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上的红崖山水库、塔里木河干流上的大西海水库，形成了足以致河流死命的“血栓”。
面对一个个的人工湖，有谁想过，我国三北地区水库每年蒸发失水就达200多亿立方，这无情的挥霍与浪费，比这一地区缺水总量还多。
河道断流了，沿河的绿色走廊衰败了。河水不再潜入地下，而是潴积在地表，随着蒸腾的水汽大量发散到天空。
在“水利”的围堵下，河流越来越短，地下水资源得不到补充，各河流水系与地下含水层全面恶化。年复一年，下游干涸的河道死去，天然湖泊、沼泽湿地消失，荒漠化无情扩大。绿洲不断上移，甚至“爬上”了山前贫瘠的砾石滩。事实上，不断丧失的正是土壤和光热资源更好的下游家园。
多年以来，没有人对大型水库立项、建设施工，直至建成运行后的自然和生态环境影响，以及水利工程和水库废弃进行评估和长期跟踪监测。即使对工程的投入与产出，也未进行科学的经济评价。
当代水利工程，常常在西北荒漠展露出一种难堪的窘迫和反科学的性质。
为什么人和自然的关系，人与水资源、与河流的关系，上游与下游的关系，不是走向和谐而是日趋紧张？
在这种窘迫的背后，还有深层的决策疑问。
土地资源丰富，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一直把河西走廊定为全国“商品粮生产基地”，往各个绿洲大量移民，不断扩大垦荒面积，无尽的可耕地和麦子、棉花，足以吞噬掉所有河流的水量。至今，从武威、张掖、酒泉到敦煌，这种扩大灌区面积的工程并未停止。新华通讯社2005年10月9日发自兰州的专电《敦煌灌区建成之日，就是月牙泉干涸之时》，决非危言耸听。
中国是强调政府职能转变、重视宏观调控的国家。这什么这种转变难以到位，调控难以奏效？
职责、职权和利益有时是难以区分的。地表与地下，行政管理的划分显得如此可笑。河流等地表水，包括河道和河床管理属水利部门。城市用水属城建部门。而地下水资源属国土资源部门管理。水资源的最大用户是农业灌溉，水力发电又属电力企业。污染治理属环保部门，但污水处理厂又由城建部门管理……此外，还有行政区域的分割，河流的上下游纠纷。
荒漠化扩展，沙尘暴一次次袭来，大灾难逼迫和降临时，对于所有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谁能幸免呢？
不单单是河流与下游绿洲存亡的问题，不单单是家园的废弃和生态“难民”。应当看到，在西北，在河西走廊，种植面积的盲目扩张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一个转折点，越来越多的水利工程面临着一个折点。
历史是一面镜子。西北的平原水库也是一面镜子？
四、民勤绿洲的生死存亡之秋
在河西，有“金张掖”“银武威”之称。
养育“银武威”的是石羊河。石羊河古称谷水、马城河，发源于祁连山东段的冷水岭，由三条主要的支流汇合而成，因此也叫“三岔水”。地图上，石羊河的沿线，还能看到古长城蜿蜒的标志。
流经武威盆地的石羊河及其大湖，是古代河西走廊上最适宜居住和游牧的天然家园。乌孙、大月氏和匈奴人在这里策马巡游。
石羊河奔流了300多公里后，在其终点汇成一个上千平方公里的大湖泊，古称休屠泽，又称“野猪泽”，以野猪经常出没而得名。在石羊河的下游，休屠泽的南面，由于河水的滋润，形成了肥沃的湖滨三角洲，即现在的民勤。
民勤县像一个楔子，插在巴丹吉林与腾格里两大沙漠之间。
1924年，受聘于中央地质调查所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民勤县（当时叫镇番县）城西15公里的沙井村，发现了三处古代村落等遗址，这就是闻名考古学界的青铜时期晚期的“沙井文化”。
《水经注》说：“届此水流两分，一水北入休屠泽，俗谓之西海；一水又东迳百五十里，入猪野，世谓之东海。通谓之都野。”可见当时这个湖泊分裂为两个相连的大湖。野猪不是羊或骆驼，是森林动物，野猪出没之处一定有大片森林灌木，生态环境优越。
从地质构造来说，休屠泽和民勤绿洲有些像“放大”了的敦煌鸣沙山与月牙泉。这里属于阿拉善台地的凹陷区，其西部是龙首山（主峰海拔3616米）和北大山（主峰海拔1947米），北部是雅布赖山）主峰海拔2006米），东部是腾格里沙漠。早在白垩纪到三纪，这里已成为内陆湖盆。近二百万年来的第四纪，周围不断隆起，湖盆持续下沉，地势越来越低洼。由于地形关系，石羊河和金川河最后在这里汇聚，形成巨大的湖泊，水面东西长数百公里。当时，狼跑泉山是湖中的岛屿，来伏山，苏武山都是湖滨的半岛——后者因传说苏武在此牧羊而得名。石羊河、休屠水系、城市与塞堡等，《汉书·地理志》、《甘肃通志》等典籍上都有详细的记载。
历史的大戏一再在这里上演。
