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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离休后，刚开始一段时间，他和母亲似乎都不太习惯。从过去的两难相见到一天到晚的长相厮守，是得要一个过程。一次探家，正聊着呢，父亲突然叹了口气，说了句跟刚才的话题毫不相干的话。“你妈妈这个人呀，有时有点霸道。”我顿时严肃。母亲在我们面前抱怨父亲，是常有的事，什么“太固执”呀，“好耍小孩儿脾气”呀之类。父亲抱怨母亲，这于我还是头一次。隐隐觉着事情重大，责任重大。细想，父亲的话绝对有道理有根据。比如，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必须吃什么，都是母亲说了算。固然这是出于好意，但是仅有好意不成，好意也得讲道理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方能一致。我掉过头去就找母亲谈了，自认为谈得很委婉，也得体。大意是，爸爸也知道您是为了他好，不过他感到有点压抑。恰好这时父亲进来，母亲立刻就问：“怎么，我让你感到压抑了？”是笑着说的，但已笑得很不自然。父亲当即矢口否认：“没有啊！怎么回事？”样子非常无辜。我吃惊地看他——这不成我造谣了吗？——父亲根本就不看我。所幸我还明智，没有非要当面对质说出个一二三四，这事就这样过去了。事后我没找父亲谈这事，父亲也没找我。因为那时我已经明白了我的愚蠢。父亲的抱怨不过是随嘴说说，并无要第三者介入解决的意思。第三者的介入无论多委婉，在客观上都是离间。从那以后父亲再也不跟我说这方面的事儿了，令我颇为失落。母亲比父亲小十一岁，但在有些方面，尤其生活方面，她拿他就当孩子，带着一种母爱。后来，当我自己成了母亲之后，才知道母爱有时候就是不由分说不讲道理的。下次探家，就发现父母的离休生活已然由“必然王国走向了自由王国”，一次比一次好，比离休前还好，卸除了人生的社会角色、只剩下了彼此的夫妻生活将他们更紧地联在了一起，生活得规律丰富单纯。按时起居，每天早饭后一块出去走一走，走回来，由父亲给两个人分别泡上各自的茶，父亲喜爱绿茶，母亲喜爱花茶，然后，在客厅里坐下。说话时，絮絮地，细细地；不说话时，各做各的事，安详从容。但只要一个不在，另一个就会变得心神不定，明明在看报纸，你却能感到他或她的眼睛留在了冲着门的后脑勺上。父亲住院，什么时候去医院探视，去时需带些什么东西，就成了母亲每天主要的生活内容。由于算军职干部，每天下午都允许探视，但母亲不能每天去，干休所车辆有限；地处偏远，无论乘公共汽车还是出租车，都很困难。因之母亲每一次探视都令父亲“高兴得像小孩儿似的！”当时在家的妹妹这样说。
常听有军队干部开玩笑半开玩笑：咱也没啥更高理想，能混到退休后有辆车就行。退休后仍有专车坐的须大军区副职以上，父亲才是副军。后来，有一次，父亲对我说：“以后你给我们买车。”我说：“好的。”但到了“以后”，到了我有力量给父母买车的时候，却没有人再需要我！
父亲去世前的几个小时，还同母亲通了电话。他们不能每天见面，就每天通一个电话，通常是在晚饭后时。那天放电话前，父亲说：“我散步去了？”母亲说：“去吧。”就把电话放了。父亲去的时候身边没人，当时他是坐在床上的，腿上盖着被子，那天天很冷，气温突然下降，正是变季的日子，床对面的电视机开着，父亲通常只看新闻联播，新闻联播一结束就不再看，如此推断，他的离去是在晚上七点到七点半之间，护士去的时候已经八点多了。
总院通知了干休所，干休所直接开车到家里去接母亲，去接母亲的人在院外按了门铃。那门铃是我从海岛去北京办创作学习班时买的。那时那种门铃很少，我只在日本电视剧里听过，从此就喜欢上了，注意上了，学习期间去王府井购物发现了它，赶紧买了一个。当兵时我们都喜欢往家里买东西，东北的大豆，博山的瓷器，新疆的葡萄干……我往家里带的自然是海产品，海米、海参、对虾，海米是我买的新鲜小虾自己煮的，晒的，剥的。邻居们都说我们家孩子孝顺，哪里知道我们从中获得的满足和幸福了？能有机会有能力给双亲给所爱的人买东西，是享受。我给家里买的那个门铃声音清脆空灵柔和：丁冬——但是从那个夜晚开始，母亲再也听不得这铃声了，以后，只好把它换了下来；母亲也不能再接电话，因为父亲离去前的几个小时，还在电话里同她说话。是在进家前的头一分钟，我由于思念父亲不得相见而痛得麻木的心才突然感到了一丝细而尖锐的新痛，像有一枚锋利的刀片插入，使我立时清醒。开门进家后我就要往楼上冲，妹妹引我去了楼下的小屋，此刻，那里变成了母亲的卧室。父亲母亲一辈子了，只要都在家，永远是共用一个卧室，任凭楼上楼下其它的房间空着。父亲去后，母亲就拒绝再进楼上的那间卧室，甚至拒绝上楼。夫妻感情过于深厚是一种不幸。我们围坐在躺在床上不声不响的母亲身边，几天几夜，恳求她为我们着想，母亲身体一向不好，曾因心梗抢救过两次。我们已经失去了爸爸，不能再没有妈妈。我拉过母亲的手贴在脸上，我说妈妈呀她们都结婚了都有家了我没有，你要是再不在了我就无家可归了就是孤儿了妈妈你不能不管我我求求你了！……
