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来。 革命再次证明了俄罗斯命运的痛苦。 它的不幸不在于它是提前的，而在于它是迟到的。 俄国革命是战争的产物，由此决定了它的性质。 在革命中存在的不幸的事件，都是在战争中已经发生过的。 在俄罗斯，整个世纪都在准备革命，用各种类型的革命运动作准备。不过、直接的革命却是没有准备好的。 君主专制制度与其说是被推翻的，不如说是自行瓦解和自己崩溃的。 我记得，在二月革命前的一个月，在我的家里坐着一个孟什维克和一个布尔什维克，都是我的老朋友，我们在一起讨论俄国革命和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可能性。 孟什维克说，这是可能的，大概要过２０年，不会再早。 而布尔什维克说，要过５０年，不会再早。 与其说布尔什维克准备了革命的转变，不如说他们利用了革命的转变。我一直感受的不仅是革命的宿命性质，而且是它的否定一切的开端。 当我们看到革命中的真理时，还需要说明这一切。在临近革命的几年里，在莫斯科举行了一些不公开的社会集会，这些集会的参加者有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分子，但已没有极端分子。 有比较中间的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比较左的立宪民主党人。Ｅ。 库斯柯娃和Ｃ。 布洛柯诺维契是中心。Ａ。 彼特列索夫有时与维拉。 查苏里奇一起出席。布尔什维克的斯科沃切夫—斯切帕诺夫不止一次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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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他后来编辑《消息报》）。我积极地参加了这些集会，有时甚至担任主席。 在我的印象中，所有这些人（都是革命学派或者反对派学说的代表）都感到处于自发的、宿命的力量的控制之下，对于这种力量他们不能按自己的意识进行控制和指导。通常，我完全感觉不到自己与这个团体能溶为一体，有时我甚至主动地说，我是歧异的和疏远的。 在二月革命期间，我也没有感觉到和任何团体的任何联系的需要。 当革命爆发时，我感到自己是异已的和不需要的。 我体验到了更大的孤独。 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在临时政府中竭力往上爬，并轻易地变成了达官，这使我十分反感。 思想的扭曲——我的生活中最受折磨的现象之一，现在在战败之后的法国我也观察到这个现象。 在二月“热爱自由的”革命中很多人已经与我发生了冲突。在１９１７年那个可怕的夏天我内在地感觉到了最糟的事情。 我参加了那时的大多数大会，在会上我一直感到非常痛苦，而且强烈地感受到布尔什维克力量在增强。 我完全意识到，革命不会停留在二月阶段，不会停留在不流血的和热爱自由的阶段。 这是如此的奇怪：在十月变革以后的苏维埃时期，我的内在感受比１９１７年夏秋时要好。当时我已经体验到内心的震动，思考事件对我的意义，开始表现出较高的积极性，读了很多的报告、讲话，写了很多东西，进行争论，在作家协会里很活跃，着手建立“自由的精神文化科学院”。
当俄国军队从前线溃败时我感到很沉重。大约我身上的传统感觉突然发生了，这种感觉与这一情况有关：我属于军人家庭，我的先辈是英雄的勋章获得者。 在一段时间里我很激动，甚至准备声援我一般是与之格格不入的旧军队的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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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们。 在这以后，我产生了大的深化过程，我体验的事件更加是精神性的。 我意识到，俄罗斯正通过布尔什维克的经验来进行体验，这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俄罗斯民族的内在命运的因素，是它的存在主义辩证法。 不能恢复到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前，所有的复辟企图都是无力的和有害的，即使是恢复二月革命的原则。 可能的仅仅是在经历了痛苦的体验之后把运动推向前进，可能的仅仅是黑格尔意义下的Ａｕｆｈｅｂｕｎｇ（扬弃）。不过，这种深化了的意识并不意味着我接受了布尔什维克的政权。 在１９１７年１０月我还在调整过于感情化而精神性不足的情绪。 不知什么缘故，我在一个短时期里被邀以社会活动家的身份成为苏维埃共和国的成员，在那个被称为“预备议会”里，我感到十分的不适应和愚蠢，我在那里看到了革命的俄国的全部色调，那里有很多的老相识，看到那些过去受迫害的、处于地下状态或侨居国外的人们在政权中起新的作用，我感到很苦恼。 我一直厌恶所有的政权。 我有好战情绪，不想和某些老相识打招呼，因此我站在了所有这些人之外。１９１８年初我写了《不平等的哲学》这本书，我并不喜欢这本书，认为它包含了很多不正确的东西，没有表述出我的真正思想。 一些人为这书本指责我，另一些人则因我“放弃”了这本书的思想而指责我。 但是，应当说，在这本充满激｜情的书里（它表现了对那些日子的强烈反动）
