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士安所在部队奉命去了云南边防，一去一年，从前线回来没过一年，又去陆院学习，两年。他去陆院的第二年，爷爷病得起不来了。“你不能为这事就把他叫回来吧，他学习上挺紧，还得我照顾。整整九个月，每天我得上班，得给老的小的做饭洗衣服，还得给他爷爷洗脸洗脚，上茅房解手都是我给他束腰……”
她似乎有着一肚子的话，可拉拉杂杂说了才不过一会儿，就说不下去了，就没话了。她头偏向一侧，眉头皱着，想，想了好一会儿，也想不出什么新的。她不善叙述，不善渲染，更不善抽象概括，但就这些对我来说也足够了，那些没说出的艰辛，我完全能够凭我的经验我的体会我的想象来给她补足。男人们不会在意这些，在男人们眼里，那都是天经地义。天经地义的事还有什么可说的？有什么可值得特别嘉许的？只有男人们做的那些事情才值得注意才有价值，才可化为具体的可见的形态固定下来，金钱，地位，荣誉，直至载入史册流芳千古。女人们做的那些事，那些日复一日繁重琐碎的家务劳动就仿佛被投入一个无底的黑洞，无形，无声，无影，无踪……
我跟姜士安说：“她为你付出了很多！”
他摆摆手：“我知道。”
我知道这“知道”仅仅是理论上的知道。却也无法把我那些感性的感情的感受传递给他，有的时候，性别的差异简直就是一道逾越不了的鸿沟。我说：“你说的那个约法三章，你做到了吗？”
他说：“做到了。我从来没有打过她骂过她，没有背叛过她，”说到这里他停了停，“也没有想过要抛弃她。”说完他看我，我不置一词不动声色。他只好又说：“她生活能力太差了，没文化，没一技之长，离开了我她没法活，她就像是一个，”他顿了顿，“我养的动物。”
现在她没有了他的确是没法活，快五十岁的一个女人，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经济来源，甚至没有一个独立的人格，没有他做她的说明书人家都不知道该说她是谁。但是，这不是他不能离开她的全部原因，我提示他：“你的身份也不允许。”
他看我：“你是不是以为我为了做官才——”
我说：“我没有以为。”那一切绝非一个“官”字所能了得，那是他穷其毕生的结晶，是他另一个更重要的自我。他感受到了我的理解，不再说什么了，只是那样地看着我，目光复杂。我慢慢地道：“既然分不开，就对她好一点。”
他说：“我对她还不好吗？”
我说：“你在精神上虐待她，折磨她。”
他蓦然愣住，面部渐渐充血，鼻孔也张大了，呼吸粗重起来……他的神情是在突然之间黯淡下来的，片刻后他再开口时，口气消沉温和：“韩琳，凭你这么聪明你不会不知道，那是一种，一种相互的虐待相互的折磨啊。”
我心硬如铁：“不一样。你是自觉的，她不自觉。”
他低低吼道：“所以我比她更痛苦！”
这时，门外传来一声：“报告！”
姜士安用一只手迅速在脸上抹了一把，像是要抹去刚才谈话可能有的痕迹，同时说：“来。”
老兵退伍工作结束，离开三团前，姜士安同三团的领导再加上二营的营长、教导员一块吃了顿饭，我也参加了。三团长赵吉树三十六岁，第一学历大学本科，任现职已满三年，是该师晋升副师的第一人选。此前总部、军区来该师进行一级师的考核，军事训练基础课目抽查的三团，百考不倒，门门优秀，用姜士安的话说是：看了心里很舒服。酒至三巡，赵吉树想从师长嘴里掏点情况了。
“师长，你看我们团今年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姜士安看他一眼。
“嘿嘿嘿嘿……”赵吉树笑，极尽朴实憨厚。
“如果年底前不出问题，一级团，先进团党委，有希望。”姜士安说。
话音刚落，人人举杯，“干”声、笑声响成了一片。后面的谈话由一级团扯到了一级师，由一级师扯到了另一个兄弟师。那个师的副师长似乎是某位大首长的女婿，师长政委因此惧他三分，以致影响到了工作的正常开展，这次一级师的评定该师榜上无名。
赵吉树说：“这事怪不了别人，怪两个主官。你两个一把手治他一个副职还不容易？就不给你工作干，就把你晾那儿，你能怎么样？还是他妈私心太重鸡芭蛋太软！”桌上的人嘴上附和着，眼神却有意无意地向我这边飘，赵吉树立刻察觉到了这个情况，没有看我而是迅速看向他的师长。姜士安面无表情。赵吉树嘿嘿地笑着：“师长，人家韩编剧从北京来，什么样的场面没有见过、没经历过，在乎这？现在还有种说法，看一个上级与下级关系好不好，就看下级敢不敢在你面前讲荤话，讲段子。”
姜士安端起面前的矿泉水喝一口，放下，方道：“赵吉树，我看你是有一点得意忘形。”
赵吉树神情立刻严肃：“是。”
我不免过意不去，明明是我的存在破坏了人家的和谐、尽兴。瞅空对赵吉树笑笑。他也对我一笑，眼睛里闪动着遮不住压不住的聪明。小伙子不仅聪明，不仅能干，长得也帅，身条笔直军装笔挺，国字脸，板寸头，浓眉阔嘴丹凤眼，年轻双肩上中校军衔星光灿烂，前程灿烂。
