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一生象作着个细巧的，明白而又有点胡涂的梦。妇女们极讲规矩。是呀，看 看大姐吧！她在长辈面前，一站就是几个钟头，而且笑容始终不懈地摆在脸上。同时， 她要眼观四路，看着每个茶碗，随时补充热茶；看着水烟袋与旱烟袋，及时地过去装烟， 吹火纸捻儿。她的双手递送烟袋的姿态够多么美丽得体，她的嘴唇微动，一下儿便把火 纸吹燃，有多么轻巧美观。这些，都得到老太太们（不包括她的婆婆）的赞叹，而谁也没注意她的腿经常浮肿着。在长辈面前，她不敢多说话，又不能老在那儿呆若木鸡地侍 立。她须精心选择最简单而恰当的字眼，在最合适的间隙，象舞台上的锣鼓点儿似的那 么准确，说那么一两小句，使老太太们高兴，从而谈得更加活跃。
这种生活艺术在家里得到经常的实践，以备特别加工，拿到较大的场合里去。亲友 家给小孩办三天、满月，给男女作四十或五十整寿，都是这种艺术的表演竞赛大会。至 于婚丧大典，那就更须表演的特别精采，连笑声的高低，与请安的深浅，都要恰到好处， 有板眼，有分寸。姑母和大姐的婆婆若在这种场合相遇，她们就必须出奇制胜，各显其 能，用各种笔法，旁敲侧击，打败对手，传为美谈。办理婚丧大事的主妇也必须眼观六 路、耳听八方，随时随地使这种可能产生严重后果的耍弄与讽刺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同时，她还要委托几位负有重望的妇女，帮助她安排宾客们的席次，与入席的先后次序。 安排得稍欠妥当，就有闹得天翻地覆的危险。她们必须知道谁是二姥姥的姑舅妹妹的干 儿子的表姐，好来与谁的小姨子的公公的盟兄弟的寡嫂，作极细致的分析比较，使她们 的席位各得其所，心服口服，吃个痛快。经过这样的研究，而两位客人是半斤八两，不 差一厘，可怎么办呢？要不怎么，不但必须记住亲友们的生年月日，而且要记得落草儿 的时辰呢！这样分量完全相同的客人，也许还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呀！可是二嫂恰好比 六嫂早生了一点钟，这就解决了问题。当然，六嫂虽晚生了六十分钟，而丈夫是三品顶 戴，比二嫂的丈夫高着两品，这就又须从长研究，另作安排了。是的，我大姐虽然不识 一个字，她可是一本活书，记得所有的亲友的生辰八字儿。不管她的婆婆要怎样惑乱人 心，我可的确知道我是戊戌年腊月二十三日酉时生的，毫不动摇，因为有大姐给我作证！
这些婚丧大典既是那么重要，亲友家办事而我们缺礼，便是大逆不道。母亲没法把 送礼这笔支出打在预算中，谁知道谁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生呢？不幸而赶上一个月里 发生好几件红白事，母亲的财政表格上便有了赤字。她不能为减少赤字，而不给姑姑老 姨儿们去拜寿，不给胯骨上的亲戚①吊丧或贺喜。不去给亲友们行礼等于自绝于亲友， 没脸再活下去，死了也欠光荣。而且，礼到人不到还不行啊。这就须于送礼而外，还得 整理鞋袜，添换头绳与绢花，甚至得作非作不可的新衣裳。这又是一笔钱。去吊祭或贺 喜的时候，路近呢自然可以勉强走了去，若是路远呢，难道不得雇辆骡车么？在那文明 的年月，北京的道路一致是灰沙三尺，恰似香炉。好嘛，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而在香炉 里走十里八里，到了亲友家已变成了土鬼，岂不是大笑话么？骡车可是不能白坐，这又 是个问题！去行人情，岂能光拿着礼金礼品，而腰中空空如也呢。假若人家主张凑凑十 胡什么的，难道可以严词拒绝么？再说，见了晚一辈或两辈的孙子们，不得给二百钱吗？ 是呀，办婚丧大事的人往往倾家荡产，难道亲友不应当舍命陪君子么？
母亲最怕的是亲友家娶媳妇或聘姑娘而来约请她作娶亲太太或送亲太太。这是一种 很大的荣誉：不但寡妇没有这个资格，就是属虎的或行为有什么不检之处的“全口人” ①也没有资格。只有堂堂正正，一步一个脚印的妇人才能负此重任。人家来约请，母亲 没法儿拒绝。谁肯把荣誉往外推呢？可是，去作娶亲太太或送亲太太不但必须坐骡车， 而且平日既无女仆，就要雇个临时的、富有经验的、干净利落的老妈子。有人搀着上车 下车、出来进去，才象个娶亲太太或送亲太太呀！至于服装首饰呢，用不着说，必须格 外出色，才能压得住台。母亲最恨向别人借东西，可是她又绝对没有去置办几十两银子 一件的大缎子、绣边儿的氅衣，和真金的扁方、耳环，大小头簪。她只好向姑母开口。 姑母有成龙配套的衣裳与首饰，可就是不愿出借！姑母在居孀之后，固然没有作娶亲或 送亲太太的资格，就是在我姑父活着的时候，她也很不易得到这种荣誉。是呀，姑父到 底是唱戏的不是，既没有弄清楚，谁能够冒冒失失地来邀请姑母出头露面呢？大家既不 信任姑母，姑母也就不肯往外借东西，作为报复。