之后整整一年，母亲不接电话，不上楼，不出门。但最终，她挺过来了。父亲在世时常对我们说：你母亲这个人非常坚强。
我曾对母亲说，妈妈，我干脆转业回来吧，回家，陪你。父亲去后，家里只剩下母亲，姐妹们轮流回来陪一下但也不能长住，毕竟都有着各自的小家。母亲却说：怎么，你才这么年轻就打算混日子了吗？她当然希望有我做伴，但更希望我有出息。接着又补充道：不要让你爸爸失望。
雁南带来的“奇正藏药”果然管用，用上的当天夜里，疼痛就减轻了许多，二十四小时后揭下膏药的时候，不痛也不肿了。但我还是按照请假时获准的二十天，住满了日子才离开的家。
离家还有几天呢，母亲就开始为我的走张罗了。在海岛时每次探家归队我都要带走一大提包的点心、糖、花生什么的，到了北京想买什么就可以买什么，花样品种还比家里能够买到的丰富高级，母亲就不再给我带那些了，而是带一些单身汉没有条件烹制的熟食，煎鱼，熏鱼，煮咸鸭蛋，临走再给我装上一盒煮好的饺子，让我到北京后用开水烫一烫就能吃。但我一直从心眼里不愿母亲为我做这些事，可又不知该怎么跟她说，于是就很烦躁，常找茬儿发脾气。
火车票拿到了，车次是当晚二十二点四十。晚饭后，我在客厅里看电视，小英在厨房里下饺子，母亲到处张罗着找盛饺子的饭盒。每次我走都要带走几个饭盒，却从不想着给带回来，家里的饭盒都快被拿光了。母亲边找饭盒边嘟囔：
“这么多饭盒都哪去了？叫你们想着带回来带回来，没一个记着的。”
“行了妈妈别说了！”我忍无可忍。
“怎么了？”母亲一下子站住。
“不就是饭盒吗？下回我带回来就是了，老说老说！”
“下回带回来？马上我就要用！”
“没饭盒就别带，其实我一点都不想带。那么老远的路，进站出站的，为着盒饺子，还不够麻烦的！”
母亲一下子火了，高声道：“小英！饺子不要下了！”
喊罢转身回了她的房间。我镇定地坐着没动，眼睛视而不见地看着电视，耳朵捕捉着母亲卧室里的动静，什么动静没有。
片刻后小英过来了：“四姨，姥姥哭了。”小英十八岁，跟我大姐孩子同岁，一直随我们家第三代称呼我们。
我去母亲房间。“妈妈。”母亲不响。我说，“妈妈，我这两天有点烦……”
“你烦就冲着我来？我不是个尿盆子，谁想呲就呲！”
我再也忍不住地哭了。我不愿哭，直露情感一向是一件使我不舒服的事，母亲没法了解这些。不是所有情感都能够交流的，不能交流时只好宣泄，曲里拐弯地宣泄，这就很容易引起误解。我昏天黑地地哭着，既然已经开了头了。不知过了多久，母亲开口了。母亲说：
“再过几个月就春节了，春节不是还有假嘛。”
原来母亲什么都知道，都清楚。
春节我没回家，去了云南边防。我不愿回家过春节，姊妹们个个携夫带子，只我孤身一人，别人别扭，我也别扭。不关心我不好，关心多了我烦。当然对母亲不能这样说。我说：“领导希望我们能够在春节期间去一下云南边防（ 也是真的 ），看看那里怎么过春节，自愿，我想我去算啦。主要是这么考虑的：与其春节呼啦一下子全回家，节后呼啦一下子全走，不如分开回去，细水长流。她们的假期什么时候过自己说了不算，只有我可以机动。你看怎么样，妈妈？”母亲在电话那头沉吟了一下：“好吧。”又说，“小心一点啊。”
清晨五点，我就由昆明住处乘一辆北京吉普往边防线上赶了。云南我是第一次来，第一个感觉，群山连绵。与北方山刀削斧凿般的陡峭、冷硬不同，这里山的线条极其圆润、丰满。如果山有性别，那么，北方的山是男性，这里是女性，深翠清新，笼罩在忽浓忽淡忽来忽去的雾纱后面，酷似一群群宁静典雅秀丽的少妇。我被告知，即使一刻不停，也得在晚上七点方能到达目的地，车上司机却只有一位，一个二十来岁的战士。他的年轻和势单力薄不能不使我担心，听很多来过云南边防的人说，这里的路况相当复杂，我今天的命就算交到这位小司机手上了，本能地想跟他套套近乎，他不说话，你说十句他可能一句不回，几个回合下来我只得闭嘴，汽车在沉默中驶出市区，驶过县城，驶上山去。
北京吉普沿着盘山土路向山上绕行，路很陡，陡到了人很快便会感觉到飞机起落、气压急剧变化时产生的那种耳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