败不堪，昏暗的光线下，可看得清上面的一层灰尘，毛茸茸的。侧幕条都被拢了起来，露出台后横七竖八的道具，景片，电线，大小箱子。刷，刷，刷，老朱在扫地。我拣后排边上的一个椅子悄悄坐下，将自己隐蔽了起来，连老朱，我都不想让看见。
“孤王酒醉桃花宫/韩素梅生来好貌容/寡人一见龙心宠/兄封国舅妹封在桃花宫……”
老朱边扫地边哼戏文，心情很好。我就没有见他什么时候心情不好。他来剧院两年多了，负责清洁和看门，却没有人知道他的全名，多大岁数，从哪里来，如何而来。只知他姓朱，一辈子未婚，无儿无女，也没有父母，一个彻彻底底的孤人。住一间借建筑物拐角搭盖的简易小屋，单人床放进去便三面顶墙，只剩一侧不足一人宽的过道。放不下桌子，他就捡来大小适宜的木板搭个桌子；水泥墙灰秃秃的不好看，他就把旧挂历拆了挑漂亮的贴一满墙，还养花，养鸟，最喜欢的，是吃一口好的。吃饭是他极重视的事，从不凑合。我经常见他坐在小屋门口，自己给自己包饺子：和面，调馅儿，擀皮儿，砸蒜泥儿，全套的程序。尤其可贵的是，忠于职守。比如你想带个人进剧场，跟他再熟——哪怕你昨天刚给过他一小袋大米，尽管是你吃不了的，给别人行不行？扔了行不行？给他，就是一份好意，一份惦记，没用，没领导发话，他绝不批准。领导常为此感慨，要是部属都像老朱该有多好：工作好，需要少，无牢骚，狗一样忠诚，还不必给他评职称。
老朱仍在唱：“内侍臣摆驾上九重/高御卿发怒你为哪宗……”
曾经，我很同情他，觉着他很可怜，此刻，却兀地生出几分理解，几分羡慕：肉体的所有感受，最终还是要通过心灵得出结论，快乐与否的标准，全在每个人的心里。他贫穷卑微他快乐。我优裕高雅我却不快乐。
老朱终于也走了。偌大的剧场静下来了，放眼看去，一排排无人的座椅连成了一片空虚。
只有我知道我为《 周末 》付出了多少心血，这之前我还写过六个剧本，都是在这一次次的所谓讨论中，在“再上一个台阶”的敷衍中，不了了之。前六个剧本放弃也就放弃了，但是《 周末 》很好，经过了六个剧本的磨炼，它已相当成熟。如果这样的剧本仍不能为这个剧团接受，就说明我与这个剧团是真的无法相融了。这里没有人事因素，大部分发言也都出于真诚，包括狐狸眼，包括男低音。但这只能更加证明了问题的严峻：我和这个剧团在美学追求上有着相当的差异。我无法改变剧团，又无法放弃自己，于是，就僵住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戏剧是一种集体经验，集体创作集体欣赏。换句话说，就是要限制个性的过分张扬。我记住了这话，并努力实施，在最大范围内修正了自己。修正不等于放弃。而在目前，不放弃自己，就意味着放弃剧团放弃这份工作：一个萝卜一个坑，你不能总占着一个坑而长不出萝卜。
当初借调来京时领导明确告诉过我，能写出可供剧团上演的剧本来，就留下，写不出来，走人，试用期半年，令我骤感压力。我不懂戏，看得都很少，一个小岛上哪里有戏？十几年我只看到过一次话剧，军区话剧团的《 雷锋 》，印象中还不是太好。这种事谁也救不了你，唯有自救，我的办法是：恶补。晚上，窜去各个有演出的剧院看戏，话剧，京剧，沪剧，越剧，《 三百年前 》《 狗儿爷涅 》《 烟雨 》《 阿混正传 》；看完戏回来后躺床上接着看剧本，莎士比亚，缪塞，曹禺，老舍；通俗的，高雅的，好看的，难看的，传统的，现代的，一视同仁兼容并蓄逮着什么是什么。白天，写，硬写，逼着自己把小说思维转向戏剧思维，这二者有着完全相反的特性。转眼，就是半年，我是在试用期快到时才把剧本拿了出来，抒情风格，偏又遇上反“精神污染”，抒情在当时按有些人的标准不是“精神污染”也得是“精神污染”的亲戚，至少是有此倾向。幸运的是当时的剧团领导有着同样倾向并且霸道：这是个好戏！就这么定了，上！于是，我的命运也就这么定了，戏上之后，被正式调入。那是一段幸福时光，戏立起来后，层层看好，一路绿灯，获得了空前的肯定：军事题材戏剧创作的新突破——领导和专家这样说。是夜，拍板上这部戏的那位领导同他老伴一块儿，从剧院出来直接跑到街上，花二十六元钱吃了顿涮羊肉以志庆贺，那时的二十六元可不能算是小钱。可惜这位认可欣赏我的领导很快因年龄到了退了下来，我是在他退了之后才感觉到了他之于我的宝贵——他退下来后，我就再没上过戏。他晚年不幸，老伴先他而去，几个孩子均出国定居。五十年代也是剧坛一名骁将，曾把自己两万元的稿酬一次性茭了党费，那时的两万元顶不上今天的两百万二十万是顶上了。但到了八十年代末，退休之后，他却要因一项按规定必须自费的手术，为了区区一两万块钱的手术费低下头来四处去借。一年春节，他打来电话：韩琳，我这个春节过得很凄凉，家里只有我和小阿姨……我深为震惊，震惊的不是他的处境，而是他的表述。一个这样的男人，如不是在现实面前完全地无奈了，无望了，屈服了，怎么会肯如此背叛自己的自尊？后来，他得了肺癌，手术前我去看他，带去了花篮和祝福，原以为面对的会是形销骨立阴凉凄惨，却不料老人形容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