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担负起唯一重要的责任。实际上，这正是他对自己或自己的生活所表现的坦白、单纯与诚实。它由三种方式表现出来：确实地认识他就如现在般的存在，不浓缩亦不夸张；欣然地担负行为与决定的结果，而不企图“逃避”或归咎于他人；确实了解自己的困难理应由自己解决，而不坚持别人或命运、时间将会为他解决。这并不意着欲排除接受帮忙，相反的，乃意指可获得所有可能得到的帮忙。如果他自己不努力于“建设性”的改变，则即使有着最有力的外来帮助亦将无所助益。
举例说明，这例子事实上乃是由许多相同个案的混合而成：有个已婚的男性花钱总是入不敷出，尽管他爸爸定期给他经济的援助。对于这点，他对自己及别人做了许多解释：这乃是他父亲的错，因为他没训练他如何处理金钱；这错误在于他父亲，因为他给他太少的津贴。依次地，这情形会继续发生，因为他将被迫需要更多的金钱：他需要钱，因为他太太并不节俭，或因为他的小孩需要玩具，而且又需缴税与付医药费──况且不是每个人都有权该偶而享享乐吗？
所有这些理由对分析者而言都是有直接关系的资料，他们显示了病人的要求与感到被虐待的＊性。对于病人，他们不只完全而且满意地说明了他左右为难的情况，且直接表明了他将他们当做魔杖以驱除他不管任何理由而挥霍金钱的此一确切事实。这种事实的陈述，这种直言无隐，对于那些陷于自负自责推拉中的心理症患者通常较不可能。当然这种后果必定会显现：他银行的账目必会透支，他将会破产。他暴怒地对待很有礼貌地告诉他很行账目实况的职员，而且对那些不借他钱的朋友发怒。当这种困境变得过于剧烈时，他会告诉他父亲或他朋友这种既成的事实，而稍带强迫性的要求他们援助他。他无法面对这简单的关键：困难是因为他毫无节制地花钱所造成的。他对未来做了许多决策，但这些决策都不会发生力量，因为他过于忙着为自己辩护而将责任归咎于他人，所以便无法依其计划而行。他所不了解的，是他无法清醒地认识他的问题乃是缺乏节制之故，这确实制造了了生活上的困难，结果仍应由他自己负责。
另一例子，可用以说明心理症患者如何固执地将自己的问题与行为所引起的后果置之度外：一个潜意识里确信他可免于一般因果效应的人，可能已察觉到他的自大与报复心，但他却毫不知道别人正愤恨着他的这种作为。如果别人亦学他这种作为来对待他，则他会觉得这是一种意外的攻击；他感到被虐待，而且通常很机敏地指出存在别人之中的心理症因素，因这种因素才使他们愤恨他的行为。他轻率而不顾别人所提出的一切证据，他认为这只是那些试图找寻藉口以逃避他们自己罪行与责任的人之反击而已。
这些说明，虽然很典型，但并未囊括所有为逃避自己的责任所设的方式。这些方式，在我们以前讨论到为反抗自恨的猛攻所做的保全面子的诡计及保护法时，大部分都已谈过了。我们已经晓得心理症患者是如何地将责任推托到自己以外的任何人或任何事物上，也知道他如何使自己变成是个反观自己的超然观察者，他如何巧妙地区分他自己与他的心理症。结果他的真我渐渐变得更微弱或更疏远。譬如，要是他否认潜意识的力量也是他整个人格的一部分，则这些力量将会变为一种胜过他的机智且足以威吓他的神秘力量。若因经由此种规避而使得他与真我的接触变得愈加微弱时，则他愈会成为他潜意识力量的无助牺牲者，而且他愈会有更多的理由畏惧它们（潜意识力量）。另一方面，他为了对他自己的一切情结负责而采取的种种步骤使他变得更为强壮了。
此外，“对自我负责”的畏缩使得病人更难于面对问题、克服问题。如果我们在一开始分析时即能处理这个主题，则分析所需的时间以及分析所遭遇的困难将会大大地减低。然而，只要病人当时依旧是他理想的影像，则他必无法怀疑自己的正直性；而且如果自责的压力较为显著，则他将会对自我负责的意见报以严厉恐惧而毫无助益的反应，我们也须紧记着，无法对自我负责只是脱离自我的一种表现，因此在病人尚未得到某些自己的感觉或是“对他自己”的感觉之前，想要解决此一问题，势必会是徒劳无功的。
最后，当真我被“置之度外”或被放逐时，一个人的统合力也将处于低潮之中（衰退）；正常人格的统合性乃是“成为自我”的结果，而且只能据此以得（统一性）。如果我们自己拥有自发的情感，且足以自做决定并为决定负责，那我们在坚固的根基上就会具有统一的感觉；有位诗人以发现她的自我时的喜悦音调发而为诗：
此际一切融合，应于一处
由愿望至行为，语言到沉默
我的工作、爱情、时间、脸庞
聚为一种剧烈的姿态
