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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期望的阻碍作用相当明显。不管病人是期待分析者，或是他自己能利用魔力以获得所想要的结果，他自己那种振奋工作所需的精力动机必已遭受到损伤了，分析也因而变为是种相当神秘而难解的过程。不消说，合理化的解释是无效的，因为它们根本就未触及内在的需要──这些决定了隐藏在“解释”背后的“应该”与要求。只要这些倾向产生话，病人是很希望能接受短期治疗的。但病人会过于忽略了这些治疗结果的发表只是有关症状的改变而已，他们会深深地迷惑着，误以为达到正常与完美乃是一蹴可即的。
这些阻碍力在分析工作中所表现的形式变化多端，虽然为了能迅速了解病情，认识这些形式对分析者而言乃是必备的，但我将只提到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同时我不打算把所有的力量都用以讨论他们，因为此地我们的兴趣并非在于分析的技巧，而是应该要了解治疗过程中的要素为何。
病人或许会变为喜好争吵、爱好讽刺、太具攻击心；表面上他可能很有礼貌地装出顺从的样子，而以此作为遮身的屏障；他可能表现得回避而令人无法捉摸，抛开主题，或忘掉主题；他可能马马虎虎，不假思索地谈论主题，仿佛此一主题根本与他自己毫不相干似的；他可能会发出自恨或自卑的咒语，藉此提醒分析者别再继续进行下去了──等等。所有这些困难在直接分析病人的问题时可以会发生，或者也可能会发生于分析者与病人的关系上。跟其他的人性关系相较，“分析的关系”在某方面对病人而言，乃是较为简易的。分析者对他的反应态度变化较少，因为他专心在理解病人的问题。但也有人认为此种关系较为困难，因为病人的冲突与焦虑会因之油然而生。不过它仍是一种人性关系，同时病人与别人之间所发生的困难，在分析的关系中也会发生作用。在此只提出一些显著的情形：他之强迫性地需要胜利、情爱或自由，大大地决定了关系的进展，而且使他对指导、拒绝或强制变得过敏。因为他的自负在进行的过程里势必要因此而受损害，所以他极易感到受屈辱。由于他的期望与要求，在分析中他常会觉得被挫折以及被虐待或被辱骂了；当分析者引发他自责与自卑的感受时，他会觉得宛若被控告及被轻视似的；或者，如果他正处于自毁的激怒的震击之下，他很快就会转而辱骂或虐待分析者了。
最后，病人常会高估分析者的重要性，在他们的眼中，他不只是一个凭藉训练自知以帮助他们的人。不管他们如何地通达世故，私底下他们还是将他奉为是术士，他对喜恶具有超人的能力。他们的恐惧与期望结合而产生了这种态度。分析家具有伤害他们、压服他们的自负，唤起他们自卑的能力，但也具有神效的医疗能力；简言之，他是个术士，具有推他们下地狱及提他们上天堂的能力。
由许多观点来看，我们可以坚定这些防御的意义。当我们分析病人时，对于这些防卫在分析过程中所具有的阻碍力，我们的印象会特别来得深刻，他们让病人难以──有时不可能──反省自己，了解自己以及改变自己。另一方面──就像弗洛伊德所发觉而提到的“阻抗作用”──他们也是导向我们问题的指标。当我们渐渐了解病人所需保护或提高的主观价值，以及他所逃避的危险何在之后，我们就会知道一些发生于他们身上的重大力量了。
此外，虽然病人的“防卫”态度导致了治疗上的多重混乱，以及──直言之──分析家有时也希望此种防卫行为会减少，但分析过程中，具有此种防卫态度远比没有时更不具危险性。虽然分析者竭力避免做过早的解释，但因为他缺乏上帝的全能力量，所以他无法阻止这项事实的发生──有时病人会产生比他所能解决的更为恼人的因素。分析者自认为自己的谈论对于病人是毫无弊害的，但病人却会以焦虑不安的方式去解释它。或者，甚至于分析者并无此种谈论或说明，病人也曾经由联想与梦境，而展开那种令人惊讶但却丝毫无益的回想或展望。因此，不管防卫在效用上是多么地具阻碍性，他们（防卫）仍需有一些积极的因素──他们是直觉自卫过程的一种表现，系因自负系统所创造出的那种危险的内在情势所致。
在分析治疗中所引起的任何焦虑，通常对病人而言都是危险的，因为病人易于将它认为是不全或损伤的征兆。但偶而也会不是这样的。“焦虑”的重要性只能就出现的前后关连而予以评价，它只能是意味着，病人已比某时候他所能忍受的更能去面对他的冲突或自负；在那种情况下，他惯常用以缓和焦虑的方法通常可以帮他去应付它。似乎是原本敞开着的通路在此又再度关闭了，他无法从感受或体验中获益。另一方面，急切的焦虑也具有明显而积极的意义，因为它可能表示，现在病人已觉得有足够的力量，更能镇定地去冒险以面对他的问题。
