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美学上动人的孤立无援和口齿不清，他完全不像一个作家。 他的托马斯主义的排他性和躁狂性较少。 还是在我们的国际教会会议上他就和拉别托尼尔搞得很不愉快很冷漠（拉别托尼尔力求脱离正统的托马斯主义者，不能忍受托马斯主义）。
我喜欢与拉别托尼尔交谈，常常比同意马利丹更多地同意他，对他给予很高的评价。 但是，他敌视托马斯。 阿奎那，采取了几乎是狂躁的形式，而不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去读他的作品。 这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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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的年代１８２
我很不高兴，正像在我们的集会上和拉别托尼尔谈论多米尼加人日尔（他把自己描绘成教会大公）一样。我带头建议座谈更加隐秘性质的课题，这些课题与其说是神学的和教会的，不如说是与精神生活相联系的神秘主义的。 我建议马利丹在我那里进行这种讨论，他很高兴地同意了，并且着手组织这种集会的法国部分，但他提出一个条件：没有新教徒参加。 这是隐秘的交谈，它展现出神秘主义者的研究，进行得很成功，引起了很大的兴趣。 这些会议上出现了新的人，他们在过去的国际教会会议上没出现过。 首先应指出的是沙尔。 杜。 鲍斯和格布利尔。 马赛尔①，还有马西尼奥，神智学神秘主义专家；日尔松，著名的中世纪哲学专家。 讨论在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尽管意见并不一致。 我在关于神秘主义的报告中，讲了很多关于Ｊ。伯麦和安戈鲁斯。西列祖斯的话，这使我很难为情。参加会议的天主教神甫，天主教研究所的教授对自己的邻座说：“看来这里出现了异端。”
我感到我有时使马利丹难堪。他用我的某些见解来检验他对我的感觉。 有时作为主席的杜。 鲍斯一投入谈话就带出固有的浅薄。 不久前他还作为天主教徒出现。 他首先是个文学型的人，他通过文学并且在文学中提出精神的课题。 格布利尔。 马赛尔是新的Ｃｏｎｖｅｒｔｉ（改宗者）
，他是哲学家和剧作
①马赛尔（ＧａｂｒｉｅｌＨｏｎｏｒｅ
Ｍａｒｃｅｌ，１８９—１９７３）
，法国哲学家、剧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天主教存在主义的先驱。他把生活的真实世界（存在）
同“所有”的非真实世界相对立。 把“神秘”
（直观理解）同“问题”
（理性认识）相对立。 其剧作的基础是宗教和道德冲突（《四分五裂的世界》）
，１９３；《渴望》，１９３８；《罗马不再在罗马了》，１９５１）。——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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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但他的哲学比起马利丹来，完全是另一种类型。 他是存在主义哲学在法国的代表。 在涉及到神学和教义问题时，他也感到自己是孤立无援的，后来在纯哲学集会上我高度评价了作为交谈者的他。经常出席我们集会的还有帕日。 杰伯爵、菲麦、捷尔曼根、穆尼叶（后来是《圣灵》的编辑）
，还有其他的思想界人物。 这些人是那个时代法国天主教的精英。 从一方面说，我一直保留着这些会议的美好记忆，同时我又为在３年之后这些会议的中断而痛心。 当我后来遇见会议的参加者时，他们也为会议的中断而遗憾。 但从另一方面说，在和他们的密切交往中，虽然他们对我很亲近，我却依然感到孤独。 所有的人都不能告诉人们：他们所领会的最主要的东西是什么。 在生活中我并不因我所主张的和所遵循的东西而自命不凡，然而我很希望人们能懂得我，能发现我的课题，并承认它的意义。 但要达到这点是困难的。 事情经常这样地发展：人们带着好感和关心接近我，力图与我建立友谊，后来他们很快就发现，我与他们是格格不入的，我是另一个世界的人。 我没有立刻完全地暴露自己，或者只在与敌人斗争的直接形式中暴露自己，因此在我与人们或整个派别的交往中，一直都使我处于受折磨的状态，经常感到痛苦。 我不会使我的中心题目得到同情。 人们常常发现，我虽然一直准备着充实自己的知识，但仿佛不需要他们，甚至连谁都不需要。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需要和人们交往，希望和人们亲近。我是孤独的人，但并不想与世隔绝。我出席很多的国际代表大会，特别是大学生基督教联合会举办的代表大会，到处作报告，不举行代表大会时，在不同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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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的年代３８２
家里作报告是常有的事。
作报告对我是很轻易的事，我能几乎作即兴创作。