宛若成长的花旦
通常我们将缺乏自发的统一性视为是心理症冲突的直接结果，这仍算得上是真确的，但我们并不十分了解“人格解体力”的影响，除非我们考虑它所造成的恶性循环。如果因为许多因素而丧失我们自己，那我们将会失去那种可用来解决内在冲突的稳固地基。当我们置身于冲突的掌握中，而成为那种“人格解体力”的无助牺牲者时，我们必会抓住任何足以解决他们的工具。这就是我们所称谓“为求解决”之心理症企图──就此有利的观点而言，心理症乃是这种企图的一连串表现。然而，在这些企图中，我们更加速地失却了自我，而且冲突所产生的“人格解体力”的震击力也更加快速地成长了，因此我们需凭人为的方法以期使自己的人格获得统合。应该、自负的工具与自恨的工具产生了一种新作用：用以保护我们免于纷乱；他们用铁拳来统治一个人，宛若政治暴行似的；他们制定且维持某种特定的表面规则，经由意志力与推理的严厉控制，企图将人格的解离部分重新组合。在下一章里，我们将与其他用来解除内在紧张的方法一块讨论。
这些障碍对于病人生活的一般重要性相当明显，因为他并非自己生活中的积极决定因素。所以无论他如何被强迫性的刚性所压制，他都会产生一种“无常”的深切感觉。他毫不感觉他自己的情感正使他变得丧不堪，虽然表面上他是如何的快活。他之无法对自我负责剥夺了他真正的内在独立性。此外，真我之静止对于心理症的过程具有重大的影响，从脱离自我所造成的“恶性循环”变得严为清楚的这种事实就可领略到。就心理症过程的结果本身而言，它乃是未来心理症过程发展的原因。因为愈脱离自我，则心理症患者就愈会变成自负系统阴谋下的无助牺牲者。而他那种用以抵抗脱离自我的“生活力”也愈来愈减弱了。
不管精力活跃的泉源是否会枯竭或永远停滞，严重的怀疑在某些情况下仍会发生，在我的经验中，怀疑乃是延缓判断此一智慧中较为重要的一部分，只要分析者有足够的耐性与技巧，则真我常会从放逐中回来或“回到生活”上，这是常见的。譬如，虽然他的精力无法应用于他的个人生活里，但如果这种精力可应用于谋求别人利益的建设性努力上，则这便会是个很有希望的表示。不用说，一般健全的（具有良好的人格的统合性）人能够而且都具备了这种努力。但此处那些引起我们注意的人，在花费无限的精力于他人身上。与面对他们自己的生活却缺乏建设性的兴趣或关怀之间，呈现着极显著的矛盾。即使是当他们置身于分析中，他们的亲戚、朋友或学生通常可以从他们的分析中，获得远比从他们本身所获得的利益还多。不过，就如治疗者一样，我们必须抓住一项事实：他们对于成长的兴趣是活跃的，尽管它以僵硬的方式表现出来（外移作用）。然而，却不易使他们的兴趣返回到自己身上，不只在他们自身存有足以破坏建设性的转变此种不可克服的力量，而且他们自身也不太热切考虑此种转变，因为他们所努力的外在方向产生了一种平衡，给予了他们一种产生价值的感觉。
当我们将真我与弗洛伊德“自我”的观念互相比较时，真我的角色会变得更为显著。虽然开始的前提不同，进行的途径也不同，但却似乎仍是殊途同归的，我也与弗洛伊德一样得到了相同的结论。认为“自我”是柔弱的。不过，在理论上彼此仍有明显的差异。就弗洛伊德而言，“自我”就像个雇工，会做事但却无发动权与执行力；就我而言，真我乃是情感力量、建设性的精力、引导的与法制的权力之泉源。然而，我们同样承认真我具有这些潜能，以及这些潜能也可在常人岙上发生。如此说来，对于心理症而言，我的立场与弗洛伊德的立场究竟有何巨大的差异呢？不论自我一方面被心理症的过程所削弱或麻痹或是“从心目中的被驱除”，或就另一方面而言“自我”天生就是非建设性的力量，这两方面就临床的目的来说，不是有着不同之处吗？
当我们注意到大部分分析的起始期时，及我们必须肯定地回答这一问题时，真我几乎不会明显地发生作用。我们可以发现某些真实可靠的情感与信仰的可能性。我们可以臆测病人为发展他自己的驱力，除了更明显的大元素外，还包含了真正的元素，还超过他追求智慧的需求；他对于有关他自己的实况也甚表关心，诸如此类等等都是──但这仍只是一种猜测而已。
然而在分析的过程中，这种景像却发生了极端的改变；当自负系统不够坚决时，尚未自主地采取准备自卫的病人会变得对有关他自己的实情甚表关心，他在下列所描述的意义里开始对他自己负责：做决定、感觉到他的情感、发展他自己的信仰。所有这些作用，就如我们所已经了解的，已经被自负系统所接管、而逐渐重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