精神分析治疗之路是种古老的方法，在人类历史上屡次地被提倡。就苏格拉底与印度哲学的观点而言，它乃是经由自知而获得再定向之道。它的新颖与特别处，主要在于获得自知的方法之不同，而这都要归功于弗洛伊德的才华。分析家帮助病人了解所有作用于他身上的力量，阻碍性的或建设性的；他帮助他对抗前者而引动后者。虽然阻碍力的破坏作用与建设力的诱导作用都是同样发生的，但我们将分别讨论他们。
当我对本书所提的各主题作一连串的讲演时，有一次在我讲完第九次讲演而将谈及治疗之时，大家提出了问题，我的回答是：我所提过的一切都是有关治疗的。所有精神方面可能涉及到的知识，可以使每个人有机会找出自己的困难所在。此地我同样地要问，病人必须要知道什么才能铲除他的自负系统，以及除去由此所衍生的一切附带影响，我们可以简单地说，他必须晓得我在本书中所提到的每一件事：他对荣誉的探求，他的要求，他的冲突，他个人的特别解决法──以及所有这些因素在他的人性关系方面，与创作力方面所具有的影响为如何。
此外，病人不可只知道这个个别因素，而且也应该知道其间的关系与其相互间的作用。这方面最重要的，则是他应了解自恨乃是自负所不可脱离的伙伴，他不可能只具有其中一种，而缺乏了另一种。必须就整个人格构造来了解每一存在的单一因素，譬如，他必须了解他的“应该”乃因他自负的种类而定，“应该”之无法满足或达成，必会引发他的自责，于是这些自些自责依次地又说明了何以他需要保卫自己以免于遭受自责的猛攻。
了解所有的这些因素，并非指懂得这些因素的死知识，而是意指要澈底地去认识他们。马克慕雷说过：“专心于单一目标，而对相关的人漠不关心，这些都是“死知识”的特征，这通常称之为“客观性”或“对象性”，实际上它只是非人格的……。死知识终归是有关某事物的消息或知识，而不是去认识或了解那些事物。科学无法教你了解“你的”狗，而只能教你狗的一般性何在而已。你只能从它生病时，你照顾它、教它如何在屋子周围活动、以及跟它玩球之中，而了解它。当然，你可以运用科学所给你的有关狗的一般性，而更了解你的狗，但这已是另一件事了。科学所注重的是一般性，多少都是指一般事物的普遍特征，而不注重个别的或特别的事物。而任何真实的事物永远都必定会是个别的、特殊的。在某些奇特方面，对于事物的了解或认知，乃视我们个人对他们的兴趣而定。”【取自约翰·马克慕雷所著《理性与情感》】
此种对自我的认识，包含了两件事。第一、病人只大略了解他具有太多错误的自负，或他自己对于批评与失败过于敏感，或他有责备自己的倾向，或他具有许多冲突而已，但这仍是无所助益的。有价值的，乃在于他能了解这些因素在他身上发生作用的特殊方式，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在他个人（特别的）生活中──过去的与目前的──具体而详实地表现出来。譬如大体上知道“应该”，或甚至于知道“应该”在他身上发生作用的一般事实，对于病人而言乃是一种裨益的，这似乎是不证自明的，他必须澈底认出“应该”的特殊内容，使这些“应该”变为必需之特殊因素，以及“应该”对于他个人特殊生活所具有的特别影响。然而，强调“特别”与“特殊”乃是必需的，因为基于许多理由（他之脱离自我，他之需要掩饰不自觉的伪装），病人有变为迟疑混钝、或非人格的倾向。
此外，“认识他自己”不可只停留于“智慧上的认识”，虽然它可能会由此方式而开始，但后来必须变成一种情感的体验，其实这两项因素必会相混合，因为大体上没有人能够普遍地体验出“自负”；他只能从某一特定的事物中体会出他个人的自负。【在心理分析史上，最初，“智慧的认识”似乎是种有效的治疗剂。那时它意味着孩提时代记忆的涌现。由下面的预测可得知当时是如何地高估智慧的胜利：只要认识某些倾向的无理性即足以解决问题。后来，又转变而趋向另一极端：一项因素的情感体验变为最重要，而且在各方面都已受到注重。事实上此种论调的转变，乃是大部分分析的进步特征。每个人似乎都需独力再发现情感体验的重要性。】
于是他不只要考虑作用于他自己的力量，而且要感觉出这些力量，这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纯智慧的“了解”就字的严格意义而言，一点也不包含了解【根据韦伯斯特（Webster）的说法，“了解乃是变为真实之行为或过程”】──“觉察”、“实现”或“获得”的意思：纯智慧的了解对他而言尚未成为真实，它尚未变为他个人的所有物，它尚未在他身上定根。他特别用智慧所观照出来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