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良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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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让文化经典开启生命的智慧
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知识更新速度很快，知识总量差不多十年就增加一倍，而阅读调查显示青少年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少，上网的时间越来越多。方便快捷的搜索引擎，更是帮助求知者打开了知识之门，有什么不明白的似乎Google一下就解决了。如此背景下，人们很自然地就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要读的书实在太多了，我首先要选择什么样的书来读？时代发展到今天阅读那些语言难懂、内容古典的著作，还有必要吗？
其实，这里似乎存在一个认知的误区，认为时代变了古典的著作就已经完全过时了，但事实并非如此。经典著作是人类知识的结晶，是人类智慧的源泉，蕴藏着人类几千年来灿烂的文明。特别是那些文化元典著作，更是深蕴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命脉，是一个民族存续的文化基因。只要民族血脉延续着，这些著作就不会过时。虽然岁月流逝了几千年，当代人的生活也和古人有着极大的不同，但对生命价值的探讨是亘古未变的，古人的智慧完全可以借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经典里看到的不仅仅是知识和学问，更是古人的永恒智慧和生命精神。
冯友兰曾经这样评价经典阅读：“阅读就是发现可能存在的世界，而这是人所能享受到的最为持久的乐趣。自古以来，已经有一位最公正的评选家，有许多推荐者向它推荐好书。这个选家就是时间，这些推荐者就是群众。时间照着他们的推荐，对于那些没有永久价值的书都刷下去了，把那些有永久价值的书流传下来。现在我们所称谓的经典著作或古典著作的书都是经过时间考验，流传下来的。这一类的书都是应该精读的书。”
“读经典一部，胜杂书万卷”。阅读古代文化经典，就好比是站在文化巨人的肩上，直探人性本源的东西，与伟大的民族心灵实现最真切的交流，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生命智慧，就像润物细无声的绵绵春雨浸润着人的心灵，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提升了胸襟和眼界，修炼了意志和品格。
经典需要读，关键是怎样读。我们之所以策划出版这套《国学解读丛书》，就是要给那些渴望读书的朋友提供一个基本的阅读书目，借助于专家们的“解读”指导，开启一扇通向传统文化的大门，接续起民族文化的血脉，给自己的文化生命带来充盈丰富的体验。名之为“国学”但并不是包含了国学所有的门类，主要选择了包含中国文化元典在内的人文经典。为了起到对阅读者的“导读”作用，方便读者阅读理解，除了包含同类书籍具有的导读、注释、经典原意等栏目之外，出版策划者有针对性地增加了一些特别的栏目。比如：
当代阐释：在经典原意的基础上，从当代人的视域出发，将文化元典的阐释与当代阐释水平相契合，不做纯粹封闭式的自说自话式独语。惟有体现出“经典”的“当代性”，才是找到了重读经典的当下语境以实现其当代价值。这种阐释体现出了多元理解和当代精神，对青少年有励志作用，有利于形成良好的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以及多元思想。
国学故事、文化常识：“国学故事”与“文化常识”两部分内容，紧紧围绕着经典相关原文内容，或穿插讲述相关具体历史故事，或提炼一定的文化常识进行解释，对读者理解经典内容很有帮助和启发。
所有这些内容都为读者的阅读提供了具体的帮助，也体现了我们这套“解读丛书”的个性生命。文化经典依然鲜活地存在于当代人的文化生存中，与当代人的精神生活和价值追求息息相关，我们必须找到这个文化的契合点，打破时空界限，在众多作者富有创造的导读、评析、阐释中，古为今用，以今释古，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当代价值，凸显这套丛书的意义所在。
阅读经典才能把深厚的文化沉淀在个体的心灵中，活化在日常生活中，内化在我们的生命中，从而熔炼提升我们的文化品位、文化气质，实现文化生命的自觉，建设自己安身立命的心灵家园。
序言
文学有两美，一为词采之美，二为文意之美。
光秃秃的山，粗壮的树，一汪池水，几条游鱼，一切似无足可观。因为它们是那么平常，以至于和空气一样毫无痕迹地留驻在你的视觉感官中，然而幻化成文学语言，变为寒山老木，弱水纤鱼。我们不禁去想什么样的山才是寒山，树木的老又是什么模样，等等。突然变得陌生的世界总是充满神秘的精神诱惑，柔丽的文字让你不由为那熟视无睹的美而感到惊讶。这便是词采的作用。
然而文又需以意为主，毕竟言辞仅仅是传情达意的工具，而不是最终目的。哪怕是追求所谓的词采唯美主义，高举表象体验的旗帜，但实际上他们体会到的仍然是透过词采表面带来的精神愉悦，仍然是意的功用。词不达意固然不好，如果想词超然于意外，也不可能彻底实现。
