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积极的；不是温柔——幻想式的，而是强硬——侵略性的，我甚至过于清醒而现实地接受周围世界，但它对我仍是遥远的，不能融合的。 后来，我自觉地从哲学上思考了异化的产生，人的本性的存在性的产生，并在其中看到了奴役制的根源。 我始终处于异化与外倾性的矛盾之中，我想留在自己的世界里，而不把它抛到外面。 我感到自己的本质不是“这个世界”所产生的，也不适应“这个世界”。
我并不认为自己比扎根于这个世界的人们更好，有时则想我比他们更坏。 我痛苦地感到与环境、所有的集团、所有的学派、所有的党派格格不入。 任何时候我也不同意把自己归入任何类别之中。 我没感到自己处于人的生活的一般平均状态。 我的这种异己感（它有时给我带来真正的灾难）是由人们所有的汇聚，生活的全部存在所引起的。 我与自己也有很多异己之处。 实际上，即使当我在生活中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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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状态时，我也是不满足的。 不过，异己性任何时候也不是不关心，在我这里，漠不关心的状态甚至太少了一些，比起消极的人来，我更是一个积极的人。 但我是很少社会化的人，按生活的感受来说，我甚至是一个反社会的人。 按性质来说，我是住在带升降桥和射击孔的自己城堡里的封建主，但同时我又是一个社会的人，喜爱人们的社会，和人们有许多交往，碰撞使我的思想活跃起来，敏锐起来。 我一直是个爱争论者。 我所具有的那些矛盾在人们中引起了对我的错误意见，我经常听到关于我的反映，这些反映使我惊讶得不敢相信。 在外表上我过多地表现得不是我实际上的样子，我戴上了假面具，这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世界。 当我从很积极地参加人们的集会到一定程度的疏远，再到一定程度的排斥时，我不知道人们的感受是怎样的。 我的极端的隐秘性和矜持使人们产生了对我的错误看法。 正是在社会中，在与人们的交往中我感到了最大的孤独。 人们中的单个人通常是做个别的旁观，而非社会性的观察。 但是，我把孤独与社会性（不应当把它和本性的社会化混为一谈）结合起来了，我认为我的情况是最艰难的，这是特殊的孤独。 社会结构问题引起我强烈的感情，现在依然如此。 同时，所有的社会结构又都是与我异己的和疏远的。 在我年轻时参加的马克思主义小组里，我是很积极的，听报告，争论，进行宣传。 但我一直像是从另一世界来的，并要到另一个世界去。 在我的灵魂深处，一直没有进入现实性之中。 世界环境对我是歧异的，我企图建立像家属那样亲切的环境，但很少成功。 在我身上没有任何来自“社会中坚”
，来自有威望的人们，来自基础的保护者（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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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自我认识
使是自由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的东西。有两种基本类型的人——与世界环境处于和谐关系的类型和与世界环境处于不协调关系的类型。我属于第二种类型。我经常为“我”与“非我”之间的不协调感到苦恼，为自己根本的不和谐性苦恼。 由于我的不露心境的隐秘性和我的能力都有与我内在的东西不适合的外在形式，所以在大多数场合所引起的关于我的意见都是不正确的，不论这种意见是好还是坏。 在我年轻时赏识我的人称我为“女人和上帝所宠爱的人”。这可能很遂心意，但却是对我的类型的不正确反映。这是轻松的和幸福的类型的标志，但同时我又是艰难的类型，更加苦恼地体验着生活。 强烈地感受到孤独和忧郁不会给人幸福，孤独是与不愿接受世界现实相联系的。这种不愿接受，这种矛盾大概是我来到世上时的第一声形而上学的叫喊。 当我的意识产生时，我自觉到和日常现象的深深的冲突。 不过世界的生活，人的生活在自己的特殊部分中就是日常现象，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ｄａｓ
Ｍａｎ（常人）。所有人的行为都和我发生冲突，我力图中断和日常现象世界的联系。 我的功名心和虚荣心发展得比较弱，准确地说，对此可以用我的世界异己性意识和不可能在世界里占有稳固的地位来加以解释。我一直对很多人比较冷漠，虽然我并不是冷漠的人。 人的价值可以仅凭我的实质的表面层，仅凭心灵的外表来潦草地描写，而不触及核心。有一些人喜欢我，甚至为我欢欣鼓舞，但我一直认为，“社会意见”不喜欢我。 苏维埃社会不喜欢我，还有马克思主义者不喜欢我，我国知识分子的广泛的团体不喜欢我，政治活动家不喜欢我，官方大学的哲学与科学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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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不喜欢我，文学团体不喜欢我，社会团体不喜欢我。 我经常是反对派，从而发生冲突。 