，我仍然忠实于自己对自由的热爱。 现在我依然这样想，平等是形而上学的空泛的思想，社会主义应当建立在每一个人的价值的基础上，而不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我素来了解布尔什维克的道德变态，对我来说，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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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从美学与伦理学上是不能接受的。 在苏维埃共产主义制度下我生活了５年，在这整整５年之中我了解了道德之不可调和性。 可以说，在过了这困难的５年之后我一直没有改变自己。 我甚至珍惜这些年的生活，承认它在自己生平中具有特殊的价值。我看到周围有很多人都改变了自己，再说一遍，人们的改造——我的生活中最沉重的感受之一。 我在苏维埃政权中占据显要地位的革命者中看到这种形象的更新。 我想起Ｘ。，当他还处于地下状态时我就很了解他。他是很令人喜爱的人，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特别忠于自己的理想，宽容，很令人喜欢，过着清心寡欲形式的生活。 为了逃避追捕而到处藏匿、挨锇。 在他那里出现了令人悲伤的事情。 。与。在Q B过去的年代里很了解这个人，。甚至帮助他从西伯利亚逃出Q来，而在苏维埃时期，他则不能再与他们交往了。 按。看B见他以后的话来说，他完全改变了面孔，他发胖了，表现了残忍性和傲慢态度。他作了苏维埃的官，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人民委员。 这个人的改变是惊人的，这很尖锐地提出了个性问题。 个性是变化中不变的东西，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自发力量中，最使我惊讶的是从人的早先表现到新的面孔出现的现象。 出现了某些过去了解的人的质变，出现了早先在俄罗斯民族中遇不到的全新的人物，出现了新的人类学类型，其中已经没有善良，它是模糊不清的，以往俄罗斯人的概貌成了不确定的。这些人按其表现来说是被剃得光滑的、规整的、进攻的和积极的。 他们和准备革命时的老的俄国知识分子很少相似之处。 新的人类学形式是从战争中产生的，而战争是布尔什维克的干部带来的。 对此我不止一次地写过。 从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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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民族中产生了奇怪的质变。 对我来说，这是新的和折磨人的体验。 后来，那样的质变在德国产生了，现在在法国也产生着。 我回忆在苏维埃俄国生活的年代就如同生活在非常紧张的时代。 在共产主义环境中是惊心动魄的，我甚至说，像彼岸世界一样。 俄国革命的灾难被神秘地体验着，这种体验在法国的灾难中是没有的。 从自己的方面来说存在很大的积极性，尽管它没有政治的性质。 在这个非常的时期，在人们中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侨民中是完全没有的。我和俄国或共产主义进行了不是政治的，而是精神的斗争，这是反对它的精神的斗争，反对它对精神的敌视的斗争。我完全不是赞成复辟者，我完全希望旧世界的终结，认为任何复辟都是不可能的和没有成功希望的。 我和侨民及他们的情绪是冲突的。 在俄罗斯命运问题上，我敌视所有的外国干涉者和少数外国人。 我坚信革命灾难所造成的罪过和责任首先由代表旧制度的人们来负，他们决不能成为这种灾难的裁判。 我后来意识到，２０世纪初俄国文化复兴活动要对俄国革命的反东正教仪式派的、敌视精神文化的性质负责。 俄罗斯的文化复兴运动是妨害社会利益的，是过于贵族式封闭式的。可能，最要对此负责的是历史上的基督教，没有尽到自己职责的基督教。 我把共产主义了解为关于难以实现的基督教职责的揭示。 后来这已经成为我在西方的基督教活动的基本动因之一。 对我来说，共产主义不仅是基督教的危机，而且是人道主义的危机，这是我思考的主要题目之一。 我十分集中于历史哲学问题，并且想到：时间很有利于历史诡辩论思想。法西斯主义在西方的发生证实了我的很多思想。 俄国革命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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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是俄国知识分子的终结。 革命永远是不知感恩的，俄国革命对俄国知识分子特别不知感恩，知识分子曾为它作了准备，但它却对知识分子进行迫害，把他们抛入深渊，它将所有古老的俄国文化（实质上俄国文化一直是反对俄国历史上的政权的）打入深渊。 俄国革命的经验证实了我早先已经提出的思想，自由不是大众化的，而是贵族特权。 起义的群众不关心自由，也不需要自由，他们不能忍受自由的重负。 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刻地了解这个，西方的法西斯主义运动证实了这个，他们站在“宗教裁判大法官”的旗帜下为了面包而拒绝精神自由。在俄国革命中，威力意志比自由意志更有力量，在当时欧洲共产主义中，帝国主义的因素比革命——社会的因素更有力量，与我发生的最大的冲突正好是这个帝国主义因素。
G G G在苏维埃俄国度过的那些年，在共产主义革命的自发力量中，给了我生活中最尖锐、最紧张、最大反差的感受。 我完全没有感到沮丧，我不是消极的，好像遭到意外惨祸似的，我在精神上是积极的。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