思想家孔子有一句话论及此意，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而这句话，恰恰是其针对《诗经》而发，是对《诗经》的总结。《诗经》作为中国文化的源头，如同一眼永世不涸的泉水，上下几千年流淌不息，灌溉润泽了一代代中国人的思想灵魂。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文辞的绚烂真如同桃花般艳丽夺目，光彩照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文辞的巧妙如同观音圣手，轻轻的一点，让所有的美顿时释放出来，似雨雪初霁，猛然间灿烂一片。有时候，《诗经》又会以“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等感人肺腑的浓情厚意触动每个人的心弦，叮咚作响，在历史长廊的回音壁上颤动起久久不息的和鸣。读《诗经》如饮纯醪，酒已尽而味未绝，香留唇齿之间，品砸良久。
然而对《诗经》文与意的解读并非一贯如此。《诗经》中许多作品尤其国风部分在未被收录之前，在民间口耳相传，如乐府民歌般“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一唱一诵之间，无不饱含深情。唱者酣畅淋漓，听者亦心驰神往。包括《诗经》在被编集初期，都是如此。然而到汉代，随着其地位的提升，名称也由最初的《诗》或《诗三百》加上了一个“经”字，成为《诗经》。在经学化的过程中，《诗》被理性包装，“经”的含义被灌输到社会文化各个层面。汉儒的繁缛在《诗经》的每个字句里都展示出来，一句话，甚至一个字，都会引发他们洋洋洒洒的政教王道之弘论。讲《诗》者谨守家法、师法，不能有丝毫逾越。接受者也只能敬仰膜拜这神坛上的经典，只能在传统的理解方式下去体味一些被后人强加给古人的诗歌内涵。所以到了明朝，还有《牡丹亭》中的陈最良在絮絮念叨那《关雎》里的“后妃贤达”，完全没有意识到杜丽娘读“关关雎鸠”，读出的已经是一片“姹紫嫣红开遍”。
魏晋士人“越名教而任自然”，开始颠覆汉儒对《诗经》制定下的种种规则与理解。《世说新语》记载一则故事，说“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喜欢喝酒，一次喝酒之后在家中裸裎，有人见此大吃一惊，讥笑于他。而他却说：我以天地为我的房子，以屋子为我的衣服，你们怎么钻到我的衣服里来了？放达若此，也就不难想像汉儒为《诗经》所设定的标尺，在某些魏晋士人那里都被泡在酒里，喝下肚去，变成亵物了。《诗经》在魏晋被从神圣的祭坛上拉回到现世，仍然是一部经典作品，但已不再高高在上。西晋夏侯湛曾补写《诗经》，束皙也曾补《诗经》之阙诗，在汉儒那里，这都是大逆不道的行径。经学化的读《诗》虽然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至少不再如汉朝时独统天下了。
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中谈到《诗经》，认为：“摛风裁兴，藻辞谲喻”，便是看到了《诗经》的“藻辞”和“谲喻”两方面。已经将《诗经》的文学本质放在了一重要位置，经学意味已经淡化了。在此情境下，对《诗经》“意”的解读开始回归。对于一般平民而言，人们与《诗经》的距离被拉近到对面，如促膝而谈，声情宛然。东晋王裒因父母双亡，每读《诗经·蓼莪》“哀哀父母，生我幼劳”之句，便深有感触，“三复流涕”。超越儒教，直指人性。《诗经》中的人性关照与凡夫俗子的情绪相互感发，碰撞出一个个隐藏人性根底的亮点，如对爱情的渴望，对生死的思索，对美丽的追求，对知己的寻觅，等等。这也是本书所要阐发的内容。
这一点，倒是一定程度上对孔子“诗教”观念的复归。孔子看《诗经》时，《诗经》还未被经学化，至少保留了一个卓越思想家对《诗经》原初文意的审视。
孔子认为《诗经》可以陶冶情操。《论语》中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本为《鲁颂·駉》中的现成诗句，孔子借引之作为对《诗三百》的一个总评。贾谊曾说：“方直不曲谓之正，反正为邪。”言下之意，学习《诗经》可以让人方正不阿，得到身性的涵养。后世儒家在延承孔子这点时，过度拔高提升，让《诗经》俨然成为一部伦理教科书，读之索然寡味。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便说：“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我们不排除《诗经》中隐藏的对是非善恶的评判与引导，但那并不是《诗经》存在的唯一目的。恋爱中的男女，热情如火如荼，也可不用顾及温柔敦厚，发出“谷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皎日”的誓言；漂泊的游子，登高思乡，不妨借“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来倾泻自己满腔的惆怅伤惋。《诗经》中的许多诗篇本就如此，无关儒教宏旨。
《诗经》还要学以致用。《论语》：“不学《诗》，无以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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