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台湾，根据各军种的人力需求、入伍时间不同，按照梯次划分，每一梯之间通常隔半个月到一个月。简称T。
1999
第一次到大陆
1999年，升大学三年级的暑假，我第一次踏上大陆的土地。
起因是认识了在美国某大学的郑教授，刚好他要带一批美国学生到北京大学做参访，问我要不要一起去。我心想，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决定跟着去了。
那一天，从澳门转机后一路往北，我看到了过去只有在课本上及电视上才看得到的大陆土地，飞过了长江黄河，那种心情真是激动得无法表达。
飞机顺利地降落在北京机场，当时还是20世纪80年代建的那栋旧机场。停妥后，空桥接上，机门打开。因为我坐在最前面，当机门打开的那一刹那，外面地勤人员浓厚的京腔对话顿时传到耳朵里，虽然他们讲的我都听得懂，可又跟我们说的不同，平常只能在电视上看到听到的，现在突然亲眼所见并亲耳所闻。那时候他们讲的几句话我已经忘了，但那种震撼与冲击却一直忘不了。
北京旧机场从航站到海关间的通道有个瓷砖壁贴让人印象深刻。到了海关闸口前：“咦？怎么没人？”旁边一位大叔说是在换岗，要等会儿。过了大概5分钟，工作人员拿着钢杯各自上岗。终于开始进关。
我带着稍微忐忑不安和有点儿怕被刁难的心情走了过去。毕竟，过去听得太多，但又几乎是陌生的。
“台湾同胞啊！呵呵呵……”海关大叔看了看台胞证，然后还给我，我心里才轻松下来。现在看来，这么平常的一件事，那时候居然那么紧张。
驱车前往北京大学，一路上也挺震撼。天啊！北京的路居然那么宽而且直，高楼大厦居然那么多（走的是机场高速接北三环，当时四环还没完全建好），跟我以前的印象完全不同。我的妈呀！自行车还真多！种种的惊叹，简直就是文化冲击，就像没见过世面的老土。车子最后从旧的北大东门进去，穿过校园，最后到达招待所住下。
先来说说我对那时候北大的印象好了。第一印象就是大，完全符合我对大学的印象：有湖，有森林小径，而且因为大，所以可以骑脚踏车载女孩呢！这是我多么羡慕的大学生活呀！哪像我读的学校，骑车从前门进，一不小心就发现到后门了；而且，校内到处都有烧烤摊和餐厅，简直就是一团糟，但生活很方便。北大南墙那时还都是店铺，早期有名的飞宇网吧在那时只有一小间阴暗的店面而已，没想到后来生意越来越大。而东门外，则是旧胡同区。
那几天大部分时间都在上课，不过我自己买了一辆自行车到处乱逛，把校园的大道小径都摸熟了，又骑到隔壁的清华大学去玩。那时候就深深感到两所学校的风格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北大总是一些弯弯曲曲的小径，而清华可能有讲求实证的理工科精神，所以校园里的马路也都是方方正正的。再远一点儿就是五道口，那时候有“火爆五道口”之说，晚上都是大排档，乱成一团，但很热闹。反正，我在这一带玩了一个礼拜。
当初说要买书，朋友们说可以到南门商店墙的“风入松”书店及走出东门的“万圣”书店买。两间我都去过了，尤其是万圣书店，隐藏在出东门后的那条破烂的成府路之中，一走进去，小小的店面四面墙都摆满书，中间有桌椅供人坐下，真是慢慢挑人文类书籍的好地方。
离开万圣书店要回东门，眼尖地发现旁边咖啡馆里沿窗坐了个大美女，心花怒放之下也走了进去，正准备搭讪，没想到她就离开了，留下我懊悔的泪水。这家咖啡店就是最早的雕刻时光咖啡馆，我也因此认识了老板庄仔。后来几年，这条巷的怪店越开越多，也吸引了不少附近学校的怪人异士聚集，整条小路却又充满了浓浓的人文气息。
在1999年到2001年的暑假，我几乎每年都会去一次北京，但第一次到大陆的经历，我一直都忘不了。当初随口的答应，居然改变了我后来的人生。
金援科索沃
过去几十年来，台湾当局在欧洲的“邦交国”也只有教廷一个，所以与马其顿的“建交”，具有相当的象征意义。结果李登辉一爽，马上开口说要捐3亿美元作为科索沃战后复兴之用，这一说，果然震惊四方，隔天就登上世界各大报的重要新闻头条。
3亿美元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但以当时巴尔干半岛的情势，以及各方交错的势力，这是说捐就捐得成的吗？所以，一开始这件事就让北约及欧洲国家很不爽了，因为这一举动无疑又是为巴尔干半岛增加更多不确定的因素。另一方面，在台湾内部，抗议的声浪也四处响起，觉得那么一大笔数目，在台湾还有许多人需要的情况之下，居然就这样撒了出去。再加上过去当局一直给人“金钱外交”的印象，所以一听到又要捐钱，就有先入为主的不良印象，反对声浪不断。