我去过欧洲的很多国家，观察到不同民族的思潮和思维成果。 我在英国、德国、奥地利、瑞士、荷兰、比利时、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作报告，这些国家中有几个在欧洲地图上已经不存在了。旅行，特别是从家里出来，对我一直是很费力的，我烦躁，尽管我从小就常常到国外去。在火车站上我几乎非常担心，就像在海关上一样，尽管我一直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我甚至何时都不顾行李。 同时，旅行一直激化我的生命感，在去国外时使我的感觉仿佛成了超验的。在国外的日子则更是意味着超验的。我不喜欢离开家，但是喜欢到达新的地方。 新的地方使我对习惯了的地方的依赖性减少了，并为我的理想打开了更大的空间。 在观察欧洲不同的民族性时，我在所有国家都遇到了令人喜欢的人们。 不过令我惊奇、反感与愤概的是欧洲到处弥漫着民族主义，对自己所有民族性的自我吹嘘，并且赋予自己以中心的意义，我听到匈牙利人和爱沙尼亚人讲匈牙利和爱沙尼亚的伟大而独特的使命。民族的自我夸耀与吹嘘的反面则是对其他民族，特别是对邻居的敌视。 欧洲的状态是极不健康的，大千世界正为新的灾祸进行准备。 不过，民族主义之猖獗有其深刻的原因。 民族性暂时代替了上帝。 我对民族主义极为讨厌，因为它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愚蠢可笑的。 因为它是个体的自我中心主义。当索洛维约夫写作《俄罗斯的民族问题》时，我的思想与他的思想是相类似的，我把这种思想和全世界大多数人的意见溶合在一起。 有机的普遍主义是我所固有的，这种普遍主义和我的人格主义相关。 这种普遍主义是与爱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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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人民性完全结合在一起的。 只有在我这里，对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的热烈的爱才发展起来。 我否定地对待国际主义这个词，如同对待任何以“”打头的词（如国际社会主‘ S K S M义）一样。 国际主义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它否定个体的阶段。 但是，从反对给欧洲以覆灭威胁的民族主义暴力的抗议精神出发，我甚至准备保卫国际主义。 在国际主义中存在着被扭曲了的普遍主义真理。 顺便说说，在历史的现在时刻，民族主义联盟几乎到处都变成自己国家的代表，变成右的国际主义，我属于这样一类比较少的人：我认为所有的外国人同样都是人，正如自己的同胞一样。 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对所有的人的态度我不按民族性作任何区分。 对民族形式我可能有好感或没有好感，但这不决定我对个别的人的态度。 我讨厌的仅仅是民族的自命不凡，民族的排他性，最讨厌的是在俄国人身上。反犹太人运动引起我最强烈的反对①，
①在柏林，Ｈ。Ａ。（即尼。 亚。 别尔嘉耶夫——译注）
感到反犹太主义浪潮在升温，他写文章保护犹太人，在后来的日子里，他开始收到匿名信，信中充满了粗野的骂人的话，并且责问他从犹太人那里得到多少小银币。在巴黎，Ｈ。Ａ。（不记得精确的年代）
继续保护犹太人。大厅里挤满了人，在结束他的报告时，一个年轻人开始以粗野的和尖锐的方式反驳Ｈ。Ａ。，攻击犹太人，并且引证大约是《犹太复国主义先哲的手记》的思想，他的发言被和他的思想一致的群体的发疯般掌声所打断。 当Ｈ。Ａ。开始回答他的时候，嘘声、口哨声和叫喊声响成一片，打断了他的讲话。 我坐在第一排并且看到，Ｈ。Ａ。脸色苍白，我感到他因可怕的愤怒和毫无准备而激动，我不止一次地参加出现这种场面的会，在他的愤怒中有着不可抗拒的力量，他大声地斥责道：“立即离开大厅，这里不是俄罗斯人的茶馆。”
那个年轻人很窘，与他周围的同伙默默地离开了大厅，——Ｅ。Ｐ。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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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的年代５８２
我最不能接受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但我自己是热爱俄罗斯的，我有炽烈的爱，并且相信俄罗斯人民的伟大的普世主义的使命。 我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爱国主义者。 我同样反对欧洲主义的自命不凡和自我肯定而保卫俄罗斯的东方。在欧洲，民族主义最令我吃惊，我期望的是我们时代的普遍主义性质。我很少遇到能够具有高于时代和历史事件的意识的人。通常，意识都被空间的地方性所抑制。和法国及外国团体的交往中，最有意思的是在Ｐｏｎｔｉｇｎｙ度过的１０天。 正是在Ｐｏｎｔｉｇｎｙ我最好地了解了法兰西文化的模式及法国的生活方式。 我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观察法国人。Ｐｏｎｔｉｇｎｙ——这是庄园，它属于代日尔金。 代日尔金是这个时代最杰出的法国人之一，他死于１９４０年，当时他有８０岁。Ｐｏｎｔｉｇｎｙ的主要房子是旧的修道院改造的，原来的修道院是由贝尔纳德奠基的，在那里保留着过去的大厅，我们在会客的餐厅吃饭，会客室是代日尔金的大图书馆，旧的修道院用现代建筑加以改造，没有现代建筑也就不可能在那里生活。２５年来，每一年的８月份，在ＰｏｎHｔｉｇｎｙ举行三个报告会，这些会上聚集了法国知识界的精英。但是报告会带有国际性质，几乎所有国家的知识分子都来到这个会上：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美国人、瑞士人、荷兰人、瑞典人、日本人。 在最后几年，由于明显的原因，德国人几乎不出现了，虽然早些时候有Ｍ。 舍勒、库尔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