我反对贵族世界，反对革命的知识分子，反对文学界，反对共产主义，反对侨民，反对法国社会。 比起男人来，我更喜欢女人，不过，这种对女人的爱使我的青年时代很忧郁。 我过于保护自己的命运，我一直欺骗所有期待于我的人，同样也欺骗了对我有所期待的思想派别，他们曾认为我会是他们的人。 我从来是那种属于自己的人，有着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志向，自己对真理的追求。这些一直以脱离客观世界为前提，这是我不好的方面，它说明我的奉献能力比较差，我在世界上一直没感到自己是完全属于谁，或属于什么。 我虽然参与这个世界，但就像是一个远方来客或一个局外人一样，和什么也不能融合，任何时候我也感受不到融合所产生的高兴和狂喜，无论宗教的融合，无论民族的融合，无论社会的融合，无论爱情的融合，都是一样，但我却多次体验到断裂和造反所产生的狂喜。 我一点也不向集体主义传染病让步，尽管它可能是好的。 我完全不知道和集体打成一片。不是存在而是自由使我进入狂喜状态，这决定了我的哲学世界观的整体类型。 但是我完全不是一个唯我主义者，我在别的方面是非常清楚地感觉到现实的。 我经常是先验的自我，我一直在研究所有的先验主义者（包括我自己在内）身上的奥秘。 我根本没有特别沉醉于自身，也不从事自我分析。 但是任何东西也不能克服我的孤独，这种孤独对我是很痛苦的。 有时孤独令我高兴，好像从异己的世界回到了亲切的世界似的。 这个亲切的世界不是我自己，而是在我之中的世界。 作出这样的理解是不轻松的，要知道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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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自我认识
自己也是异己的，令人厌恶的、可憎的，但是，比我自身更接近于我的东西还是在我之中。这是生命的最奥秘的方面。对此，奥古斯丁、巴斯卡尔都有所触及。我从童年起就有很强的使命感，我从来不知道反省我在生活中选择了怎样的道路。 还是小男孩时我就感到自己的哲学志向，我所了解的哲学志向完全不是专门学习某些知识课程，完成学位论文，成为教授，一般地说，我从来没有任何生活职业的思想，我和所有的学院是冲突的。 我不喜欢学者阶层，不能忍受学校，认为约定的学问是偏见。 我当不好教授和院士，就如同我当不好军官或官吏、家庭中的父亲一样。一般地说，我在生活中扮演任何角色都是做不好的。 当我把自己创造为具有才能的哲学家时，我就意识到自己成了要为探索真理和揭示生活意义而献身的人。 在令人难以置信的那么小的年龄我开始读哲学书籍。 我是早熟的男孩，尽管对正规课程上学习能力差。一般地说，我一生都是不正规的人。我读叔本华、康德、黑格尔，当时我只有１４岁，我在父亲的图书馆里找到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黑格尔的《精神哲学》（《百科全书》第三部分）。所有这些促进了我的与客观世界对立的主观世界的形成，有时我觉得任何时候我也不会进入“客观的”世界。 任何一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内在世界，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他的世界是和别人的世界不同的，是另一种呈现。 但是我很难表述自己的“我”和在“我”之中的自己的世界，找不到合适的词。我一直很少对“非－我”
世界感兴趣。 我了解“非我”世界，参与其中，只是因为发现它是我的世界－“我”－之内在的组成部分。 实际上只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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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之中发现了如康德和黑格尔那样的思想世界时，我才能完全理解康德和黑格尔。 当我埋头于客体之中时，什么也不会知道；当我沉醉于主体时，我能了解一切。 可能正是由于我的这些特点，才一直被认为我学习得不好，不能理解主要的东西。 我一向不能表述自己最主要的东西。 这特别和我的隐秘性有关。 自己的思想我还能表述，在任何场合我都力图表述，但是自己的感觉我一直不会表达。 我的干巴巴可能是为了自卫，为了保护自己的世界。 感觉的表达则和腼腆纠缠在一起（正是腼腆而非羞涩）。
我从来很难和人进行隐密的谈话，很难进行两个人的谈话，而在集会上，在多数人中讲话则特别的轻松。 单独一个人时最暴露我的孤独，我的隐秘性便生效了。因此我常常使人产生我是反对抒情的人的印象。但是，内在的，不表现出来的抒情主义我是有的，我有强烈的激｜情和同情心。 由于和人们交往我成了冷漠的。 纪德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他很难受地克制自己的激｜情，但是在其他人中他的激｜情现象会冷静下来。 在更高水平上，关于我也可以这么说，我也是很难受地克制自己的激｜情，有时我觉得无论谁我都不需要。 当然，这在形而上学上和道德上都是不正确的，但在心理上我体验着这个。 实际上，我也需要亲人，并且对他们负有很多义务。 从我对“非我”世界的关系，对社会环境，对生活中遇到的人们的关系来说，