跟马其顿“建交”后，台湾浩浩荡荡派了各种代表团及医疗团去参与援助，甚至还有传言说台湾应该把研发的新武器拿去那里作实战测试之用。马其顿在那个时候刚脱离南斯拉夫不久，内外问题也很多，不仅有北方科索沃难民的问题，东北方保加利亚也对马其顿虎视眈眈。而它又跟南方的希腊，在民族及历史问题上吵得不可开交而交恶，唯一较友善的，是西边的阿尔巴尼亚。所以，当局当初本来就有意以马其顿为滩头堡，继续寻求建立与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
不过，这个“建交”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会没好下场。首先，这是“秘密外交”，是总理决定的而总统不知情，虽然外交权是在总理手上，但此举也造成他们的政治风暴。再来，马其顿大选后，台湾压宝的政党又选输了，换了一个有不同外交倾向的政党上来。所以，很自然的，与马其顿的“外交关系”在两年后就结束了。
后来“断交”时，已经是陈水扁当局了。当时的“外交部长”讲过一句名言：“这次我们还是赢了，因为是我们主动跟他们‘断交’，不是我们被他们‘断交’。”据说，他说完这句话后大家笑成一团，但是也道出台湾的“外交”困境及尴尬。
“9·21”大地震
九月的天气还是很燥热，尤其不知道为什么，20号这一天似乎特别的热，而我家一贯都是习惯晚睡，所以，那天我上网上到凌晨一点多才下线睡觉，而妈妈还在客厅里看书。
就在半梦半醒之间，觉得背脊传来如地底深处有股震动上冲的感觉，然后一阵摇晃，感到像是地震，等会儿就停了。没想到摇了两三秒，突然变得剧烈起来，天摇地动，我立马被吓醒：大地震啦！身子从床上一翻，毫无多余动作，翻到旁边书桌底下躲着大叫，这时候才知道原来我身手那么敏捷。而妈妈则在客厅里尖叫着大喊上帝。楼下排班计程车也在大叫，而车子的警报器也被震响，只有爸爸还在睡觉，早上才知道有大地震。
结果半夜这一震，全部都停电了，赶快打电话给亲友却又总是占线。而整夜又余震不断，许多人全家扶老携幼都逃到马路上或车上。因为完全停电，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只好翻出好久没用的收音机来了解情况，传来台北市的东星大楼倒塌发生大火的消息，但不知道其他地方如何。但这就已经知道了整个地震非同小可，就这样度过了惊恐的一夜。
在台湾，地震是常有的事，大家也都习惯了。我一直以来好像都没有什么怕的事，但最怕的就是地震，一点儿小小的地震我都会很紧张。我觉得地震是最可怕的，不是它的大小，而是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不会突然变大。而9月21日凌晨的这场地震正是这样，台湾已经有好几十年没有如此强烈的地震了，吓得民众人心惶惶。那一阵子，只要一躺下，似乎都感觉一直在摇。
早上还是没电，继续听收音机，原来震中在南投，是7。3级的地震。不只是南投，就连台北县市也有严重灾情，新闻宣布全台湾已经停止上班上课了。早上本应是繁忙的上班时间，但外面却异常安静，难得传来车声。空气中似乎只有收音机的声音，每隔一段时间又传来失踪及死亡人数不断攀高的新闻，让我听了又急又想哭。
偶尔，来个电，就赶快跑去开电视看新闻，发现南投地区的联外道路已经全部中断，只有军方直升机已经飞入，其他记者或运补什么的，只能在外头待命。但很快地，电又停了。
我那时在医院担任志愿者，在病房组服务一年多了，那天下午依然如往常到了医院，才发现整个医院除了必要设施外，其他电也全部停掉。许多病人都吓坏了，我那一天也就在医院里不断地安慰他们。尤其有位从南投来台北就医的病人，一直打电话回家都不通，焦急地直骂人，我也只能不断地替他拨电话，默默忍受着他的臭骂。
到了晚上，因为没电视看，又不用上班，所以大家都跑到路上闲逛，到处谈论的都是这件事。跑去看电影，电影也放一半就停电。那一天，大家都不知所措，一片茫然。
很快知道些情况了，各国的救难队也在第一时间到达台湾，并赶往各灾区现场展开救援。从电视上看到各地的惨况，忍不住流出泪来。
第二天到了学校，也是气氛凝重。有好几个同学没来，原来是他们家在灾区，赶回家去了。也有几个同学，住在灾区，仗着开学头一个礼拜不想来学校，没想到发生大地震，想出也出不来。后来听那些同学说，他们当时回家，换了好多趟车，费尽周折才到原本交通方便的市镇上。还有同学说，他们那里一整座山就这样凭空消失，整个地貌完全改观，整个村庄就这样瞬间被埋得看不见。这几年也一直有新闻，震中附近山区常会挖到一些骸骨，大概就是当初地震时失踪的人口。
“9·21”地震后，官方的重建及后续措施反而不如民间团体有效积极，或许可以说，若没有这些民间团体有效率的组织及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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