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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或者在正常的情况下，人们更多的还是强调其作为国家象征和代表的性质，即强调皇帝身份〃公〃的一面。那么好了，既然〃天子无私〃，则皇帝就既不该有私事，也不该有私产。但这并不可能做到。皇帝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人，岂能没有私事，没有私产？事实上，所谓〃王田〃，就是天子的〃自留地〃； 所谓〃大内〃，就是皇帝的〃小家庭〃；所谓〃乾纲独断〃； 就是将其个人意志凌驾于国家之上；所谓〃联意如何〃； 则就是〃我个人认为〃。只不过这〃个人〃大得无以复加，简直可以等同于整个帝国。
皇帝的身份既然〃公私不分〃，帝国的土地也就一定〃产权不清〃。不但在事实上不清（既是〃君有〃又是〃民有〃） ，而且在名分上也不清（既是〃国有〃又是〃王有〃）。其实，从来就不会有人当真认为〃王土〃是〃天子私产〃。作为〃天道〃的代理人，皇帝只不过是管理这些〃公产〃的〃总代表〃。因为是〃总代表〃，因此可以〃换届〃，即〃改朝换代〃。只不过，第一，换届不仅是换人，同时也是换姓，换家族；第二，换届的方式不是民主改选，而是武装夺权（如明清），或阴谋篡权（如魏晋）；第三，换届也不召开公民大会或代表大会，而是以〃天道〃的名义来进行。但不管怎么说，可以换届，就说明天下并非天子私有，否则就不能叫〃改朝换代〃，得叫〃谋财害命〃了。
天下既然并非天子私有，则帝国就应该用〃公开招标〃（竞选）的方式，来为这一笔〃公产〃寻找最好的〃代理人〃。可惜并没有人这样做。相反，为了确保一家一族独占天下，历代帝王尤其是开国君主，不知费了多少心思，用了多少手段，想了多少办法，杀了多少好人！帝国制度所谓〃公有性质〃（公天下）的欺骗性，岂非昭然若揭？
然而那些主张〃天下为公〃的儒生们，还竟然为这种明显的假公济私张目！他们的逻辑是：王有即国有，国有即公有，公有即大同。大同胜于小康，公有胜于私有。这又是极具欺骗性的。王有并不等于国有，已如前述；国有并不等于公有，也不难证明。当今世界上许多独裁政权，不就是私库通国库吗？他们的那些所谓〃总统〃； 不就是视国库为私囊吗？有名义上的公有，有实际上的公有。一种制度，并不因为它自我标榜为国有，就一定当真是公有的。相反，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一个专制政权，一种集权制度，越是拼命标榜〃天下为公〃，就越是自私自利到了极点。
帝国就是这样一种自私自利到了极点的制度和政权。它的目标和行为，首先是满足帝王一己之私欲，然后是满足官僚集团的种种需求。当然，他们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他们在口头上，还得宣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在实际上，则是〃君为贵，官次之，社稷再次之，民为轻〃，或者〃君为贵，社稷次之，宫再次之，民为轻〃。在帝王那里，是〃君为贵，社稷次之〃；在官员那里，则是〃君为贵，官次之〃；反正与他们标榜的刚好相反。
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认为这是一种私有制度，因为它并不承认私权。20 世纪之前，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宣布过〃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我们没有这样的观念，也没有这样的法律。在帝国的所谓〃法制〃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只有皇帝。而且，神圣不可侵犯的，又首先是皇帝的尊严，以及他的权力和地位，而不是他的财产。其他，包括庶民，也包括官员，包括他们的财产，也包括他们的人权，则都是可以任意侵犯的。明代甚至连朝廷大臣都可以〃廷仗〃，况乎小民，又况乎其私产！
其实，中国传统社会既没有真正的、彻底的公有制和公有观念，也没有真正的、彻底的私有制和私有观念。而且，我们还可以肯定地说：从来没有。有学者认为，大同时代（氏族社会）实行的是公有制（天下为公），小康时代（邦国时代）实行的是私有制（天下为家），这其实可以商量。首先，《 礼记· 礼运》 所谓〃天下为公〃和〃天下为家〃，说的是产权还是治权，也有不同理解。樊树志先生就认为，这两句话的关键在于〃公权力〃而非〃所有制〃。大同之世的特点，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最高领导权〃传贤不传子〃，这就是〃天下为公〃。启废禅让以后，传子不传贤，最高权力家族世袭，于是〃公天下〃一变而为〃家天下〃，大同之世被代之以小康，这就是所谓〃大道既隐，天下为家〃（请参看《 国史十六讲》 ）。
樊先生所论甚为在理，因为政权的交替方式，最能看出这〃天下〃是公是私。权力倘若不能真正成为〃天下之公器〃（公权力），所谓〃公天下〃就十分可疑。但我以为，治权来自产权，无产权即无治权。小康之世之所以〃大人世及〃（世袭），就因为时人〃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因此，范文澜先生将〃天下为家〃解释为〃变公有为私有〃（《 中国通史》 第一卷），也是有道理的。