公元前121年，汉武帝驱逐匈奴，占领了石羊河流域，派兵屯垦，并设立了武威郡，为河西四郡之一。
武威郡下辖10个县。其中休屠县、武威县、宣威县，均在石羊河的下游。当时武威郡的治所在民勤县东北。这里是屯垦的重点地区，在东北西三面还修建了寨墙防卫。自汉代，历经魏、晋、南北朝，石羊河下游的农业耕种始终没有间断。
农耕与游牧相比，开荒种地引水灌溉，对林草等植被造成破坏要大得多。
春种秋收，完好的灌溉渠系，还是能够维系土地和土壤活力。如果战争或管理不善等原因，渠道壅塞破坏，耕地废弃荒芜，就会很快沙化。
因石羊河民勤附近的水面广，湿地多，水系发达。历史上的主要屯垦区域多在这一带“流动”。一片地方弃耕后，再找一片地方开垦。初唐屯垦中心是石羊河下游的武威县。但后来受风沙侵害，移至中游地区的一个戍堡明威戍，这里即汉代宣威县，唐代在武威县之东设立白亭军城，作为屯兵之处。白亭军因临近白亭海而得名。白亭海是原来东海的一部分，湖水洁白，景致极佳。唐代的“军”，相当于现在的师团级建制，有上千号兵士、家属及后勤人员。当时凉州还有赤水军、大水等军事单位。相当于连排驻军“守捉”、“戍”等就更多了。
这样过了几百年，至元代时，汉、唐时代的主要垦区均因沙化而废弃，垦区就移至石羊河的下游地区——因为湖水面积缩小，不断有大片肥沃的湖底出露，成为可以耕种的良田。清代与现代石羊河下游的农业耕种，基本上仍沿用元代垦区。
武威是西域文明的滥觞之地。
听一听北魏诗人温子升的《凉州乐歌》：
远游武威郡，遥望姑臧城。
车马相交错，歌吹日纵横。
这里车马辐凑，行人来来往往，到处都是歌舞与鼓乐吹奏，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唐代武威更是空前繁荣，凉州“人烟扑地桑拓稠”。王翰的《凉州词》：以急促的琵琶弹奏，和“葡萄美酒夜光杯”的绝妙组合，传唱千年不衰。
汉、唐、西夏至元、明，战争与和平，农耕与游牧，天灾与人祸，武威和民勤绿洲的“发展”不断受到各种挑战，文明在间断中交替、延续。“银武威”在2000多年里多次被迫“游移”，但石羊河依然流淌，湖面也只是时大时小而已。
100多年前，随着农业用水的增加，往昔的大湖，被称为东海与西海的大湖，终于分裂成诸多较小的湖泊与湿地：鱼海子（白亭海）、青土湖、柳林湖、鸭儿湖、马营湖、头道湖……，还有许多沼泽湿地。原先注入休屠泽的大西河（金川河），因灌区扩大，来水减少，脱离了石羊河水系，在其尾闾形成了新的湖泊昌凝湖，即今天的昌宁湖。但当时民勤地区还依然水量丰富，如青土湖的水面仍有上百平方公里。
上个世纪50年代，石羊河年来水量还有5。4亿立方米，约占石羊河年经济量的三分之一，可以维系诸多的湖泊与湿地。
湖水退去后，湖盆的土壤肥沃，宜于耕种。于是农民们携家带口不断来到这里垦荒耕种，民勤绿洲的人口迅速增加，成为有几十万人口的农业大县。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风沙开始增多，民勤人防沙治沙、岁岁植树增绿，在风沙线上建起长达300多公里的防护林带。压麦草，植梭梭，他们在与风沙斗争总结出来的经验在全国广为传播。
石羊河上下游用水之争，最早记载是康熙61年（1722年）的洪水河案，其后又有羊下坝案、白塔河案等。但这些矛盾与纠纷都是局部的，规模也不大。进入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石羊河全流域的水资源矛盾激化开始凸显。
共产党员县长李玉新，就在这时走上了历史舞台。他冒死为民请命，制造了震惊一时的“炸坝事件”。
李玉新是民勤六坝人，50年代末担任民勤县长，一直保持着共产党人优秀的品质，他亲政爱民，艰苦朴素，作风雷厉风行，为官清廉正直，疾恶如仇、敢说敢做。大跃进时代，到处红旗招展，浮夸风盛行。民勤农民在上级号召下也纷纷踊跃上交公粮。李玉新常跑农村，了解民勤各地庄稼长势和实际收成。对一些地方超额交公粮，他不但不鼓励，反加以阻止。人们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一次李县长竟站在民勤的桥上，拦住新河公社插着红旗的交公粮车队。大声斥责交粮的干部群众：“你们都不想活了，把粮交了，明年喝西北风啊！”硬把交公粮的车队截了回去。一年后饥荒降临，新河公社是民勤饿死人最少的地方之一。
李玉新对石羊河上游大修水库一开始就存有疑虑，上游把水层层拦截，下游还有水吗。1962年，河西大旱，民勤县灾情严重，千里赤地。石羊河上游一些农民还在水源地开荒，水源涵养林大量被砍伐。修筑的许多水库坝没有配套工程，水都被白白浪费掉了。而此时，有用水优先地利的上游地区，却护着水渠不给民勤放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