于是，我父亲就须亲自出马，向姑母开口。亲姐弟之间，什么话都可以说。大概父 亲必是完全肯定了“唱戏的并不下贱”，姑母才把带有樟脑味儿的衣服，和式样早已过 了时而分量相当重的首饰拿出来。
这些非应酬不可的应酬，提高了母亲在亲友眼中的地位。大家都夸她会把钱花在刀 刃儿上。可也正是这个刀刃儿使母亲关到钱粮发愁，关不下来更发愁。是呀，在我降生 的前后，我们的铁杆儿庄稼虽然依然存在，可是逐渐有点歉收了，分量不足，成色不高。 赊欠已成了一种制度。卖烧饼的、卖炭的、倒水的都在我们的，和许多人家的门垛子上 画上白道道，五道儿一组，颇象鸡爪子。我们先吃先用，钱粮到手，按照鸡爪子多少还钱。母亲是会过日子的人，她只许卖烧饼的、卖炭的、倒水的在我们门外画白道道，而 绝对不许和卖酥糖的，卖糖葫芦的等等发生鸡爪子关系。姑母白吃我们的水，随便拿我 们的炭，而根本不吃烧饼——她的红漆盒子里老储存着“大八件”一级的点心。因此， 每逢她看见门垛子上的鸡爪图案，就对门神爷眨眨眼，表明她对这些图案不负责任！我 大姐婆家门外，这种图案最为丰富。除了我大姐没有随便赊东西的权利，其余的人是凡能赊者必赊之。大姐夫说的好：反正钱粮下来就还钱，一点不丢人！
在门外的小贩而外，母亲只和油盐店、粮店，发生赊账的关系。我们不懂吃饭馆， 我们与较大的铺户，如绸缎庄、首饰楼，同仁堂老药铺等等都没有什么贸易关系。我们 每月必须请几束高香，买一些茶叶末儿，香烛店与茶庄都讲现钱交易；概不赊欠。
虽然我们的赊账范围并不很大，可是这已足逐渐形成寅吃卯粮的传统。这就是说： 领到饷银，便去还债。还了债，所余无几，就再去赊。假若出了意外的开销，象获得作 娶亲太太之类的荣誉，得了孙子或外孙子，还债的能力当然就减少，而亏空便越来越大。 因此，即使关下银子来，母亲也不能有喜无忧。
姑母经常出门：去玩牌、逛护国寺、串亲戚、到招待女宾的曲艺与戏曲票房去听清 唱或彩排，非常活跃。她若是去赌钱，母亲便须等到半夜。若是忽然下了雨或雪，她和 二姐还得拿着雨伞去接。母亲认为把大姑子伺候舒服了，不论自己吃多大的苦，也比把 大姑子招翻了强的多。姑母闹起脾气来是变化万端，神鬼难测的。假若她本是因嫌茶凉 而闹起来，闹着闹着就也许成为茶烫坏她的舌头，而且把我们的全家，包括着大黄狗， 都牵扯在内，都有意要烫她的嘴，使她没法儿吃东西，饿死！这个蓄意谋杀的案件至少 要闹三四天！
与姑母相反，母亲除了去参加婚丧大典，不大出门。她喜爱有条有理地在家里干活儿。她能洗能作，还会给孩子剃头，给小媳妇们铰脸——用丝线轻轻地勒去脸上的细毛儿，为是化装后，脸上显着特别光润。可是，赶巧了，父亲正去值班，而衙门放银子， 母亲就须亲自去领取。我家离衙门并不很远，母亲可还是显出紧张，好象要到海南岛去 似的。领了银子（越来分两越小），她就手儿在街上兑换了现钱。那时候，山西人开的 烟铺、回教人开的蜡烛店，和银号钱庄一样，也兑换银两。母亲是不喜欢算计一两文钱 的人，但是这点银子关系着家中的“一月大计”，所以她也既腼腆又坚决地多问几家， 希望多换几百钱。有时候，在她问了两家之后，恰好银盘儿落了，她饶白跑了腿，还少 换了几百钱。
拿着现钱回到家，她开始发愁。二姐赶紧给她倒上一碗茶——用小沙壶沏的茶叶末儿，老放在炉口旁边保暖，茶汁很浓，有时候也有点香味。二姐可不敢说话，怕搅乱了 母亲的思路。她轻轻地出去，到门外去数墙垛上的鸡爪图案，详细地记住，以备作母亲 制造预算的参考材料。母亲喝了茶，脱了刚才上街穿的袍罩，盘腿坐在炕上。她抓些铜 钱当算盘用，大点儿的代表一吊，小点的代表一百。她先核计该还多少债，口中念念有 词，手里掂动着几个铜钱，而后摆在左方。左方摆好，一看右方（过日子的钱）太少， 就又轻轻地从左方撤下几个钱，心想：对油盐店多说几句好话，也许可以少还几个。想 着想着，她的手心上就出了汗，很快地又把撤下的钱补还原位。不，她不喜欢低三下四 地向债主求情；还！还清！剩多剩少，就是一个不剩，也比叫掌柜的或大徒弟高声申斥 好的多。是呀，在太平天国、英法联军、甲午海战等等风波之后，不但高鼻子的洋人越 来越狂妄，看不起皇帝与旗兵，连油盐店的山东人和钱铺的出西人也对旗籍主顾们越来越不客气了。他们竟敢瞪着包子大的眼睛挖苦、笑骂吃了东西不还钱的旗人，而且威胁 从此不再记账，连块冻豆腐都须现钱交易！母亲虽然不知道国事与天下事，可是深刻地 了解这种变化。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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