想不到，没过几天，还没到年底呢，赵吉树出了事。
那天我正在对姜士安采访，仍是晚上，在姜士安的办公室里，这是我第一次来他的办公室，房间相当开阔，约二十平米，房间顶头是铺满了一面墙的军事地图，地图两侧紫红色金丝绒布幔一垂到地。他带我到地图前—— 一幅台湾军事地形图——指着某一点告诉我说，如果打台湾，他们师的位置在这里。“还真的要打台湾？”我问。“立足于打。”他说。“万一不打呢？”“保持好状态。”一个“状态”我也就明白了。九江抗洪中我领教最深的就是这个“状态”，应急能力、集团冲锋能力、召之即来的服从精神，都是它的体现。
我们在他棕黑色阔大办公桌的两侧面对面坐下，公务员进来给我们倒了水后，无声无息退出。我从包里掏本子，掏笔，掏录音机，一一打开，摆好，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他看着，默默地，带着点笑意。自上次谈话被他的一件公务打断，从此后就断了，我是说那种谈话的情绪断了。尔后我们又见过几次，谈话内容风格却都同刚才差不多，这样的见面、对话越多，双方的距离会越远。
“你的工作很有意思。”他说。
我一点不想谈我，也不想同他谈工作，又不好硬去跟人谈家庭谈情感，权衡之下，做了一个折衷。“你提副军的事儿到底怎么样了？”
“提不了也无所谓，咱能走到今天这步，该知足了。你想想，一个农村穷孩子——”
立刻，逝去的一切如同一幅幅色彩鲜艳的电影画面在脑子里滑过：那个一手掐俩大包子狼吞虎咽的黑瘦小新兵，那个立于海岛寒夜中高高电杆上的坚忍身影，那个深夜，我们走在去坑道的蜿蜒小路，一边身侧是刷刷作响的玉米地，朝另一侧望去，便是那面墨蓝锦缎般的大海，海里一轮满月银光灿然，美丽豪华得令人窒息。……一股甜美的感伤悄然升起，轻柔绰约如纱似雾在这间阔大的办公室里弥漫。我定了定神，没时间回忆遐想了，他很忙，我也很忙，不可能无止境地在这里耽搁下去，可我们似还有许多话没说，我说的是那种深切的、直切入肺腑的个人化谈话，而不是诸如打不打台湾、打台湾他们师的位置在哪里。几次想提起上次的话头接着谈下去，都被他不动声色地绕开了。也想是不是我话说得太重刺伤了他，又觉着不像，不会。不知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短暂的静默后，我这样开的头。
“在岛上的时候，在咱连的时候，想没想到过你会有今天？”
“今天指什么，当师长？”
“差不多吧，就这意思。”
“没有。”他老老实实答道，“那个时候我心中的偶像是咱排长。”他刚说罢我们便相对大笑起来。“咱排长”姓于，那年可能也就二十多岁，可在我们眼里，那就是成熟和权威的化身。一度我也崇拜他，须知“崇拜”这东西是有传染性的，不过这崇拜在我那里延续到了他老婆来队的时候就结束了。临时来队家属宿舍离我们排宿舍不远，于排长却始终不让我们去看她，说：“看什么看？没法看，丑得要命。不过，当兵的老婆还是丑了好，一年回去不了一个月，漂亮点的，搁家里怎么放心？”这种话在我十六七岁的耳朵听来简直庸俗透顶，于是崇拜不复存在。于排长军旅生涯的顶峰就是排长，之后转业，再没有听到过他的任何消息。
“让你失望了是吧。”看我只笑不语，姜士安说，“在我身上怕是找不到你们理想中的那个，呃，影子。你们爱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说我可从没说过，他没理我，“我嘛，对自己的要求一直就是，把该我干的事情干好，认真地、满怀着热爱地去干。对上，让上级放心，不能一件事交给你，后面跟着七八个工作组收拾。对下，让下级信任，觉着跟着你干有前途有价值，打起仗来，做不到‘零伤亡’也得是死得其所，非死不可，崇高悲壮。……当师长前我是参谋长，那时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不论主官问什么，我脑子里得有，得张口就答；提建议，一提，主官马上采用才行，不能说反正我提了，你爱用不用。做什么事都得有标准，标准就是目标，目标清楚了，你加班加点吃苦受累也会乐此不疲。我跟我的干部们说，干什么吆喝什么，当排长就想着怎么当好你的排长，师长军长的工作用不着你费心考虑。一句话，干好该你干的事，每干成一件事，就是你一个向前迈的台阶，目标再远大，你也得给我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走。”
我头也不抬地做着记录。我承认他说得不错，也是一种肺腑之言，是他的一个侧面，但仍不是完全属于他个人、只能属于他个人的东西。我做记录很大程度是一种姿态，是采访技巧。手指头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