然而对于所谓〃原始社会公有制〃，却要分析。在氏族和部落内部，资源和财富也许是公有的；部落与部落之间，界限却划得很清。不但以邻为壑，还要发动战争，把别人的财产据为己有，哪有什么〃天下为公〃？所以原始社会的所有制，只能叫做〃部落所有制〃或〃氏族所有制〃，简称〃族有制〃。邦国时代的所有制，则只能叫做〃家族所有制〃或〃家庭所有制〃，简称〃家有制〃。至于帝国时代，则是两种制度并存，一方面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家所有制〃（国有制），另一方面是男耕女织小农经济的〃家庭所有制〃（家有制）。这也很对……既是〃国有〃，又是〃家有〃，合起来岂非〃国家〃？
那么，这个〃国有〃与〃家有〃并存的制度，究竟是公是私呢？也说不清。事实上，正如〃王有〃不是私有，是〃国有〃； 〃家有〃也不是私有，反倒是〃公有〃。因为土地、房屋和其他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都是家庭成员共有的。父家长和皇帝一样，只不过这些〃公共财产〃的总代理。作为一家之长，他对家财家产享有支配权，但不独占所有权。所有权是属于全家的，成年男性成员每人都有一份。不过，虽云〃人人有份〃，份额却不明晰，除非〃分家〃。〃分家〃的前提是〃成家〃，因此其结果只是〃分产到户〃，不是〃分产到人〃。分出去的财产仍是〃家庭所有〃，不是〃个人所有〃。个人作为真正的〃私〃，不拥有仅属〃一己之私〃的私财、私产。唯一的例外，是女性配偶微不足道的〃私房钱〃。
那么，〃家有制〃（家庭所有制）是〃公有制〃吗？不是。因为一个家庭的〃公共财产〃，相对于其他家庭而言又是私有的。它也不能叫做〃集体所有〃，因为并无个人的〃股权〃。其实部落时代的〃族有〃、邦国时代的〃家有〃、帝国时代的〃国有〃，都一样，通通都是〃公私不分，产权不清〃。因此，从氏族、部落，到邦国、帝国，我们就从来没有过完全彻底的公有制，也没有完全彻底的私有制，只有〃不公不私、亦公亦私、半公半私制〃。
第五章 内在矛盾 三 无法与无天
公私不分和产权不清，给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造成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极其忽视个人的权利和个体的存在。
我在《 闲话中国人》 一书中说过，在中国，个人是渺小的，群体才是伟大的。因为个人是〃私〃，群体才是〃公〃。公则大，私则小。越私就越小，越公就越大。个人最私，故个人最小。国家最公，故国家最大。国家当中，邦国较帝国、郡县较天下又为私，故帝国大于邦国，天下大于郡县。至于家庭，则于国为私，于人为公。因此，当个人与家庭相冲突时，应牺牲个人利益（比如个人的欲望、志愿、兴趣、爱情）成全家庭（比如做自己并不想做的事情，和自己并不相爱的人结婚）。同样，当家庭与国家相冲突（比如忠孝不能两全）时，则应牺牲家庭而献身国家。这种〃顾全大局〃的做法，是历来被视为美德的。似乎很少有人想到，正是这种〃无私〃的观念，造成了帝国的〃无法无天〃。
先说〃无法〃。
什么是〃法〃？我们为什么要有〃法〃？并非因为〃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尽管这是我们中国人对〃法治〃最一般的理解。但这其实只是〃法制〃，不是〃法治〃；只是〃依法治国〃，不是〃约法治国〃。正因为将〃法制〃视为〃法治〃，将〃法律〃视为〃规矩〃，所以邦国和帝国的〃法〃，便都是帝王制定的〃王法〃，不是全民约定的〃约法〃，这正是中国传统社会不可能成为法治社会的根本原因。
在这里，有必要对〃法治〃进行严格的定义。法治，是相对〃礼治〃、〃德治〃和〃人治〃而言的。人治的特点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德治的特点是〃伦理治国，以刑配德〃，礼治的特点是〃以礼代法〃；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它们与法治的区别一目了然，毋庸赘述。难以区分的是法治和法制。在一般人看来，一个国家或社会，只要有完备的法制，能做到有法可依，依法治国，就是法治了。这其实是大谬不然。因为一个专制主义的国家（比如秦王国或秦帝国），也能做到法制完备，执法如山。秦时任商鞍，法令如牛毛。秦法既多，又很详尽。立法严，执法也严。不但庶民动辄得咎，就连商鞍本人也为其自立之法所困，成为〃作法自毙〃的典型，为主张德治和礼治者所晒？？？笑。然而怎么样呢？但凡有头脑，就只会把它看作专制社会和专制国家，不会看作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
因此，必须严格区分法治社会与法制社会（或法治国家与法制国家）。这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其共同之处，是都主张有法可依，依法治国。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主张并实际做到依法治国的社会和国家，便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